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新“创业”往事:用上海底气为电影的未来保驾护航

6月16日,日本电影《乡野》作为本届亚洲电影新人奖的首部影片,正式开启了上海国际电影节重要单元的展映。

《乡野》海报

亚洲新人奖(亚新奖)自创立以来,已经走过了二十载春秋,是亚洲电影界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

从20年前全员“兼职”设立一方小而美的舞台,到如今成为上海国际电影节颇具辨识度的“招牌”单元之一,亚新奖不仅是一个奖项,更是一个梦想的孵化器,为无数新人电影人提供了展示才华的舞台,见证了他们从青涩到成熟,从默默无闻到声名鹊起的全过程。而站在20年的节点上回头看,它的开始也如同一个新人起步时一样蹒跚摸索,又雄心勃勃。

2024年6月16日,第26届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奖·亚洲新人单元评委见面会

从“争一口气”开始

和后来如雨后春笋般冒出的面向电影新人的帮扶平台和奖项不同,亚新起步时,新人并不是电影行业追捧的对象。20年前,电影的拍摄门槛更高,市场能够容纳的电影不多,新人们获得拍摄电影的机会就更少。

作为亚洲新人奖单元创始人的沈旸,今年回归亚新单元的评委工作。zhe'wei后来监制了包括《白日焰火》《路边野餐》《南方车站的聚会》《冥王星时刻》等华语文艺片佳作的金牌监制,向记者回顾了亚新“创业”的历程。

2000年初,沈旸从其他系统调入上海国际电影节组委会,面对一个主要以展映和金爵奖主竞赛为主的电影节,她觉得还缺了点什么。如今说到创立亚洲新人奖的初衷,沈旸总结是“为了争一口气”。

亚洲新人奖创始人沈旸,今年回归了亚新单元的评委工作

当时已经被国际制片人协会认定为全球a类的上海国际电影节,“论影响力和话语权,远不及欧洲三大,甚至是有些边缘化的。”

沈旸还记得,当时一次偶然的釜山电影节考察之行让她“大受刺激”。在那里,她目睹了电影艺术如何超越国界,将不同肤色、不同语言的电影人紧紧相连。当时韩国的经济和城市建设都不繁荣,釜山更是一个交通极不便利的小地方,但在那里,因为电影而产生的那股子“热气蒸腾的劲头”,让沈旸深刻感受到亚洲电影的无限潜力。

釜山的每一天,都是电影与文化的盛宴。来自亚洲乃至欧美的电影人在这里交流思想,分享经验,共同享受着电影带来的快乐。沈旸至今记得当时场地拉着一条横幅上的写着——“釜山电影节是亚洲电影的港湾”,她不服气地想,上海,这座亚洲最大的都市、中国电影的摇篮,怎么能还不如这么一个“小渔村”?

带着这份不甘与激励,沈旸开始构思,如何在上海国际电影节中设立一个平台,一个能够真正扶持和展示亚洲新人才华的平台。亚洲新人奖在这样的愿景下诞生了。

如今回忆起亚新奖的“初心”,沈旸说,“20年前的上海、高速发展的中国,以及方兴未艾的电影产业,这些都给了我们信心,让我们有责任,也有底气,去抢占话语权,去建立这样一个平台。”它不仅是对那些初出茅庐的电影人的认可,更是一个电影节对于自身责任的践行。

早年亚新奖筹备时的会议留影,右一为濮紫霄,右二为沈旸

起初的团队人手非常紧张,新设立的“亚洲新人奖”仅仅是作为论坛单元下属的一个活动开展。濮紫霄是随沈旸共同开创第一届亚新奖的“元老”,并在之后很长一段时间里担任了核心组织和策划的负责人。

“那个时候,我们几乎什么都没有。”濮紫霄回忆起亚新奖“创业之初”,“没有资金,没有名气,甚至没有一个明确的规划。”

在亚新奖的筹备阶段,团队从制定全新的章程、申报奖项的繁琐流程、“大海捞针”般地寻找优质新人新作,以及为这个完全不知名的奖项去搭建评委班底等等,从策划、宣传到执行,每一个环节都是从0到1的蜕变。

“当时两届办的资金其实很紧张,每个环节都捉襟见肘,但即便如此,亚新奖从第一届起,就真金白银地拿出30万元奖金,奖励给新人创作者。”沈旸至今为这一举措感到骄傲——要知道,更大牌的金爵奖都是没有奖金的。

濮紫霄回忆,最初亚新奖并没有设置奖金。但随着对新人导演困境的深入了解,大家逐渐认识到,单纯的荣誉认可对于新人来说并不足够,需要更有实质性的帮助。因此,经过慎重考虑和多方协商,亚新奖决定以实际行动支持新人导演。

亚新奖奖励新人创作者30万元的新闻报道

30万平分给最佳影片和最佳导演两个奖项,一部电影能够得到15万元的嘉奖。对于20年前的新人,这已经是一个可观的数字,甚至有可能负担一部小成本的制作。真金白银的帮助不仅为他们提供了继续创作的动力,更为他们的职业生涯注入了活力。

濮紫霄记得,有导演用奖金偿还了制作电影时的债务,有的则用它来推广自己的作品,甚至启动下一部作品的制作。“这笔资金虽不多,但对于新人导演来说,是雪中送炭。”

曹保平导演的《光荣的愤怒》获得第九届上海国际电影节亚洲新人奖评委会特别奖

后来也身兼电影教育、监制工作的曹保平,近年来也一直致力于对电影新人的帮助与扶植。在今年的亚新评审见面会上,曹保平感慨随这些年电影环境的变化,新人成长的处境也和自己当年有所不同。“硬件环境来说,我拍《光荣的愤怒》时,总共才200多万,但(现在)电影的成本要比之前高得多,主流电影变得更昂贵。”同时他也谈到,今天的新人已经比他们过去的机会要多得多,许多电影节都推出了创投平台,许多电影公司有了新人计划,有新的更多的手段和方法去实现拍电影的梦想。

2006年,获奖当晚,曹保平(右)与濮紫霄(中)合影留念

除了奖金,电影节还坚持一定要给新人导演们举行新闻发布会,这个传统也延续至今。尽管对于毫无知名度的新人,当时的媒体报道热情也不高,但濮紫霄认为这一步十分重要。“它不仅是对新人导演才华的认可,更是他们第一次向世界展示自己的机会。”包括颁奖环节在内的各个环节设置,“我们希望在各个场合都让新人来发声和交流,鼓励他们去表达,让更多人看到新人导演的潜力和作品的价值,哪怕只是一小步,也是他们走向更广阔舞台的一大步。”

评委和选手都爱上上海

为新人制定一套适用评选标准,在当时同样经过了缜密的考量。选片人注重“新”,通过专业扎实的工作,用独到的眼光,去发掘出新人在创作中对新的议题的关注,和对新的叙事风格的探索。“新人奖一定是更看重‘新’字的,有些技术上没有那么完备,有些和团队也有待于磨合,但我们会在意你的视听语言是不是新,你的表达是不是新的?”濮紫霄说。

纵观亚洲新人奖至今的入围获奖名单,宁浩、新海诚、曹保平、万玛才旦、高群书、张猛、林书宇等后来赫赫有名的亚洲影坛“中流砥柱”都曾经是从这个舞台崭露头角的新人。

在沈旸的记忆里,虽然是新人,但不少人在年轻时已经能看出“大师气象”。

比如沈旸意识到宁浩在青年时期就表现出了对电影的深刻理解和独特的创作视角,《绿草地》当中就已经捕捉到社会现象和人性的复杂;濮紫霄记得曹保平《光荣的愤怒》放映后,整个评审组都激动起来,评委之一的韩国导演奉俊昊从原本需要翻译变成了直接蹦英文,该片虽然够不上“最好”,但这部影片开创了亚新“评委会特别奖”的先例;而万玛才旦从青年时期就似乎已经拥有一个十分淡定的“老灵魂”,不同于一般人的沉稳和谦虚,让沈旸和濮紫霄都至今印象深刻。

而发掘这些新人才华最重要的伯乐,是亚新奖的评审们。如今创始人们搜罗记忆,关于评审的故事也有一箩筐。

2004年第七届上海国际电影节,亚新奖评委黄蜀芹和佐藤忠男为最佳导演获奖者朱文颁奖

首届亚新评委一共三人,来自美国的电影学者大卫·波德维尔、中国著名导演黄蜀芹以及日本电影史学家佐藤忠男。濮紫霄至今仍记得很清楚,波德维尔带着他的小笔记本和小计数器,一边看片一边记录镜头数和关键情节点的独特看片方式。沈旸还补充了一个令人心生敬意的细节——波德维尔为了保持他看片评审的客观中立性,甚至拒绝了组委会给他报销来回机票。

2006年6月20日,导演奉俊昊作为上海电影节亚洲新人奖评委之一,亮相上海影城(图源 新浪娱乐 摄影 王建庆)

而上海这座城市的魅力,也给来往的亚新评审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沈旸回忆,当她在2005年邀请奉俊昊来亚新担任评委时,他几乎是立刻答应了。到达上海后,他对这座城市处处充满好奇,表现得像个兴奋的大男孩,在看到陆家嘴的夜景时他兴奋地大喊,“汤姆·克鲁斯!这是汤姆·克鲁斯跳下来的大楼!”

本届金爵的评委会主席陈英雄在2008年当过亚新单元评委,当时结束评审工作后,他主动提出想要更深入地了解上海这座城市,还专程去游览朱家角这样的古镇水乡。日本导演行定勋也是通过亚新的上海评审之行爱上了这座城市,并于2013年拍摄了中日合拍片《深夜前的五分钟》。岩井俊二导演在近期接受采访时谈到,当时正是因为在亚新看到了《到阜阳600里》让他萌生了来中国拍电影的想法……

年复一年走来,来自伊朗、马来西亚、印度、孟加拉国、印度尼西亚等不同国家的青年电影人也都曾在亚新的舞台上表达对上海这座城市带来的震撼感受。

跨越时代的视角与变迁

纵观亚新奖入围单元的历史,来自亚洲不同地区和文化背景的导演们,带来了每个时代属于年轻人最生猛的视角和独特的表达。

上海戏剧学院教授石川在讲座中谈亚新奖

上海戏剧学院教授石川在今年电影节前的公益导赏讲座中,从一个学者的角度谈到亚新奖的意义——“亚新事关电影节的定位,当时正值亚洲电影崛起,日韩伊朗都有特色,而且亚洲太大,种族、地域、人文文化都太复杂了”,上海国际电影节作为一个立足亚洲、放眼世界的窗口,推出亚洲新人单元,不仅彰显了对多元文化的尊重和包容,更是对亚洲电影新力量的一次重要挖掘和培养。

《云的南方》

本届上海电影节还专门筛选了一份回顾亚新20周年的片单,从这份片单打开亚新,你会发现不一样的视角——《云的南方》作为首届亚新奖的最佳影片,可以说奠定了这个奖项的“标准线”;《乐队》是如今红极一时的新裤子主唱彭磊极具风格化的表达,和许多主流影展的风格很不一样;赵晔导演的《扎赉诺尔》让第12届上影节的亚新评委会主席林权泽强烈要求组委会“加场再看一遍”;《到阜阳600里》是秦海璐担任亚新评审后对新人继续关怀“售后”的硕果……

《到阜阳600里》

放在国际视野中,其他来自亚洲各国的青年创作也可圈可点:印度的《葬礼》独特而辛辣,乡村百岁老人的葬礼引出三代人的生活面貌;《我没有生气》讲述一个欲结婚却苦于买不起房子的愤怒男青年处处碰壁的经历,对伊朗社会现状进行了极为辛辣的讽刺与批判的同时,也引发不同国度观众的共鸣;安藤姐妹的合体之作《0.5毫米》,向观众展现了日本老龄社会的深层问题……

《0.5毫米》

濮紫霄谈到对20年亚洲新人导演创作的观察,她指出,尽管新人导演的从业经历可能较短,技巧上也许还显得生涩,但他们的作品却普遍展现出对人性深层次主题的关注。“这些导演从个人视角出发,探讨的议题往往与广阔的社会环境和人类共通的生存状态息息相关。无论是对弱小事物的怜悯,还是对大时代中小人物冲击的共鸣,都体现了电影作为一种艺术形式所具有的普遍感染力。”

随着时间的推移,沈旸也观察到新人导演的关注点逐渐从过去更“宏观”的社会议题深入到更幽微的个体经验,他们的创作开始更多地反映出对个体与社会关系的深刻思考。加之越来越多留学经历和跨文化背景在年轻一代成长中的影响,在艺术探索上,也能看到更多新的叙事方式和视觉风格,推动电影艺术的边界不断扩展。

而定位“立足亚洲,关注华语,扶持新人”的上海国际电影节,从亚洲新人奖开始,历经二十年,更是早已发展出成熟的扶持培养体系。从这里开始,与评奖单元配套促进亚洲影人交流互动的亚洲电影沙龙,到三年后推出的电影项目创投单元,上海国际电影节经多年积累沉淀,至今完整形成了短视频、金爵短片、创投训练营、电影项目创投、金爵亚洲新人单元、金爵奖及siff young×上海青年影人扶持计划的“6+1”阶梯形新人培育体系,从电影工业的人才多样化需求入手,从成长的不同阶段介入,为培育新人不断做着加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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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心的观众也许会注意到今年的硕果累累。去年亚新单元推出的《白日之下》《年少日记》《乘船而下》《漫漫长日》四部高口碑华语影片在今年上半年陆续公映,并都收获一众好评。四部影片豆瓣评分都在8分以上,三部影片的票房突破千万。新人新作不再是曲高和寡的孤芳自赏,敏锐的时代洞察引发更广泛的共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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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成功将众多文艺片推向市场的沈旸认为,“亚新出来的作品,不仅是品质上的一种保证,也越来越注重对受众、观众的考虑。这种优化是对作品、对市场的综合考量,在审美、美学、市场中寻找平衡,这是真正对产业有帮助的。”

曹保平在本届亚新奖评审见面会上

从当年的选手,到如今的评委会主席,曹保平在今年的亚新评审见面会上感慨,“当年怎么也不可能想到20年后会怎么样,但你有目标,就一步步去做、去达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