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浩和刘德华各自在《红毯先生》中饰演导演和明星，和现实形成有趣的对照。（片方供图）
宁浩几乎每天都在写剧本。还在很年轻的时候，他就说过，自己会同时准备十个剧本，哪个能成拍哪个。
他一直想为刘德华拍一部电影。十多年前，宁浩在刘德华“亚洲新星导”计划的资助下拍出了《疯狂的石头》，他不止一次说，刘德华是他的贵人。但出于种种原因，一直没能实现。
从第一部电影《香火》到《我和我的家乡》，宁浩创作的大部分人物都是普通人，“我平时写的都是一些蓝领阶层，一直想不到找香港明星可以演什么。”干脆，他决定让刘德华演一个大明星。
作家李修文是宁浩多年的好友，也是《红毯先生》的文学顾问。当宁浩第一次说起这个关于明星的故事，李修文觉得它的主题是“偶像的黄昏”。“相当于天神下凡，却突然发现自己的庙已经不见了，所谓的庙成了抖音、快手、小红书。实际上就是传统偶像大战网红。”
这部电影最初叫“全民明星”，后来定名为“红毯先生”。故事充满讽刺：香港明星刘伟驰中年离婚、事业失意，想通过拍一部内地导演的农村题材文艺片获得电影奖认可，却引发了一系列失控事件。
“当然，这部电影不光关于明星，前些年资本化几乎裹挟了所有人，包括艺术家。”李修文说，那段时间，宁浩经常和他抱怨，“怎么又出来一个新词儿？”
这几年宁浩一直在思考，短视频时代电影应该做什么。他观察，短视频最大的特点就是真诚的表达，农民展示农民的生活、工人展示工人的生活，真实而生动。“这部分是电影应该学习的，这时候你再去演绎一个假的，可能真不如人家。”受此影响，他打算拍摄一部元电影——“拍电影人去拍一个电影的故事。”
李修文说，宁浩善于找到社会的神经。
编剧刘晓丹也觉得，宁浩是一个特别关心时代变化的人，“网络自媒体时代，人和人之间的沟通应该更加便捷，但为什么矛盾越来越多？”
刘德华和宁浩，分别在《红毯先生》里饰演明星和导演，和现实形成对照，也难免被解读为某种现实处境的自况。主人公刘伟驰，在宁浩的理解里，“是一个身处（明星）高位而拒绝沟通的人”。他发现，人很难真正理解别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执念。
2021年，《红毯先生》在深圳开拍，结果赶上疫情防控政策变化，定好的拍摄场景不能用了，几百人的剧组四处辗转，耽误了将近一周的进度。面对变故，宁浩顶住压力，通过各种办法变通，剧组还是在原定的时间里完成了拍摄。
宁浩，1977年出生于山西太原，导演、编剧，代表作《疯狂的石头》《无人区》等。（片方供图）
“我想变一变”
《红毯先生》的剧本写了整整一年，编剧王昂和刘晓丹接到的任务是：“以刘德华为主角的，讲述大明星沟通问题的电影”，之后就开始了漫长而痛苦的打磨，“每一次取得阶段性进展还没开心几天，又都推翻了。”
开拍前，有一次宁浩约李修文在成都的环球中心聊天，两个人睡眠都不好，他们总是白天睡觉，晚上出来碰头，好几天都不出门。李修文发现，宁浩满脑子想的全是电影的主题，而剧本的创作就是不断地为此拼贴出心中的答案。
电影里有一场戏，来自刘德华自己接触短视频的困惑。年轻的视频编导不但要求刘伟驰模仿经典电影里的桥段，还要说出“老铁666”这样的网络用语。
刘德华的合伙人、电影人余伟国从业四十年，他很少全程参与一部电影，这一次他担任制片人，也是编剧之一，贡献了不少关于香港明星的段子。他告诉南方周末记者，《红毯先生》光是聊剧本就花了八个月，碰撞出很多好笑的桥段，成片全都拿掉了。
尽管合作多年，王昂和刘晓丹依然觉得《红毯先生》是他们职业生涯里最为困难的写作。宁浩强调真实，但是谁也没有体验过大明星的生活，要如何呈现细节？而且，这是一部需要极力克制的电影，好不容易想出一些好笑的桥段，宁浩却觉得都不是自己想要的。
“如果一般的商业电影是在不断地加东西，那我们就是不断地在做减法。”王昂说。
比起宁浩的“疯狂三部曲”，《红毯先生》显得过于安静了，没有夸张变形的人物、疯狂无序的行动。
王博学是《红毯先生》的摄影指导，之前和宁浩合作过《我和我的家乡》。宁浩找到王博学，告诉他自己要拍一部反好莱坞套路的电影。
一般的商业电影有2000多个镜头，即使是艺术电影，一般也至少有600多个，《红毯先生》只有不到400个镜头，意味着它的呈现方式会非常独特。镜头少不代表节奏就慢，还要顾及观众的观感不觉得沉闷，拍摄难度大大增加。
开拍前，宁浩和王博学看了不少参考片，主要是瑞典导演罗伊·安德森的几部代表作。最初两天的拍摄很不顺利，王博学和宁浩都觉得差点什么，到了第三天，宁浩突然把王博学拉到一边，说：“我想到怎么拍了，就是回到《绿草地》的方式，一种淳朴的极简主义风格。”
回顾宁浩的职业生涯，早期的《绿草地》就是只有400个左右的镜头，宁浩希望用最少的信息把故事讲清楚。到了《疯狂的石头》，他想拍一个具有摇滚气质的电影，要躁动一些。“艺术就是多探索一些领域，就像旅游一样，要去新的地方看一看。”
对于公路片《心花路放》，宁浩又想拍得松弛一点，试试“不那么蓝领的表现办法”。他希望邀请观众参与到对这部电影的思考中，留下很多缝隙。那时他已经意识到，电影不是单向度的输出，而是一种交流。
某种意义上，《红毯先生》是一部“回归”之作，回到宁浩最初的两部电影，长镜头、节奏慢，更加简约。“我想变一变。”宁浩对南方周末记者说，“对特别喧闹的东西有点烦了，我想回到早期的风格中，用简单的方式阐释一件事。”
在王博学眼中，宁浩深谙好莱坞类型片的拍摄方式，“他想要拍一部那样的电影太容易了，但《红毯先生》的拍摄就是他重拾拍电影的初衷，而不是因为大家追捧或者票房。一个在成功时期的导演能够放弃原来的东西去做尝试，这是特别难得的。”
大多数导演都在追求如何让节奏变快，宁浩却走了相反的路。王博学曾有些顾虑，镜头万一不够怎么办？宁浩饶有信心地安慰了他。“他对自己想要的东西非常明确，就是化繁为简。”王博学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剧本故事也被提纯了，去除了强烈的冲突，“我们把可以卖座的元素，让人哭、让人笑的东西，都拿掉了。”王昂说。
直到上映前，精简的工作仍在继续。在多伦多电影节看了成片之后，宁浩觉得刘伟驰最后痛哭的情节过于煽情，于是改为他在香港街头撕掉自己的海报。剧组紧急又在香港补拍了一场戏。“把夺目的东西都去除了，现在这部电影变得很纯粹、很干净。”王昂说。
宁浩说，他不喜欢一成不变，最怕路径依赖，“每到新的领域就会发现自己啥也不懂。”
“那你会害怕吗？”南方周末记者问。
“总比留在那个地方好吧。”他回答。
刘德华参与了剧本的讨论，影片中刘伟驰的妻子对他说“你结婚的时候不公开，离婚的时候也不公开”就是刘德华贡献的台词。（片方供图）
一直在努力做平衡
放眼华语影坛，宁浩可能是70后导演中唯一一位既在市场上获得高票房，同时也入围过欧洲三大电影节的导演。
2006年，《疯狂的石头》横空出世，以300万成本取得2000多万票房，成为当时小成本电影的一个神话。
从山西电影学校毕业后，宁浩被分配进太钢（太原钢铁集团）电视台，18岁时向单位请病假去了北京，再也没有回去。他辗转混进音乐圈，拍了不少mv，先后进入北京师范大学艺术系和北京电影学院摄影系，毕业后用筹来的三万元，拿一台dv机拍出第一部长片《香火》。
《香火》讲的是一个和尚为了修葺寺庙，不得不走进红尘的故事。和尚坚信“我是个和尚，就得有座庙”，但尘世间的人则各有各的算计，等到和尚筹够钱，庙也要被拆了。
《香火》是标准的宁浩风格，无时无刻不在调侃人世间的荒诞，深刻地揭示了宗教信仰和现实的冲突。当时宁浩并不知道拍完之后要怎么办，“就决定放在家里吧”，一个朋友批评他，“你这种农民式的拍摄办法，就是自产自销”。
《香火》之后，宁浩获得了几十万的投资，拍摄了“命题作文”《绿草地》，让他再度被国际电影节认可。
2005年，宁浩带着《绿草地》在香港认识了余伟国。余伟国当年是“亚洲新星导”计划的负责人之一，这个计划旨在亚洲寻找和扶持有潜力的新导演。余伟国很看好宁浩的前两部电影，虽然是艺术片，但很有幽默感，他力邀宁浩加入。
“亚洲新星导”原计划给每一位导演500万的资助，不限制题材，让大家随意发挥，但由于资金问题，只有300万可以投给宁浩的新片。当时也有别的海外资金找到宁浩，但他看重“亚洲新星导”的“不限制”，欣然同意。
很多年后，宁浩在和林旭东的对话集《混大成人》中讲述这段往事：“看到一个什么样的机会，我就会拿出什么样的故事来。如果来了那么一个几十万的机会，我就消费这个事，如果有几百万我就拿出另外一个东西来。”
《疯狂的石头》之后，宁浩的事业进入了快车道，尽管他拍电影的效率不算特别高，但每一部都受到行业瞩目。
2012年，宁浩和朋友合伙成立了“坏猴子影业”，“本土、当代、趣味、创新、个性”这五个关键词是这家公司的宗旨。他曾说：“小时候，好孩子代表着听话，坏孩子不太听话，但坏孩子比较愿意去尝试一些课堂以外的东西……坏其实代表着要有一些不规矩的部分。”
2013年，宁浩的《无人区》上映，收获了2.59亿元票房，次年还入围了第64届柏林电影节主竞赛单元。2014年，他的《心花路放》以11.69亿票房成为当年最卖座的华语电影。而他所监制的《我不是药神》《孤注一掷》等影片，也一再刷新着中国电影票房榜，宁浩的名字几乎成为卖座的代名词。但他觉得，票房从来不是自己考虑的问题。
李修文认为，大家只看到宁浩拍摄和推动了很多票房成功的电影，实际上他也投了很多注定不挣钱的电影。以今天的眼光看，《疯狂的石头》2000多万票房并不算高。
2016年，“坏猴子影业”推出“坏猴子72变电影计划”，类似当年的“亚洲新星导”，这项计划集结了一批优秀的年轻导演，路阳导演的《绣春刀2·修罗战场》、文牧野导演的《我不是药神》都是从这个计划中诞生的代表作。
宁浩将电影圈比作一个水塘，自己也是其中一条鱼，他希望生活在一个健康的生态里，所以招徕其他年轻人和自己一起玩。
问起“坏猴子”的遴选标准，宁浩说得很简单，“我们干得特别随缘”。他看他们的短片，拍得好，几场戏就看出来了。
相交多年，李修文认为，票房对宁浩来说不是难事，他需要不断地做选择题——既为投资人负责，又在捍卫自己的艺术趣味时，不介意付出代价换取自由。“拍电影这件事需要和太多人有交代，宁浩一直在努力做平衡。”
做了“坏猴子”之后，宁浩看上去似乎更需要考虑商业了，但他对社会的观察力一直都在。李修文观察到，宁浩“最爽的时刻”仍是每天的黄昏，和“坏猴子”的年轻导演、编剧、制片人坐下来，一起探讨他们的故事。
“宁浩这个人只有一个标准：它是不是一个可能的好作品？”李修文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红毯先生》讲述大明星刘伟驰中年失意，想通过拍一部农村题材文艺片获得电影奖认可，没想到却引发了一系列失控事件。（片方供图）
“优雅的疯狂”
宁浩形容自己的日常生活极其无聊，他没有一天停止过写剧本，休息的时候就是看书看电影。
刘晓丹说他不修边幅，毫无包袱。王昂眼中的宁浩是一个一直保持探索的人，每天都在“好奇生活”，有时候探索的东西偏理性，有时候偏疯狂。
熟悉宁浩的人会觉得他的作品有种狠劲：《香火》里的和尚最终失去了家园；《疯狂的石头》里一群人追着一块假翡翠；《心花路放》看上去讲的是欲望，内核却是感情的失落……尽管包裹在幽默的外表下，往往有强烈的讽刺。
宁浩家里人信佛，他觉得自己有敬畏之心，但算不上信徒。他讲，“我不是一个纯粹的人，既不够现实，也不够理想。”他常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就是“破除我执”。他认为，自己的电影最重要的母题是：“一个人会因为狂妄自大付出代价。”
做剧本的时候，两位编剧就很明确刘伟驰是一个负面人物，“虽然他也有值得同情的地方，但是他的自大和拒绝沟通让他付出了代价。”王昂说。
王博学觉得，在《红毯先生》里，宁浩甚至把自己也给讽刺了，“他就是把自己对人生的思考，观察的世界，通过他熟悉的环境放进来。”《红毯先生》里有一场戏给他留下很深的印象。刘伟驰在一个三星级酒店体验生活，停车的时候和旁边的车发生摩擦。本来是一件小事，但是遇到两个较劲的人，就变得有趣了，另一台车的车主根本没有露面，电影里刘伟驰一次次塞钱、对方一次次不接受，最后演变为刘伟驰砸车又道歉。
王博学说，宁浩骨子里的东西没有变，他追求的荒诞劲儿，每一部电影都有。
宁浩和李修文都喜欢树，经常聚在武汉，一起去山里看树，喝酒聊天。李修文形容，宁浩有些苦行僧气质，从早上睁开眼到入睡前想的都是电影，是一个“活在电影里的人”。
李修文认为宁浩是一个具有文学理解力的导演。在他看来，宁浩的电影讽刺的是国民性，“对于中国电影的一些现状，甚至世界电影的趋势，他都有所反思。”
余伟国觉得，《疯狂的石头》是带着对国民性的批判拍的，在思考为什么社会这么“疯狂”；到了《红毯先生》，其实是“优雅的疯狂”，宁浩似乎长大了。
在王昂眼里，宁浩是一个有反思精神的人，他对网络环境变化的感受没有落于陈词滥调。电影的最后，刘伟驰真心地向网友道歉，不再为了流量勉为其难地讲出“老铁666”，而是把姿态放低，用平视的方式和他人对话。
在创作上，宁浩不愿意偏激，他看重和观众的沟通，想要走一条让彼此都能舒服的“中间路线”。“放眼全球，李安是这样的导演，马丁·斯科塞斯也是，但这样的导演越来越少了，好莱坞是一个高度市场化和工业化的地方，没有给艺术片留下特别大的空间。”宁浩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至于欧洲三大电影节，他认为那是另外一个路径，“他们必须得追求意识形态或者美学层面的东西，和观众需要的娱乐不一样，所以现在基本都是小成本电影，这些电影成本要控制得非常精确，以前一些投资较大的艺术片空间越来越小，这不平衡”。
“我们的环境和他们都不一样，我只能努力保持平衡。”宁浩说，“它就是矛盾的，就是你到底要票房还是文化表达和导演的艺术表达？这个就是取舍问题，或者要中间，你也得认同这件事。”
当被问到对《红毯先生》的期待，宁浩表现得异常轻松，他说：“我没有想那么多，只要每部电影都是我真正想要表达的东西，这就够了。”
南方周末记者 余雅琴
责编 李慕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