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观察类综艺成为综艺市场的新品类，“明星/素人纪实拍摄+观察室观察交流”的节目制作模式受到大众的广泛喜爱。在内容制作上，观察室成员身兼“凝视”与“被凝视”双重身份，通过凝视层级的植入构建了嵌套式节目文本，又以凝视之下的角色表演呈现了互补式的节目文本。同时，作为连接节目与观众的核心环节，观察室成员不仅成为观众立场和身份的投射，还以其多元的观察视角和观点表达与观众同频共振，实现了情感上的深层联结。不仅如此，观察室也蕴含着深刻的社会意涵：它既是一面促进观众对自我进行审视和反思的镜子，又是一个包罗万象的小型话语场，孕育着新的社会价值观念。本文刊发于《中国电视》2024年第6期。
自2018年以来，观察类综艺异军突起，成为国内热门的综艺节目品类，其类型也逐渐细分和丰富。以《心动的信号》《令人心动的offer》《做家务的男人》为代表的恋爱观察类、职场观察类、家庭生活观察类等节目都收获了良好的市场回报和社会讨论度。与传统综艺节目相比，观察类综艺采取的是“明星/素人纪实拍摄+观察室观察交流”的结构模式，节目创作者一方面用纪实拍摄方式真实呈现被观察者的生活或行为，不强行干预人物动向，不用游戏或任务影响故事走向；另一方面，节目组邀请嘉宾在演播室对前者进行观察、讨论。其中，观察室机制的设置是该类节目与此前相较新增的环节，也是其最为突出的特点。基于此，本文试图回答以下几个问题：观察室机制如何成为节目的有机组成部分、构建出完整的节目文本？如何激发观众的情感？又如何承担各种社会功能，展现出更为广阔的社会意涵？
01
凝视与表演：作为内容生成的机制
观察类综艺最早起源于2008年日本一个名叫《改变人生的一分钟深刻佳话》的综艺节目，该节目首次采用了“第一现场真人秀+第二现场演播室讨论”的制作模式。此后，这种模式迅速席卷亚洲并引领了综艺市场的新风向。尤其是在韩国，涌现出一批极受大众欢迎的观察类综艺节目，如mbc的《我独自生活》《全知干预视角》、sbs的《我家的熊孩子》、channel a的《心脏信号》等，并由此影响了中国的综艺节目制作。最初，中国的观察类综艺在节目制作和观察方面都效仿韩国，如《心动的信号》《我家那小子》《我家那闺女》等，这些节目都取得了不错的收视业绩和社会反响。后来随着节目制作经验的丰富和制作模式的成熟，国内观察类综艺开始开辟新的观察领域，如聚焦职场的《令人心动的offer》、聚焦当代独居年轻人的《闪亮的日子》等。同时，国内观察类综艺也在“观察”的基础上创新节目模式，如生活类社交观察综艺《五十公里桃花坞——海边》在纪实拍摄中融入了社交实验的元素，探究人类群居生活的多元可能。该节目甚至一改传统的演播室观察方式，通过剪辑和配音将实验环节解说和节目引导放入节目之内，从而将所有的观众都当作实验观察者。如此一来，观察室的范围被无限扩大，节目的讨论度也随之升高。
但是，如果我们对观察类综艺的节目模式及其发展过程进行整理，可以发现，无论其节目类型扩展得如何丰富、节目播出形式如何创新，它们始终无法脱离两个制作机制——凝视与表演。换言之，观察类综艺节目的关键就在于观察室机制，观察室嘉宾无时无刻不在身兼“观察者”与“被观察者”两重身份。作为观察者，他们将凝视的目光对准演播室内的vcr，承担着对其进行解读、评价及讨论的功能；作为被观察者，他们又需要时刻扮演好自己相应的角色，站在自己的角色立场上发言。正是通过这两个机制的相互作用，加之嘉宾身份的多元性，才呈现出观察类综艺多层次、多视角的节目内容。
就前者而言，观察类综艺节目擅长以凝视层级建构嵌套式节目文本（见图1）。自摄影技术出现以来，“我们生活的周遭世界，就在经历着技术化地被观看、被凝视”。①在人类对可视化的热衷下，视觉化叙事成为人们文化叙事的主流方式。作为一种典型的观看实践，观察室机制不仅令观看者因“观看”而集结起来，而且通过三个凝视层级的设置强化人们凝视与被凝视的镜像体验。具体而言，第一个层级的凝视以观察室的嘉宾整体为观看主体、以节目拍摄文本为被看者，构成一种观察者置身事外的他者凝视。法国著名心理分析学家雅克·拉康的镜像理论认为，人的自我意识形成于儿童时期的镜像阶段，当个体在镜子前凝视的那一刻起，自我才会逐渐与他人分开，个体“理想自我”的塑造也依赖镜中的反映。从本质上说，镜子装置就是一种观看装置。节目中的观察室就如同一个巨大的镜像装置，嘉宾们以旁观者的身份站在故事之外，对vcr中发生的事情做出评价或讨论。嘉宾们的种种反应也就是镜子对纪实拍摄内容的反映。“看”本身就是一个制造意义的过程，②这种从演播室投向纪实内容的目光，不仅折射着局外人对纪实文本的态度和看法，而且节目将这个凝视的过程也公之于众，更强化了他者目光对被凝视主体的影响。第二个层级的凝视因观看主体和被观看者的重合而出现，是一种双重身份的自我凝视。“凝视”是一种双重体验：人们一方面观看着屏幕里发生的所有事情，另一方面又以这个观看的所得作为认识自己、评估自己和未来行动的依据。拉康阐明了凝视相互指涉的双向循环过程，即我们根据自身的身份/认同来构建影像的意义，同时又根据对影像的理解对自身进行重新评估。在观察类综艺节目中，甚至有的观察嘉宾就是节目纪实文本中的一员，他们被邀请到观察室观看自己的行为，如《做家务的男人》系列，节目会分别邀请参与拍摄的三组家庭的成员之一来到观察室，在第一季中常驻的有亲子组的魏大勋的父母、夫妇组的张歆艺，还有室友组的汪苏泷。他们会和观察嘉宾一起观看拍摄内容，并与大家一起展开讨论。第三个层级的凝视是时刻存在的观众凝视。拉康曾提出“凝视的前存在”，即“我只能从某一点去看，但在我的存在中，我却在四面八方被看”。③
在观察类综艺节目中，观察室嘉宾作为观看的主体，凝视着纪实文本，但同时也作为被观看的主体，其在演播厅内的行为也时刻受到屏幕之外的观众的凝视。显然，他们也清楚地知道这种凝视的存在，如在《令人心动的offer》（第一季）中，在针对“主播开美颜获得巨额打赏”的辩论过后，观察嘉宾何炅担心原告方辩论过程中没有清晰表达自身观点，会导致观众误解不应该偿还打赏费66万元，就向观众解释这个问题还是具有很大探讨空间的。
●图1 嵌套式节目文本结构图
就后者而言，观察类综艺节目往往以凝视之下的角色表演，呈现互补式节目文本（见图2）。外界的凝视不只是单纯的目光投射，更重要的是，它影响着被观看者对自我的认识和塑造。正如拉康所说，“在可见物中，在最深刻的层面上决定我们的是外在的凝视”。④在观察类综艺节目中，观察室的嘉宾在来自四面八方的注视压力下，往往倾向于按照自己的角色定位来行动，以达到特定的播出效果。具体而言，首先，观察室嘉宾需要扮演好各自特定的角色。结构主义传统认为，角色与个体所占据的社会身份及社会地位有关，并强调个体不单扮演一个角色，而是会因自身的社会文化地位占据一个“角色丛”——“由于占有某一特殊的社会地位而具有的角色关系的全部”。⑤观察室的嘉宾们也是如此，他们往往身兼明星和某个家庭成员的角色，每个人都需要依照自身的定位和需求扮演好自己的角色。例如《家务优等生》里的经超，自节目播出一直以“全能老爸”的形象被大众熟知，就是因为他既是一个有作品的演员，同时作为父亲和丈夫能做家务、辅导孩子写作业，兼顾了自己的多重社会角色。其次，不同的角色立场决定了嘉宾们的视角差异，这种差异往往会带来角色间的分歧和冲突。默顿在角色丛理论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角色丛的冲突问题，即“占据某一地位的任何人都有处于社会结构中不同位置的角色相关者存在的结构特征。结果，这些角色相关者会以某种方式具有不同于上面所说的地位占有者的价值和道德期望”。⑥简言之，每个人都要与各类角色相关者产生互动，而由于占据不同的社会地位、拥有不同的利益诉求，角色相关者会对个体提出不同的角色期待。观察室团队一般由个性相异或者社会地位不同的人物组成，针对同一个情节片段，他们难免会基于各自的经验视角和利益追求对当事人提出不同的目标期待，对当事人的行为选择产生观点分歧。这种角色冲突甚至争吵的画面不仅为节目带来了更多的戏剧性和可看性，而且嘉宾们的发言在演播室形成了一个微缩的多元意见社群，真实反映了身兼多重身份的现代人难以调和自身角色丛的社会现实。例如《做家务的男人》（第三季）中，针对聂远（父亲）不让女儿上学的问题，观察团里作为母亲的秦子越觉得聂远此举是为了讨好和拉拢女儿，但朱丹对此有不同看法，因为她丈夫和聂远一样，是真的觉得孩子太小了，没必要上学。对此，观察嘉宾傅首尔则认为，当父母观点冲突时，为了不造成孩子的认知混乱，应该让父母私下统一教育理念。最后，不论角色间的冲突如何激烈，最终都会在主流导向下趋向平衡。角色丛的稳定是社会结构稳定的基础，虽然占据不同角色地位的个体的利益难以完全被兼顾，但可以求同存异，在各类价值诉求之间找到平衡点。社会主流价值观是所有价值序列中包容性最强也最能得到一致认可的，在观察类综艺节目中，当出现大家各执一词的情况时，节目主持人会将冲突归置到一个善意、温情的点上，以缓和局面，达成节目正向价值引导的传播效果。例如，还是在《做家务的男人》（第三季）中，针对秦子越问出的“孩子冠母姓”这个问题，有人认为肯定要跟爸爸姓，有人认为要尊重中国传统，有人认为孩子的姓不代表任何东西，所以姓什么无所谓，还有人认为家庭矛盾不能依靠姓氏来解决。对此，主持人表示，姓氏本身是约定俗成的结果，姓什么是家人商量的一个结果，不需要对其进行硬性规定，主要是要让孩子过得快乐。
●图2 互补式节目文本结构图
由此观之，不论观察类综艺节目如何发展，观察室机制始终是该综艺品类最为突出的特点，其中凝视和表演的相互配合也成为观察类综艺节目内容制作的核心机制。
02
共鸣与认同：作为情感激发的机制
除了文本内容的制作机制，文本与观众的连接机制也十分重要。一直以来，观察类综艺节目都以其接地气的生活画面呈现、真实的观点表达吸引着大批观众，让观众因为人物的选择而揪心，为人物的失误而担心，为人物的快乐而快乐，给予观众丰富的情感体验。实际上，“看”不只是一种机械被动的行为，也是一种主体将个体化经验与记忆从内部向外部观察对象投射的有意识行为。⑦观察室中嘉宾们的表演也强化了这种投射效果，对观众的自我情感卷入发挥着重要作用。因此，虽然观察类综艺的节目类型和价值理念不尽相同，但其以情感共鸣和认同来连接观众的机制却极为相似。
首先是持续深挖特定议题，实现情感聚焦。情感不是凭空产生的，而必须具有现象学意义上的“意向性”，是个体与意向对象互动的产物。⑧从对亲密关系的真实拍摄到对职场真相的全方位展示，任何一个画面、一场对话或是一个举动都有可能成为观众产生联想、触动心灵的意向对象。在节目播出的过程中，观众并不是单纯在观看屏幕中人物的故事，而是透过人物审视有过相似体验的自己，进而唤起种种或幸福、或悲伤的情感。但是，并不是所有拍摄画面都具有同样的情感传递能力，观察室的嘉宾们在情感的传递上发挥了重要的“采择”功能。一方面，观察室的嘉宾会聚焦与自身经历或与切身利益相关的个体化情感，借vcr内容说出自己的相似经历，激发有着相同境遇的观众的联想，从而强化相应的情感类型。例如，在以“离婚观察”为主题的《再见爱人》中，观察嘉宾孙怡经历了婚姻和离异，更能从自己的亲身感受去进行直率的分享。所以在王秋雨因为工作繁忙没办法给予伴侣陪伴的时候，孙怡深有同感，并分享了自己情人节当天没有收到礼物的生气和失落的心理，也引发了观众的共鸣。另一方面，观察室嘉宾们也会呼应节目所要表达的社会议题，突出节目所体现的公共化情感。从对亲密关系的观察到对职场生态的真实反映，每一个观察类综艺都会聚焦诸如家庭教育、婚恋关系、代际沟通、职场竞争等社会议题，并选择具有相关经验的嘉宾来进行观察，以增强观众对相应问题的关注和讨论度。
其次是人物投射引发观点共鸣，实现情感代入。情感的联通可以“唤醒个体的自然身份与社会身份”，⑨搭建起个体和他人的联系。而这种联系会使得具有相同身份立场的人集结，形成类似“我们”的集体意识。相应地，站在不同立场的人则会产生冲突。观察类综艺节目常常围绕某一焦点领域制造两个或多个相对立的群体，如亲密关系中的男性和女性、代际关系中的父母和儿女、职场关系中的上司和下属等，并利用这种对立立场的分歧制造看点。节目组在邀请观察嘉宾的时候会注意在观察室里也保持这种对立的人物分配，一来方便身份各异的观众在其中进行立场投射，二来有助于嘉宾代入vcr中的人物身份，结合切身经历表达真实的观点，与观众实现共鸣。对前者来说，观察室嘉宾通常是具有差异的不同角色，如《令人心动的offer》（第三季）中，观察团由专业医生陶勇、关注医疗问题的社会记者易立竞、有着学医背景的毛不易和周深、公司老板胡海泉以及年轻主持人张纯烨和资深主持人孟非组成，他们可以从专业立场、领导立场及医学生立场等出发去为观众发言，后者在他们对纪实文本的评价中获得情感的释放。对观众来说，观察室明星嘉宾也是具有丰富生活经历的普通人，他们在对节目文本做出评价外，还会延伸表达自身的真实经历，如在观看实习生和带教医生一起用餐时，观察员们针对职场用餐礼仪展开讨论。作为老板的胡海泉分享说，如果在开会现场有盒饭来了，有人不打招呼就先吃了，老板会觉得这人不懂礼数，并认为其可能比较自我。陶勇医生表示其实可以主动帮主任把盒饭拆开，但作为小辈的周深对此惊讶道：“这个太过了吧。”观众可以结合自身情况代入不同观察员的立场，并在其发言中实现情感层面的共鸣。
再次是以权威出场的方式构建认同，实现情感引导。除了明星嘉宾，我们可以发现，观察类综艺的节目组还会邀请各个领域的专家成为观察员，如《令人心动的offer》在第一、二季分别邀请了专业律师岳屾山和徐灵菱，第三季则邀请了主任医生陶勇，他们的发言往往更容易获得观众的认同，节目也往往借专家之口来完成对正向情感的引导。深究此过程，主要有两个情感机制在起作用：第一，除了视觉画面，情感的产生还受到社会各种文化的影响。⑩社会文化关于什么是重要的、什么是值得相信的观念，影响着观众对观察室嘉宾们的认可度及其观点的信任度。专家往往是精通某个行业的专业技能或在某个学科具有极高造诣的人，在社会中也具有更高的文化地位。因此，专家所表达的观点也常常被认为是正确的、科学的，加之他们常常以中立的面目出现，相较于普通人，专家的观点更容易被观众所相信，他们的发言也能左右观众的情感倾向。第二，情感也并非一成不变，而是会随着认知发生转化的。在观众认知中，专家代表着客观和科学，其作用是为问题提供合理的解决方案，观众会对其专业身份产生极强的信任感。在观察室嘉宾讨论环节，观众会不由自主地将对专家权威身份的信任转化为对其言论的信任和认可。基于此，由专家来说出节目想要传递的正向价值理念，能获得更好的传播效果。例如，在谈到医学生们的第一次实习考核时，陶勇医生说：“没有关怀的医学是冰冷的，可是翻过来，没有技术的关怀是滥情。”他认为，患者来医院第一是要享受治疗，其次才是享受服务，技术才是第一位的。此番言论也获得了观众的认可，被反复发送在弹幕上。
观察类综艺节目如同一个个“楚门的世界”，观察员通过镜头提供的“上帝”视角，观察着画面内人物的一举一动，分享和讨论着自己的亲身经验和感悟，并由此引发观众对自身经历的联想，使其不断卷入节目所营造的情感氛围里。以真实的生活经历为媒，在观察员的立场投射和观点共鸣的催化下，唤起观众或个人化或普遍化的情感体验，进而与观众建立深度的情感联结，这是观察类综艺打动人心、对观众产生持续吸引力的内在机制。
03
一种多属性的社会文本
通过上述对观察类综艺的内容制作和情感吸引力机制的分析，可以发现，观察室不仅身兼“凝视”与“被凝视”双重角色，是节目内容构建的核心环节，而且承担着情感联结的重要功能。但观察室的意义远不止于此。作为区别于以往综艺节目的新机制，观察室的出现将综艺主角从真人秀演员扩展到观察员，它既是一面映照观众的镜子，也是一个包罗万象的新话语场。对此，我们可以尝试进一步检视观察室文本的深层社会意蕴。
首先，观察室是一种连接屏幕内外的共情性文本。由于观察室的存在，观察类综艺节目的创作和播出具有共时性的特点。观察员看到的vcr内容和观看时长始终与观众同步，同时，前者还会阶段性通过语言表达和交流互动烘托现场气氛，引导观众对故事走向产生兴趣。这实际上是利用了共情效应，为观众提供沉浸式的观看体验。具体而言，观察室大致在两个层面引发了观众的共情。就浅层次的共情而言，情绪共振是观察员的常用手法。在《心动的信号》（第二季）中，杨丞琳、杨超越等人在现场观看节目大结局的告白影像时，为陈奕辰和张天、赵琦君和杨凯雯两对的成功牵手而激动不已，说出“我不准他们在一起！”“我同意啦！我单方面宣布他们立马结婚”，两人的对话说出了相当一部分观众的心声。观察员在看到甜蜜画面时的害羞、欣慰、开心等情绪与观众高度重合，使得未直接参与节目进程的观众瞬间“入戏”和共情。就深层次的共情而言，亚当·斯密认为真正意义上的“同情或共感”不是简单地受情绪影响而产生的，而是因为主体了解产生客体情绪的原因，即个人情感无法脱离其社会结构与社会情感认同。⑪因此，观察类综艺常常主动触及具有争议性的社会情感问题，并借助观察嘉宾深入剖析该问题产生的社会现实原因，让观众由浅入深了解到情绪生发的社会症结。例如在上文提到的后代姓氏问题上，浙江大学应用心理学博士陈海贤指出，这个争议点正是出自子女随父姓的约定俗成，如果要跟妈妈姓就必须给出一个反对这个约定俗成的理由，这件事因此变成了一个会引起争论和关注的事。
其次，观察室是一种推动自我审视的反思性文本。布尔迪厄认为，投向自身的“凝视”，等同于一种“普遍化的反身性”。⑫反身性通常与自我反思连在一起，强调个体对自身所处社会情境的持续反思。⑬简言之，当人们将凝视的目光转向自己及所处情境时，会引发个体对自身行为、言论及情感反应等的反思，而这些反思能够反过来作用于个体，成为个体建构新的自我的参考。与真正的纪录片不同，观察类综艺在对明星/素人的纪实拍摄内容进行剪辑时，会将其所涉及的各类问题予以戏剧化、焦点化的呈现，在播放到相应画面时暂停vcr，并将镜头切换到演播室，让观察嘉宾们畅所欲言。例如，《做家务的男人》（第一季）中，在播放到魏大勋回忆起儿时被父亲扇巴掌、用脚踹的经历，其父却避而不谈并岔开话题时，镜头切换到演播室，魏大勋父亲对此反思了自己过去强硬的教育方式，坦言自己确实对儿子的要求特别严，过分了。观众在弹幕中也深有感触，表示“我也打过我儿子，我也需要给他一个道歉”“小时候都挨过揍，但我不会这样对我的小孩”。由于对观察嘉宾立场和情感的代入，观众很容易将自己投射到观察嘉宾身上，并在凝视“屏幕内自我”的过程中进行反思。
再次，观察室也是一种重构人际关系格局的赋能性文本。观察团的嘉宾通常包括影视行业的明星、参与拍摄的素人，还有高校教师和行业专家也正在成为观察团中不可缺少的角色。由于这些嘉宾身份的异质性，该类节目也在无形中孕育了一个新的社会观点产生和讨论的空间。尤其是具有深厚资历的专家们，其观点输出在节目播出后被频频转载，引起了不小的讨论度。有学者认为，话语总是以“真理”或“知识”的名义来运作，通过某种“求真意志”或“求知意志”的诉求，驱使人们在其表意实践中去追求真知，但它却掩盖了人的话语实践中权力对人的规训。⑭在过去，家庭分工信奉“男主外，女主内”，家庭教育中儿女总是处于被教化者的地位，诸如此类的传统观念长久影响着社会中男性和女性、长辈和晚辈的关系格局，规训着人们的社会实践。观察室机制的出现为打破固有印象和观念提供了话语空间。观察类综艺中的观察嘉宾既有具备强大粉丝号召力的明星，也包括各个领域的专家，他们的个体经验分享和专业知识输出，有利于构建新的关系格局。例如，《家务优等生》里作为流行歌手的武艺带爸爸学街舞、组男团，李嘉琦教父母学乐器、学英语等。这些真实的生活片段及其相关发言展现了前喻文化在技术发展下被后喻文化所冲击的现实。《再见爱人》中，成长于传统家庭的傅首尔很早就结婚了，但是随着她的努力拼搏以及事业的发展，她逐渐意识到“啥事儿都能自己干”，并坦言“我没有想到有一天我会觉得自己是不需要伴侣的”。这实际上表现出当代女性已经具有强烈的独立意识，不可以旧眼光视之。还有直接挑战传统家庭分工、聚焦当前社会“全职爸爸”育儿现象的《爸爸当家》，主持人李艾在节目一开始就传递出新的平等的家庭分工理念：妈妈可以在家里，也可以选择出去打拼，那幺爸爸除在外面打拼以外，也可以回到家里，为家庭分忧解难。
总之，观察室机制不仅为观众的情感生发提供了恰如其分的激发点和共振点，以共情效应连接着节目内容与观众的心绪，为观众打造了沉浸式体验。同时，它也让观众在对观察嘉宾的代入和投射中，找到自我审视的切口和自我建构的参照。更重要的是，在更广泛的社会意涵层面，一个个观察室就如同一个个小型的社会观点孕育场，影响着新的人际关系格局的构建。
结语
综上所述，尽管观察类综艺的触及领域日益丰富，观察对象逐渐细分，但观察室机制始终是该综艺品类中内容制作和吸引观众的核心环节。观察室成员可以作为“凝视”的主角，与观众在情感层面同频共振，也可以作为“被凝视”的主角，为观众审视自我提供参照，并通过专业意见的表达给予观众积极的价值观引导。然而，就目前而言，在竞争越来越激烈的综艺赛道上，观察类综艺的创新大多集中在对观察对象的不断细分，以及对情感议题的重复探讨上，造成了节目形式单一、同质化严重等问题，观察类综艺在节目形态上的差异化创新和在社会意义上的深度挖掘方面，都还存在进一步跃升的空间。对此，观察类综艺可以从观察机制上进行突破，契合时代发展呈现多元化的视角，坚守文化自觉，在保证公共利益和价值导向的前提下，回答人与人之间的交往难题和情感困惑，打造有温度、有深度的综艺节目。唯其如此，观察类综艺才能在保持自身特点的同时，推陈出新、产出精品。
（作者刘子瑜系湖南第一师范学院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讲师，博士；蔡骐系湖南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本文系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礼乐素养培育和礼乐文化社会教育研究”〈项目编号：22jzd051〉的研究成果）
来源：电视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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