八百壮士谢晋元的妻子:被蒋介石宋美龄接见,没拿到一分困难补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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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生牵了你的手,已无路可回头。

——题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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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百壮士谢晋元的妻子:被蒋介石宋美龄接见,没拿到一分困难补助


01.


像一撮泥土,落入大地,就再也看不见,就再也找不回来了。

现在,人们一想到英雄,总会想到悲壮二字。其实,这悲壮的后面是让人无尽的心痛。

这心痛总和悲壮紧紧相连,但很多的时候,人们感受到的往往是悲壮。

位于上海市静安区光复路1号的四行仓库抗战纪念馆,还有钢筋水泥的弹痕。

钢筋心痛、钢筋心痛,人更心痛。

在这心痛里,去感受那悲壮,泪雨纷飞,浸透世界。

四行仓库里的悲壮很多,当时的人们都能看到这场高处的战斗。1937年10月27日—10月31日,只有短短4天时间,壮士们以阵亡9人伤20余人,击退敌军数十次进攻,毙敌200多人。国外的媒体也报道了他们的事迹,《泰晤士报》刊文称:“八百壮士是为人道而战,为文明而战,为和平而战。”而事迹引来的是,经过这里的人们,要么弯腰鞠躬,要么脱帽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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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雄,太悲壮了。他们在那里写下298封遗书,有位叫陈树生的,脱下了白汗衫,咬破手指,给远在四川的母亲留下了8个大字——舍生取义,儿所愿也!因为四行仓库临近租界,日本人在进攻的时候不敢轻易使用重型武器,就想到了一个“绝招”:派出一组十几人小分队潜至仓库楼下,拼命挖掘墙洞,想在墙洞内安装炸药,进行爆破,从而打开突破口。陈树生身上捆满手榴弹,拉响导火索,从六楼跳下,“轰隆”一声巨响,和十几个日军同归于尽。浓烟由下而上,团长谢晋元看到后流泪了,心想,有这样的勇士在,阵地不会丢,国家不会亡。而谢团长写给妻子家书亦是字字血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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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元决心殉国,誓不轻易撤退,亦不作片刻偷生之计……”

就这样,英雄的悲壮和母亲妻儿的心痛连在了一起。

今天,人们已不知陈树生的母亲看到那8个字是一种怎样的心痛,陈树生走的时候只有21岁,少年的英雄再也回不来了。谢晋元也一样,他悲壮的背后是妻子凌维诚在心痛里的奋斗与生存,就是那撮泥土,和英雄一样亦能让人弯腰鞠躬、脱帽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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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生命若静开如莲,岁月都能芬芳一路,洁白如藕。爱情不是前世被安排下来的,所以,一定是两颗心今生的相遇、承诺、互补与奏鸣。1937年10月31日,谢晋元和八百壮士进入租界后,即被英军缴械并羁禁于胶州路一处空地上,四周围以铁丝网,从此与外界隔绝。所以,直到今天,人们都把这英雄的壮士部队称为“孤军”,把他们最后落脚的地方叫“孤军营”。

4天奋战,“孤军营”困守4年,谢晋元在日记中写道:“孤军营在租界内几乎与‘俘虏营’无异,自由受到限制,生活也非常艰苦。”但他依旧积极乐观,严格治军,每天早操前还坚持升国旗仪式。这时候,爱情呢?它如花,盛开在从上海孤军营到广东蕉岭的漫漫长路上,开在谢晋元和凌维诚的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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凌维诚,上海人,1907年出生于上海徐家汇的一个商人家庭,姐妹三个,她是老二。1924年毕业于务本女中(今上海市第二中学),1927年毕业于上海东南体专音乐专业,擅长演奏乐器和唱歌。

都说,好男不当兵,好女不嫁丁。此语从宋王朝赵匡胤发动陈桥兵变,黄袍加身的那一刻就注定要流行了。但在一个英雄的国度,事实会注定一切与之相反。

谢晋元与凌维城1927年在一次婚礼上结识,当时两人分别是伴郎和伴娘。尽管凌母对在战争年代嫁给军人表示担忧,凌维诚还是不顾反对,与谢晋元相恋。后来,谢晋元在汉口医院养伤,凌维诚前来探望,两人感情日渐加深,1929年9月,在汉口大华饭店结婚。

1936年初,淞沪警备司令张治中分批派遣营长以上的军官,化装成便衣秘密前往上海侦察地形。谢晋元时任88师师部中校参谋,被分在了第二批侦察小组,对北四川路底的日本海军陆战队司令部周围地形进行侦察。眼看大战将至,谢晋元萌生了把妻儿送到广东蕉岭乡下的念头。

他们的孩子谢继民在后来是这样记述这段历史的:

“这是个非常重大而突然的人生转折,母亲的亲戚朋友无一赞同。即使没有父亲,靠娘家的支持母亲也能养活自己和子女。我的小姨夫周兆棠也是黄埔毕业生,在政界有一定名望,他和小姨力劝我母亲跟他们去重庆。但父亲不同意,他的理由是蕉岭位于闽粤交界处,日本兵力不会打到如此偏僻的山区,所以可以保证安全;另一方面,我大伯1929年在南洋打工时因病去世,姑姑们也都出嫁了,我的祖父母已年过六十,在老家无人照顾,父亲实在放心不下。母亲十分体谅父亲想要尽孝的心情,不顾众人反对,毅然答应了他的请求。”[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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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谢晋元已是4个孩子的父亲,长女谢雪芬,次女谢兰芬,三子谢幼民,四子谢继民还没有出生。分别的时候,谢晋元对凌维诚说:“日寇侵华的野心不死,中日之战就要爆发。这场战争将会非常残酷,把你们留在这穷乡僻壤,实在是不得已的事。”又说:“肚子里的孩子生下来,如是男孩就叫‘继民’,让他继承先辈的优良品格……等到抗战胜利,再接你和孩子们回去。”

上海小姐脱去旗袍跃入农田,弹琴的手被用来做粗笨的农活,本来也可以唱歌的嗓子只能变作默默的思念。多年以后,凌维诚问自己的孩子:“那些年我们是怎么过来的?”孩子们反问母亲:“那些年您是怎么过来的?”那些年,谢家有8口人,年迈的二老,凌维诚,4个孩子,还有一个孩子是大伯的女儿谢孟招,大伯外出打工去世,伯母出走。

8口人只有一个劳力,还是个女人,从十指不沾灰,到双手长满粗茧,凌维诚种地、插秧、浇水、施肥、耕耘、收获……没有了高跟鞋和首饰细软,在英雄的故乡成了一个农妇。

谢家的孩子被留在家里,他们渴了自己去舀水喝,他们饿了自己夹点咸菜就饭吃。

凌维诚每天都早早地出去,很晚地回来。如果有什么还能帮了她的话,那就是谢晋元偶然寄回家的一点儿钱,但那远远糊不了8个人的口。凌维诚也便只能在农田里没完没了地奋斗,支撑她的也许只能是那两个字——爱情——今生牵了你的手,已无路可回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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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艰苦的等待等到的却是丈夫被害的消息。

1941年4月24日晨5时,谢晋元按例率官兵早操,看到郝鼎诚、龙耀亮、张文清、张国顺等4人鬼鬼祟祟迟来,上前询问原因。不想,这4个人被汪伪收买为汉奸,露出青面獠牙的嘴脸蜂拥而上,用预先准备好的匕首及铁镐等凶器,猛刺谢晋元的胸部及左太阳穴。终使英雄多处重伤,流血不止,于当日6时许悲壮长逝,年仅37岁。[2]

灵堂被设在了分设在了上海和蕉岭,上海前往吊唁者达30万人,途为之塞[3];蕉岭除了乡亲的吊唁,更多是一个女人的精神崩溃和坍塌人生。似乎,她曾想一走了之,“但她终究还是无法撇下年近七旬的公公和嗷嗷待哺的幼女稚儿,只得泪往肚里流,重新振作精神,继续以柔弱的身躯支撑这个残破的家庭。真是死者易而生者难也”[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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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

1941年夏天,凌维诚辗转5省来到重庆,蒋介石亲自接见了她。在了解到凌维诚的生活情况,蒋介石说:“现在抗战期间,国家困难,等抗战胜利后,国家定会照顾你们的!”宋美龄则拉着凌维诚的手,用上海话说:“维诚啊,侬放心,国家勿会忘记侬的。今后可以每年来重庆一趟,搭侬一道讲讲。”[1]

期间,凌维诚出席了妇女界为她召开的茶话会,第一次详尽地听到丈夫和八百壮士英勇杀敌的事迹,还观看了根据这段故事拍摄的电影《八百壮士》(作者注:1938年,香港片商火速拍成《八百壮士》,成为抗战年代最经典宣传片)。凌维诚一边看一边抹眼泪,在为自己的丈夫感到自豪的同时,她在心中默默立誓:等将来有一天,我会把孩子带到你的坟前,告诉你,他们长大了!

回家,回丈夫的老家,凌维诚用分得国民政府特别抚恤金5万元的一半,她用这些钱买了3亩地,自己耕作,维持一家8口的生活。奋斗依然在农田里,上海小姐的“农妇”身份被坐实了,其时,没有了丈夫,丈夫却说:“老亲之慰奉,儿女之教养,家务一切之措施,劳卿担负全责……”[3]也曾有诗:“勇敢杀敌八百兵,抗敌豪情以诗鸣;谁怜爱国千行泪,说到倭奴气不平。”因此,她的心中有了一个光明的前景——抗战胜利的那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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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9月,凌维诚终于等到了这一天。这时,她觉得应去上海看看丈夫了,卖掉一部分农田,凑盘缠,带上孩子,动身的时候已是第二年春天。从家乡乘一条小船到汕头,为的是省钱,从汕头到上海要坐轮船,但兜里的钱却不够了。好心的汕头乡亲去找轮船公司的人说情:“这是谢晋元将军遗属,能不能照顾照顾……”轮船公司的人被感动了,答应船上的食宿费用全免,但船要大约一个月出发。一个女人带着4个孩子去哪里呢?汕头乡亲一个个拉着烈士的遗属要他们去自己的家里。

这一回,走走停停,凌维诚花了一个月多的时间,但这一来一回,她却花了人生的十年。

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

在谢将军的坟前,凌维诚让孩子们跪了下来,16岁的大女儿雪芬,14岁的二女儿兰芬,她们还能记得父亲的形象,12岁的幼民对父亲还是一个非常模糊的概念,看着妈妈哭、姐姐哭,自己也便跟着哭了。10岁的小儿子继民,从未见过父亲的面,而父亲此刻就是站在他面前的一尊塑像,他哭着叫了那塑像“爸爸”。这是他人生中第一次叫出这两个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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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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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事先登了报,很快就有八百壮士中的人找上门来,把凌维诚母子接到吴淞路466号。虽然被安顿了下来,但当时还有数十名八百壮士流落街头,凌维诚说:“你们的团长走了,我得把他留下的担子挑起来。”为了给这些人找一条更好的活路,她带着儿子幼民去了趟南京,想找委员长,但并没找到。宋美龄接见了她,答应将情况转呈蒋介石,但后来就没了回音。

又面临起生计的问题,凌维诚带着在上海的八百壮士卖“孤军牌”毛巾、袜子、肥皂,还托丈夫生前的一些关系为一些八百壮士寻找工作,让他们的生活渐渐有了着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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凌维诚给上海市长陈毅写信,陈毅很重视,上海市人民政府发出秘四字第589号指令指出:“谢晋元参加抗日,为国捐躯,其遗属应予照顾,吴淞路466号房屋一栋及墓地一段,悉仍拨归凌维诚居住使用,一般费用酌予减免。”[4-5]凌维诚和部分孤军的生活得到了相应的照顾,凌维诚被安排到幼儿园工作,1957年担任虹口区政协委员,终于过上了安定的生活。1991年1月,这位老人平静地走了,享年84岁。在宋园,和谢将军永远地“走”到了一起。他们的4个子女,除幼民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去世外,其余均健康成长,尤其是继民参阅大量相关资料,经数年时间写成《我的父亲谢晋元将军》一书,把英雄的故事讲述给了更多的后来人。

英雄身后是英雄。凌维诚就是谢将军身后的女英雄。在回到上海的那一年、在谢将军的坟前,凌维诚曾经扑倒在地,就像扑入丈夫的怀抱,失声痛哭,那是这位坚强女性在那十年中的第一次流泪。因为爱情,在那个苦难的年代,她无路可逃、无路可退,而社会总得给英雄们更好的结局。也许,在宋园的凌维诚老人已把这一切悄悄告诉谢将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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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母亲凌维诚:从上海小姐到谢晋元夫人》,档案春秋,谢继民口述,张晶晶采访整理;

[2]《谢晋元孤军营》上海市地方志办公室,区县志;

[3]《上海市杨浦区档案馆获赠谢晋元将军追悼大会照片》,中国档案网;

[4] 《谢晋元家书》,上海新闻网;

[5] 《抗日名将谢晋元之子:父亲和“八百壮士”的最终结局》,人民网;《采访谢晋元夫人凌维诚老人前后》,上海市人民政府侨务网。


本文图片来源于网络,部分为东游龙摄,感谢原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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