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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虽然是外来的艺术，在台湾也已有近70年的历史了。为了适应台湾人的欣赏习惯和审美情趣，从内容到形式上，都具有自己民族的特色。反映民主生活。具有民族特点的电影，首先要反映本民族的社会生活。
如《原乡人》既描写了台湾本土城乡的生活，也表现了在特定环境下的大陆人民的生活，他们的生活方式、生产方式，风俗习惯和风土人情。但是，并不是所有反映中华民族生活的影片，都具有民族特色，贝尔托鲁齐导演的《末代皇帝》，尽管是取材于中国的故事，拍摄了中国的古建筑，穿着中国古代服饰，获得多项奥斯卡金像奖，但在生活情趣和审美关注上，缺乏真正的中国味，没有渗透中国文化思想、艺术的印迹。所以，这部影片不是中国民族化的电影作品。
除此之外，民族性格是一个民族在长期的历史发展长河中形成的相对稳定的基本的心理特征的外化。中华民族不仅以勤劳勇敢著称于世，同时，又是酷爱自由的。在《悲情城市》等影片中，得到充分的体现。深沉含蓄是民族性格的一个侧面，如古玉梅，当了老莫的妻子后，严厉地谴责金树的纠缠，在责任感和情感的天平上，得到了理智的平衡，既含蓄又充满自信，既刚毅又近乎固执。
自由洒脱，粗犷豪放，是民族性格的另一个侧面，张自忠将军为抗日，在关键时刻，置个人的生死安危于度外，发扬大无畏的革命精神，为了国家民族的利益而壮烈牺牲。张自忠将军的性格，摆脱了优美飘逸的美学风格，显示了编导悲慨伟烈、雄浑深厚的审美理想。
台湾电影工作者，以多色调的笔，精心地描绘了一幅幅闪耀着民族传统文化的光彩，或冷峻凝重，或长拙纯朴，或清新淡远，或飘逸隽永的乡土民俗风情画卷：《养鸭人家》中，那清澈的河水和温馨的鸭察；《老莫的第二个春天》中，充满神秘、活跃色彩的高山族农村和喧闹无华的小市镇；《看海的日子》中，那天水浑然一体的大海和海边窄狭、拥挤不堪的小木屋；《小城故事》中，那引发观众缅古怀远的传统的手工艺品，引导人们追本溯源的、充满文化遗迹的鹿港小镇……。
主人公在忍耐中求生存，在困境中求发展，对真善美的热切追求，坚韧不拔，顽强的生命力，都是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的体现。很多影片，通过人物的遭遇，表现了悲欢离合的民族命运，如《悲情城市》中，日本少女静子即将回国，宽荣坐在窗边，镜头慢慢推移向正在弹奏日本民谣的静子，她在教中国小朋友唱歌，两个有着家仇国恨的青年男女，在优美的情境下，相互尊重自己民族的感情，使观众悟出人性和人情的美。
同样是社会暴力片，香港导演拍摄时，往往着意渲染暴力的场面与镜头，造成视觉的刺激；而台湾的蔡扬名编导的黑社会电影《大头仔》，则少了些暴力，多了一点道德教诲的意味。影片没有神化黑道头目大头，而是从人性、人情的角度，描写大头仔在黑社会的遭遇；生活气息较浓，尤其是大头与老大那段情如父子的情感描述和处理，更为真挚感人。所以这也是台湾电影更能打动人心的原因之一吧。
台湾影片中婚丧嫁娶的画面，最突出、最强烈的表现了民族风情，这里既有传统习惯的保守性，更具观赏性。乡土民俗文化，作为电影艺术的个性的要素存在，不论是台北的高楼大厦、台南的古风、日月潭的景色，还是北投的温泉、高雄的海港、花莲的山林，都构成了台湾本土文化氛围的具象。展示民族精神。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精神中，贯穿着儒家、道家的伦理观念，即讲恕道，重人情，重亲情和乡情。不少台湾影片，讲究孝道、忠贞、仁爱和侠义，而批判不讲信谊，不仁不义，不讲人伦道德的言行，以可亲可感的人情味搜取观众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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