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国庆档的结束，《我和我的祖国》《中国机长》《攀登者》坐实了献礼片三甲的地位，不仅获得了高票房收入，也为主旋律电影在艺术化道路上的探索积累了成功经验。脱离节日庆典的社会语境，重新审视三部电影，电影的类型创作与审美风格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尤其是对于户外电影的《攀登者》。
类型创作的边界拓展
《攀登者》从内容定位与社会属性的角度可以称为献礼片、新主流电影（新主流大片、新主旋律电影等），但从艺术的角度可以称为冒险片、体育片或者户外电影。影片虽有冒险成分却并非主题表达的主要来源，作为体育片又缺乏必要的体育项目规则及赛制。因此，将其视为户外电影更为合适。
早在1903 年，美国登山家弗兰克·奥米斯顿·史密斯将自己攀登勃朗峰的过程拍成电影《登上勃朗峰》并公映，由此奠定了户外电影的类型雏形。20 世纪20 年代，德国导演阿诺德·范克拍摄了一系列登山题材的电影，时称高山/山地电影（Bergfilm），如《命运的山峰》《圣山》等，将这一电影类型广泛拓展。中国的户外电影创作起步较晚，近年来随着中国电影工业化体系的不断完善和分众市场逐渐形成，也创作了具有一定户外电影类型特质、叙事风格和视觉符码标识的电影，如《七十七天》《喜马拉雅天梯》《冈仁波齐》《南极之恋》等，但这些电影更多注重于户外空间的呈现和个人生命的表达，缺乏国家主流价值的嵌入，实为此类电影的一种缺憾。而《攀登者》的出现恰恰弥补了这种缺憾。
高大巍峨、直插天际的珠穆朗玛峰（下简称“珠峰”），冷彻刺骨、一望无际的皑皑白雪，无所畏惧、勇敢攀登的登山队员……无论从场景的设置还是人物的塑造，《攀登者》都可以算作户外电影。与此同时，国家赋予登山队员的使命传达出登山行为的重大意义，户外电影的类型边界也获得拓展。过去户外电影主要表达了对大自然的赞美、对个体生命的升华，《攀登者》的出现则在原有内涵的基础上增加了对国家话语的表达，实现了与主旋律的融合。
审美风格的自觉表达
户外电影的类型定位也确认了电影的审美风格，其中广阔的户外空间、精神向上的人物是必不可少的元素，《攀登者》的审美风格在拥有此两种元素的同时，也叠加了一些独特的审美元素。
首先，开篇与结尾的群鸟拼死穿越珠峰风暴的场景，更像是《2012》等灾难片的镜头写照，该场景置于影片首尾旨在隐喻主体内容的险要处境，同时在户外电影的影像风格上叠加了灾难片的审美元素；其次，在影片前半部分，叙述了队长方五洲首次登山后的失意处境，其生活过的教室、工厂，构成了登山题材中的另外景象，在户外电影中植入了后工业风格的表达，形成不同审美取向的对立统一；最后，珠峰的白雪与登山队员的红色队服形成强烈的色差，形成有力的视觉冲击力，配合影片环境的营造，诉诸于观众的审美，引发心理反应。然而，爱情片的类型模式对《攀登者》的审美表达产生了一些负面影响，以情感表达为创作基点的爱情片与户外电影的风格并不相近，人物的情感叙事处理得有些喧宾夺主，因此，影片在审美方面还有进一步提升的空间。
诸多审美风格的杂糅并没有让本片沦为审美的“四不像”。在国家主流意识对影片叙事的整体把控下，《攀登者》仍旧获得了较高的艺术价值。
民族想象的有效缝合
户外电影往往强调的是场景与精神，前者是空间意义上的，后者是生命意义上的。过去的户外电影更多地强调个体的生命意义，对集体的、国家的、民族的生命意义鲜有提及，户外电影《攀登者》同时作为献礼片使其具有了更多的民族想象，这种想象通过叙事将之有效缝合。
影片先后讲述了两次登山的经历：1960年中国登山队从珠峰北坡登顶，因没有照片记录却不被国际认可；1975年中国登山队再次从珠峰北坡登顶，在山顶挖出首次登顶埋下的五星红旗，集体合影并向全世界宣布。首次登山在于通过这一行为确立中国国际话语权——西方人做到的事情中国人也能做到，登顶行为在于证明自身的能力，显然中国人做到了。但遗憾的是第一次登顶没有被记录下来，无法获得国际的认可，并由此促使了二次登山。如果说首次登山旨在表现国家崛起的话，二次登山则被赋予了更多的意义，除却向世界证明中国人的能力，获得应有的国际话语权，还肃清了对首次登顶的质疑之声。
通过前后登山行为的叙事编排，影片有效地将观众的民族自豪感与影片的故事讲述、主题表达相统一，生发出中国人民对祖国的高度体认与无限热爱，也在户外电影的艺术表达上完成了国庆献礼的基本使命。
作为一部户外电影，《攀登者》进一步拓展了电影类型的边界，糅合了更多类型的审美风格，探索了主流意识形态的艺术化表达，为户外电影、主流电影的创作找到更多的可能。然而，对类型互斥的元素的不合理使用、过于渲染人物内心情感的表达，以及出于商业回报等考虑采取的明星策略，拉低了影片的艺术水准，这是让人感到遗憾的地方。（张义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