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道战嘿地道战，埋伏下神兵千百万……”1966年元旦，八一电影制片厂附近的一个村庄里，村民们各自在家吃完饭后，就匆忙带着自家的木板凳赶到了村口空地上，一群人聚精会神等待着制片厂放映员带来的惊喜——刚拍摄完毕的抗战片《地道战》。大人们兴高采烈地讨论着剧情，孩子们则成群结伴，一边唱着《地道战》一边争论着谁来演高队长，谁去演小鬼子，不一会儿就追逐打闹起来，前来考察的八一电影制片厂副厂长胡介民看着这番景象，知道这部影片要成功了。其实他对这片子的质量并不担心，毕竟从故事片《冲破黎明前的黑暗》开始，八一制片厂凭借《永不消逝的电波》、《林海雪原》等多部经典电影，已经牢牢抓住了百姓们的心。时至今日，银幕上那颗光芒四射的红星，已经成为了一个时代的记忆。初生
提起八一电影制片厂，离不开一个人——胡介民。胡介民原名胡锤洋，和那个时代的大多数青年学生一样，在目睹民族危亡、山河破碎之后，他毅然弃笔走出校园，奔赴延安参加革命。作为部队里稀缺的“文化人”，胡介民被安排负责各项宣传工作，不过这段经历让他有些许遗憾，毕竟年轻气盛的他一心想的，是“真刀真枪”地和敌人干上一仗。抱着“怎么都是干革命”的想法，胡介民全身心投入到了政治宣传工作上，没想到这一干就是12年。解放后，胡介民拖着在战斗中因冻伤致残的双腿前往南京报到，从此开始了他与电影的不解之缘。建国初期，我国的电影事业远远没有普及，但中央早已认识到电影对思想的重要性。1950年，中央在南京开办了电影放映班，调胡介民任副主任，同样是学生参军的白大方任主任。毕竟在那个年代，别说会拍电影，看过电影也是极为稀有的。放映班结业后，中央组建了600支放映队伍，而在这之前，整个大陆的放映队加起来才100支。这之后，白大方成了中央电影局电影学校的校长，而胡介民则接受了一个重要的任务——去北京筹备解放军电影制片厂，这是一家独一无二的军队电影制片厂。作为军人，胡介民也非常清楚电影宣传在军队中的重要性，和当年出校门一样，他二话不说就奔赴了北京。不过现实是残酷的，当时整个中国的电影人才和设备都极度稀缺，解放军制片厂可以说是白手起家，除了不缺想法，什么都缺。
但这并没有难倒胡介民这一众“初创团队”。没厂？那就建！在广安门外莲花池畔的三百亩高粱地上，制片厂第一座建筑物拔地而起。没人？那就找！在得知华东军大毕业的冀志枫在美国学习过电影剪辑，胡介民厚着老脸亲自登门，硬生生从上海电影制片厂的手上把人抢了过来。在从“0”到“1”的建设过程中，胡介民还和厂长陈播一起，组织十余名同志到北影厂学习，拉着夏国瑛等几个少数学过电影的留学生给大家开训练班，1952年又组团到原捷克斯洛伐克电影制片厂学习，总算是拉起了一个班子。
在多方努力下，1952年8月1日，解放军电影制片厂正式成立，陈播任厂长，胡介民任副厂长。1956年1月，解放军电影制片厂改名为八一电影制片厂，开始了属于红星的传奇。之后三十余年里，八一电影制片厂更换了数任厂长，唯独胡介民，直到1984年退休，一直坚守在那里。冲破黎明前的黑暗1952年春，在各项条件都不成熟的情况下，八一电影厂连同东北电影制片厂合作拍摄了第一部军事教学片《河川进攻》。拍摄者是中国第一个女导演王苹，也是中国电影史上的传奇之一。王苹原名王光珍，出身于知识分子家庭，自小喜欢话剧表演，在担任小学教师的同时，王光珍也利用工作之余参与演出。
王苹演《娜拉》剧照谁曾想，国民政府教育部竟以“一个戏子岂能为人之师”的荒唐理由解聘了王光珍，她索性以“王苹”为艺名，全身心投入到艺术工作中。八一厂成立后，王苹从东北电影制片厂调到八一厂，面对连生产车间都还没兴建完毕的艰苦条件，王苹和其他人一合计，将办公楼底层改建成了洗印车间，把食堂的一半改成了录音棚，而宿舍楼上的一半则成为了剪辑车间，就这样开始了电影的制作。最初，八一厂主要拍摄的是军教片和纪录片，春天拍完《河川进攻》，冬天八一厂的剧组人员就奔赴抗美援朝前线拍摄纪录片，但是在厂长陈播看来这并不够，“八一厂不应该只拍军教片和纪录片，八一厂的电影应该也放给群众看。”因此，陈播和导演严寄洲商量着，尝试拍摄了一部短故事片《脚印》。电影刚拍好，陈播就抱着原片找到了电影局的苏联顾问茹拉夫廖夫，被精通镜头运用的俄国友人批评“根本不懂蒙太奇”。对此，他也不生气，反而拉着对方求学，铁了心要搞故事片。几年后，他终于等到了机会。
1954年夏，总政治部向八一厂下达了拍摄故事片的任务，八一厂立即行动起来，于1955年4月将著名话剧《冲破黎明前的黑暗》搬上了大银幕，导演正是王苹。在《冲破黎明前的黑暗》大获成功之后，八一厂再接再厉，接连推出了《永不消逝的电波》、《回民支队》等多部经典作品，包括当初被俄国友人批评“不懂蒙太奇”的严寄洲导演也拿出了备受好评的《英雄虎胆》。在动乱前的十七年里，八一厂在保证产出优质军教片、纪录片的同时，拍摄了近70部优秀的故事片，伴随着影片中一个个经典的形象，那颗闪闪的红星，成了那个时代人永不磨灭的记忆。闪闪红星放光芒10年动乱中，八一厂的艺术工作者们遭受到了不公平的对待，在来自60军的彭勃主任的抗争下，直到1970后，八一厂才开始恢复拍摄，并进行了《巴顿》、《侠盗罗宾汉》等外国影片的译制。
1972年，小说《闪闪的红星》在中央人民广播电视台连续广播，一下子传遍了全国。曾担任《红灯记》、《红色娘子军》等影片摄制工作的张冬凉听见了，把它推荐给了彭勃：“我看这部小说基础比较好，不知能不能上？”因为题材受限的原因，此时的八一厂已经有近7年没有出品过故事片了，彭勃也苦于管着诺大一个厂无所作为，当即拍板，转头就找上了总政。1973年下半年，八一厂开始筹拍《闪闪的红星》，由拍摄过《农奴》的导演李俊和《英雄坦克手》的导演李昂共同执导。在最初的剧本中，存在三个不同年龄段的“潘冬子”，因此剧组也需要寻找到三个不同年龄段的少儿演员，但是副导演们找遍了整个北京的小学，都没物色到合适的人选，拍摄一度搁置。正当众人苦恼之际，导演李俊偶尔在电视台播放的少儿演出上看到当时只有9岁的祝新运，立马决定带他来八一厂试镜，并把照片寄给了《闪闪的红星》的作者李新田，大家看了都很满意，三个年龄段的潘冬子，就被合并为了一个。而这个浓眉大眼、活泼可爱的“潘冬子”，果然受到了全国人民的喜爱，成为了全国少年们心中的偶像。十年动乱后，八一厂的艺术工作者们迅速恢复了影片的生产，连续拍摄了《归心似箭》《路漫漫》等优秀故事片，在保持曾经高水准的同时，一个大胆的想法渐渐浮现在他们脑海里。早在50年代刚建厂之初，八一厂就曾经计划拍摄过影响历史的三大战役，但限于设备落后、条件有限等各项原因，一度被搁置。改革开放后，中国电影事业迎来了新的春天，1985年3月，正值中年的萧穆带着一腔壮志雄心来到了八一厂担任厂长，他也带来了中央的最新指示：拍摄三大战役！1986年2月，八一厂在得到中央军委的正式指示后，成立了三大战役剧本创作组，萧穆在建组之初就立下了“剧本不好不拍”的原则，为此整个创作组跑南闯北，查阅了大量相关资料，采访了近300名战役参与者，还实地考察了旧战场。为了力求真实，整个剧组对剧本的要求可以说到了严苛的地步，在编写有关林彪的剧情的时候，时任军委副主席的杨尚昆就提出：“剧中要有林彪，如果不写林彪，那当年东北战场的仗是谁打的？”
1987年年底，剧本完成，由拍摄过《农奴》、《闪闪的红星》的导演李俊担任总导演，历年5年耗资1亿，动员超过13万名干部战士，终于完成了世界战争电影史上的奇迹——《大决战》三部曲，八一厂和主旋律电影，迎来了最辉煌的年代。新时代的困境和发展在经历了《大决战》、《大进军》、《大转折》等一系列主旋律电影的百花齐放后，中国电影市场走进了市场化的时代，八一厂也迎来了新的挑战。随着时代的发展和人们娱乐需求的提升，主旋律影视作品陷入了尴尬的局面，一方面是面临多样化且高水准的进口影视作品抢占市场，另一方面是主旋律作品本身存在叙事模式化、刻板化、宣教情节重的天然特点，越来越不符合人们的娱乐需求，市场日益缩水，而大量粗制滥造的“抗日神剧”更加加速了这一进程。
纵使八一厂迅速调整创作思路，借鉴好莱坞电影的创作模式，拿出了《中国霸王花》、《冲出亚马逊》等思想性、观赏性兼具的优秀影视作品，产量逐年下降、市场日益缩水的梦魇依旧环绕不去。如何拍出观众喜爱的作品，成了八一电影制片厂乃至整个主旋律市场必须解决的问题。幸好，中国电影人从不会放弃。
《士兵突击》、《集结号》……一个又一个中国导演用一部部优秀的作品探索着主旋律电影商业化的道路，2009年八一电影制片厂参与制作的“建国三部曲”也获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随着《红海行动》、《战狼》、《流浪地球》等一系列主旋律影片的大获成功，主旋律电影再度迎来了辉煌，收获了人们的喜爱，逐渐成为了票房的保证。
马上到来的建国70周年大庆期间，《攀登者》《我和我的祖国》《中国机长》三部重量级主旋律电影接连上映，也宣告了主旋律电影的“王者归来”。而八一制片厂，也完美完成了它的历史任务——2018年2月2日，八一制片厂被并入解放军文化艺术中心，改名“解放军文化艺术中心电影电视制作部”，保留原厂标继续在影片中出现。就像一名老军人一样，八一制片厂用六十余年的南征北战换来了赫赫战功，又在扶持了新一代力量成长之后，悄悄地脱下了老军帽，默默离去。剩下的，是军帽上那颗红五星，还在闪闪发光。引用资料：《闪闪的红星》诞生记《大决战》诞生记《红星闪闪放光彩——八一电影制片厂发展纪实》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