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根廷总统哈维尔·米莱
当地时间3月19日，阿根廷总统哈维尔·米莱迎来上台一百天的日子。
在执政期间，这位新总统已颁布了一系列紧急法令以谋求实现其“电锯式改革”，包括对国家公共部门进行大刀阔斧的裁减以减少公务员数量，“腰斩”比索汇率，降低对燃料以及运输的补贴以降低国家支出等一系列举措。在不到一百天的时间里，阿根廷已经连续两个月实现财政盈余，通货膨胀的速度有所放缓。
阿根廷托尔夸托迪特拉大学政治科学与国际研究中心主任胡安·内格里 （juan negri）向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表示，放松对经济的管制、国企私有化改革等在内的经济一揽子计划是米莱改革计划中最核心的事项。目前，降低通胀率是目前阿根廷最重要和最紧迫的事情。
然而，由于米莱阵营在立法机构不占多数席位以及未能有效控制该国任一省份的执政权，外界认为，米莱的改革之举或将面临重重挑战。
各种迹象显示，米莱的改革不仅存在较多障碍，部分政策甚至对他的民望已经产生了负面影响。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阿根廷研究中心主任郭存海分析道，“以‘政治素人’横空出世的米莱在参众两院以及地方政府缺乏坚定的支持阵营，且由于他必要的政治妥协精神，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改革政策所能发挥的效果。”
哈维尔·米莱的支持者
毁誉参半的“休克疗法”
自上任以来，米莱宣布了一系列公共支出削减计划,目标是在2023年底将公共部门支出减少到只占阿根廷国内生产总值的5%，包括削减国家燃料和交通补贴、暂停公共工程招标以及取消监管规则。
数据显示，阿根廷的通货膨胀速度有所放缓。政府统计机构“indec”3月12日公布的数据显示，按年计算，目前的通货膨胀率仍然是三十年来的最高水平，在2月达到276.2%。然而，2月的月度通胀率已放缓至13.2%，而1月和12月分别为20.6%和25.5%。
与此同时，阿根廷经济部长路易斯·卡普托在15日表示，阿根廷2月基本财政盈余为1.23万亿比索（折合人民币约104亿元），这也是该国连续第二个月实现财政盈余。此前，卡普托曾宣布阿根廷在一月份国家公共领域实现财政盈余5184.08亿比索（折合人民币44亿元），这也是12年来阿根廷首次实现财政盈余。
阿根廷托尔夸托迪特拉大学政治科学与国际研究中心主任胡安·内格里 （juan negri）向澎湃新闻表示，放松对经济的管制、国企私有化改革等在内的经济一揽子计划是米莱改革计划中最核心的事项。在他看来，米莱提出的很多措施尽管强硬，但显得“非常合理”。
“他（米莱）这样做是为了遏制通货膨胀。目前，降低通胀水平是鉴定米莱政策是否成功的标准，同时也是政府最重视的。我认为，降低通胀率是目前阿根廷最重要和最紧迫的事情。”
凯投宏观（capital economics）新兴市场经济学家金伯利·斯佩尔费希特（kimberley sperrfechter）对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表示，鉴于货币贬值往往有助于提高出口商品在全球市场的竞争力，米莱的货币贬值政策可能将有助于稳定阿根廷经济。“‘腰斩’比索汇率并逐步取消价格管制措施在目前来看可能会推高通货膨胀率，但也可能为这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带来长期稳定性。”斯佩尔费希特说道。
“近几个月阿根廷的蓝色美元（黑市美元）的价格稳定并有所下降，相比于去年一年从1美元兑300比索贬值到1美元兑1000比索的速度而言，蓝色美元的兑换值相比最高点还是下降了。”清华大学国际与地区研究院助理研究员袁梦琪对澎湃新闻表示，对于阿根廷民众而言，他们工资的实际美元价值是上升，这是一个利好消息。
尽管阿根廷已在短短两个月内实现了财政盈余，但“成本”却异常高昂。
有报道称，财政紧缩政策可能将导致阿根廷陷入更严重的经济衰退。全球金融公司协会预测，今年第一季度，阿根廷经济规模或将萎缩7.8%。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称，阿根廷今年的经济总量将缩小2.8%。
布宜诺斯艾利斯大学经济学教授马里奥·拉波波特（mario rapoport）在“the dialogue”网站分析称，米莱放松价格管制的政策可能将导致通货膨胀率翻倍，并造成能源、交通、卫生和教育等公共项目的价格上涨。有报道称，由于能源价格上涨以及政府缩减了对公共交通事业的补助政策，自1月初以来，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市的巴士最低票价已经翻了五倍，从52比索（折合人民币0.4元）涨到270比索（折合人民币2.3元）。
此外，米莱颁布的法令还包括减少工人和退休人员的收入，一定程度上将降低民众生活水平。阿根廷天主教大学社会债务观察站的报告则显示，该国的贫困率飙升至57.4%，这也是20年来的最高水平。路透社12日援引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报告称，如果米莱不改变其紧缩政策，今年第一季度阿根廷儿童贫困率将从去年年底的57％上升至70.8%，儿童和青少年的赤贫率将上升至34.4％。
阿根廷总统哈维尔·米莱
“少数派”总统的困境
2023年11月，在民众寻求改变的呼声中，米莱在大选中以56%的得票率当选为总统。然而，米莱领导下的极右翼政党“自由前进党”在中央和地方仍属少数派，该国绝大多数地方省份仍由中左翼和中右翼执政联盟把持，其改革的道路注定不会平坦。正如南加州大学政治学与国际关系系教授卡罗尔·怀斯(carol wise)所言，“米莱的当选并非是‘新鲜的事情’，而假设他的改革缺乏健全的经济和政治体制改革，失败是必然的”。
目前，阿根廷中左翼政党“团结为祖国”和中右翼政党“变革联盟”两大传统政治力量基本控制了参众两院，而“自由前进党”在众议院257个席位中仅拥有38个席位，在参议院72个席位中仅拥有7个席位。值得一提的是，阿根廷为联邦制政体，联邦政府无法干涉地方政府的行政权。在两大执政联盟几乎垄断所有省份执政权的前提下，执政党对地方政府的影响力微乎其微。
自米莱政府颁布一系列改革法案以来，无论是在立法层面还是地方层面，改革的进展始终较为缓慢。据路透社报道，当地时间3月14日，参议院以42票反对、 25票赞成以及4票弃权的结果否决了关于放松经济管制的全面紧急法令。该法案计划修改或取消了300多项影响住房租赁市场、食品零售商、航空旅行、土地所有权等方面的法规。这也是继2月6日综合改革法案(ley Ómnibus)在逐条审查过程中遭众议院反对后，米莱政府在立法推进改革的第二次失败。
与此同时，在米莱上台后，阿根廷联邦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关系日趋紧张。2月24日，在米莱宣布联邦政府将削减向地方提供的财政补贴后，阿根廷主要石油生产省发出削减能源供应的警告。位于阿根廷南部的丘布特省省长伊格纳西奥·托雷斯与巴塔哥尼亚省等其他五个省份的省长宣布，如果经济部不向丘布特省提供财政补助，丘布特省将暂停提供石油和天然气。
有分析认为，米莱与其他国家的“局外人”政客非常类似，他的上位得益于直言不讳地抨击了阿根廷的诸多积弊，点名“罪魁祸首”和提出直截了当的解决方案。然而，执政毕竟不同于竞选，米莱在国会以及地方的“少数派”现状将迫使他在执政上严重依赖前总统马克里领导下的中右翼在野势力，收回部分激进立场以寻求与传统政治力量达成共识。
在经济改革进程已遇多重阻力的情况下，米莱很可能将政治改革提上日程，这也加深了外界对阿根廷可能陷入政治动荡的担忧。“保护民主”组织的分析师格兰特·都铎（grant tudor）在《外交政策》的一篇文章中分析称，米莱在综合法案中以“公共紧急状态”为“幌子”，希望扩大总统的行政权力，使政府在重大议题能够绕过国会。同时，米莱在法案中还提出改变本国的选举制度，以美国目前正在沿用的“赢家通吃”制度取代阿根廷的“比例代表制”，借此增强自己在国会的政治力量。
郭存海表示，米莱之所以想要改革选举制度，不仅是为了加强自身党派的力量，还包括加强小党在国会中的力量。然而，实现选举制度改革的可能性微乎其微，紧急政令和综合改革法案遭到抵制便是最好的证明。
“米莱改革计划的核心内容实际上已经支离破碎。他面临的阻力不但是国会，还可能是他赖以仰仗的民意。历任阿根廷总统上台初期的民意支持率一般会呈现上升趋势，但米莱在上任不到一百天内，民意支持率已经有下降的趋势，这在以往都是比较罕见的。”郭存海分析道。
哈维尔·米莱在宣誓就职后向支持者致意。
“现实”与“历史”的映照
米莱上台的背景以及他所秉持的新自由主义思想让人不禁联想到1989年上台的前总统卡洛斯·梅内姆。1989年大选前，阿根廷同样经历了政治动荡、经济增长滞缓以及恶性通货膨胀。以庇隆主义者自居的梅内姆当选为阿根廷总统后，转而采取了一系列自由化的经济政策，包括将美元和比索的兑换比率设定为1:1、实施大规模的私有化、向外国资本开放本国的金融和贸易领域。在梅内姆的首次任期内，阿根廷的经济状况有所改善，政府有效地遏制了通货膨胀速度，经济也进入了增长阶段。
然而，梅内姆的政策却为2001年经济危机的爆发埋下了一颗“定时炸弹”。在亚洲金融危机和巴西货币危机的叠加影响下，阿根廷的出口收入大幅减少，经济陷入了衰退。《布宜诺斯艾利斯时报》网站报道称，在1999年即梅内姆任期的最后一年，政府提出的货币挂钩政策导致该国产品价格高昂且缺乏出口竞争力，财政赤字进一步扩大。2001年，阿根廷政府拖欠的外债高达950亿美元，并在之后不久宣布放弃货币挂钩政策。在政府宣布采取财政紧缩政策、增加税收和限制银行取款后，抗议活动和暴乱在全国范围内蔓延。
关于米莱的改革之举是否延续了梅内姆政策的这一问题，胡安·内格里向澎湃新闻表示，梅内姆作为正义党的领袖和庇隆主义者，所属政党在国会中占有一席之地，同时也从地方政府以及工会获得源源不断的支持，米莱阵营显然无法与之相提并论。此外，尽管米莱将自己描述为“新自由主义者”，但与梅内姆的务实相比，米莱的政策充斥着意识形态色彩，显得更加教条主义。
在经历一段时间的动荡后，阿根廷摒弃了自由主义模式，转向庇隆主义路线。正义党人内斯托尔·基什内尔及其妻子克里斯蒂娜·费尔南得斯·基什内尔就任总统期间，阿根廷政府又开始加大对经济活动的干预，包括改革分配制度改革、实施高福利的社会保障体制、加强贸易保护和限制外资流入。
基尔梅斯国立大学国家经济和技术研究委员会（conicet）高级研究员胡安·桑塔坎杰洛（juan santarcángelo）在“the dialogue”网站分析称，从长远来看，新自由主义政策不可能减少贫困，经验证据表明此类政策对减少贫困人口产生了不利影响。“米莱政策的蜜月期能持续多久仍是个大问题。他的政策效果非常显著，而且也可能是负面的。在短短两个月内，米莱的政策导致许多行业的需求和生产水平下降，这与2001年的情况十分类似。”桑塔坎杰洛说道。
实际上，阿根廷的经济困境已超越了特定路线以及政客可以解决的范围。无论是推崇市场化的新自由主义还是强化政府主导地位的庇隆主义，都未能让国家的经济发展步入正轨。审视阿根廷的近代化历史，不难发现，阿根廷的发展之路如同“钟摆”一般，在经济增长和功能失调之间摇摆不定。
郭存海表示，阿根廷的经济困境不是在短期内形成的。为了解决经济难题，近几十年来，阿根廷的发展基本围绕着“庇隆主义”与“反庇隆主义”这两条道路展开。
曾几何时，阿根廷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之一。1913年，阿根廷成为世界上人均最富有的十个国家之一，领先于法国、德国和意大利。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由于政府财政纪律散漫，以及经济增长对大宗商品出口的过度依赖，阿根廷的经济迅速陷入萧条。在往后的几十年中，阿根廷陆续经历了增长停滞、债务增加、实际收入下降和恶性通货膨胀。
有分析认为，由于阿根廷的经济增长高度依赖包括农产品和矿产在内的大宗商品出口，意味着国际市场价格的波动对该国经济稳定性的影响极大。对于一个工业化水平较低，主要工业品极度依赖进口的国家而言，出口低附加值的初级商品导致大量财富和资本外流。同时，无论是左翼还是右翼政府，执政者长期以来缺乏严格的财政纪律，无法恪守预算平衡的底线，结果是政府支出过度、国家储蓄率低下以及国家债务高企。
“历届政府改革的效果比较有限。他们没有从根本上改善优化经济结构，导致阿根廷过分依赖外部市场。另外，正如米莱所说的，高福利制度已经成为提高经济效率的阻碍。然而，无论是左翼政府还是右翼政府，他们都难以在政治层面完全推翻实行已久的高福利制度。”郭存海分析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