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似乎越来越吵了。剧烈变动的时代，不断刺激着人们的神经。试图探讨社会议题的影视作品，也将面临不可知的舆论风险。
最近，第60届金马影展热门电影《老狐狸》上线。它无比契合当下，却也有些“不合时宜”。原因在于，创作者既没有为了规避风险收敛表达锋芒，也没有为了顺应潮流煽动社会情绪。更可贵的一点是，这部电影具有一种“繁体字般”的气质。
本文含剧透，请酌情阅读
01.
剧变时代的贫富相对论
《老狐狸》截取了一段特殊的时代样本，作为故事发生的舞台。那是人们开始相信“财富与努力不成正比”的时代，解严后的台湾迎来前所未有的股市泡沫，股票指数在三年时间里飙涨12倍。搭上快车的人盆满钵满，故事的主角廖家父子，却是后知后觉。
他们相信涓涓细流终汇成海，因此愿意把三年分拆成1095天，倒数着理想生活兑现的时刻。为了开一间妈妈生前憧憬的理发店，他们每一天都要竭尽全力地赚钱和省钱。
父亲廖泰来一边在豪华餐厅做接待，一边踩缝纫机补贴家用。儿子廖界也在认真贯彻着父亲的生活智慧，比如洗完澡立马关掉热水器，才不会浪费瓦斯；让水龙头慢慢滴水，水表就不会走数。
等他们发现什么东西的价格都水涨船高，不管再怎么努力攒钱，还是变得比以前更穷了。他们依然凑不出理发店的首付，连盼头也越来越遥遥无期。攒钱在毫厘之间，贫富差距却在千里之外。11岁少年对此的嗅觉，似乎格外灵敏。
一条颜色更浅的校服裤子，会成为廖界被同学霸凌的理由。因为那是廖泰来做的，而不是从学校买的。这背后代表着什么，廖界的同学一清二楚。而廖界在遭受霸凌之后，坐上了房东“老狐狸”的豪车，更强烈地感受到了绝对的财富意味着什么。
绝对的财富意味着“信息差”。“老狐狸”靠“信息差”发家，与随波逐流的投机者相比，他更早地抓住了时代的风口，并且有预见地把金钱置换成资本，实现了所谓的阶层跃升。
“信息差”又意味着权力，用“老狐狸”的话说，是“不知道输给知道”。在电影中，单面镜的意象出现了好几次。单面镜里面的人看得到外面的人，外面的人却看不到里面的人。
就像“老狐狸”知道廖界的名字和家庭住址，可廖界对他一无所知，廖泰来也只知道他姓谢。因为“老狐狸”是房东，廖家父子是租客。就像“老狐狸”知道在仓库偷情的女工害怕事情败露，可女工不知道仓库里有监控。因为“老狐狸”是雇佣者，女工是被雇佣者。
当廖界从“老狐狸”那里知道，女工就是霸凌他的同学的妈妈，也就见证了一座权力金字塔的诞生。这座金字塔直观地反映在电影的物理空间中，“老狐狸”住在山上的富人区，视野宽敞又居高临下。山下则是鳞次栉比的出租屋，住着凭运气赚快钱和凭努力赚慢钱的人。
“老狐狸”相信权力规则：“不平等是地图，清清楚楚帮我们指出赢的方向。”在他看来，权力的结构恒常不变，下位者要想赢，只能变成上位者。然而正如世界上没有绝对的财富，权力的金字塔也没有塔尖。
“老狐狸”有时也会从“谢老板”降格成“小谢”，因为他的上面还有人，上面的上面也还有人。单凭财富释放的权力有限，权力的属性和分类其实非常多元。这样下去，人与人互相倾轧的游戏将永远没有尽头。
02.
把阶层化作一条河流
许多聚焦阶层与权力议题的影视作品，都以一座硬邦邦的金字塔收尾，故事里的人们最终不是相互毁灭就是自我毁灭。所幸，《老狐狸》的探讨没有止步于此，它把阶层化作一条河流，“老狐狸”是渡河而过的人。权力的结构仍在，但变成了流动的，也就为反思和想象留出了余地。
“老狐狸”的人物塑造可圈可点，他成长于困苦的日据时期，受惠于急剧的现代化转型。一朝实现阶层跃升后，他的身上残留着旧日无法抹去的烙印。最明显的是他的穿着，他总穿日据时期流行的三件式西装，戴巴拿马帽。那是他在整个穷困的少年时期，对富人的全部仰望。
他需要遮掩掉那些属于穷人的烙印，为此分裂出了人前人后两幅面孔。人前吃豪华餐厅，人后吃路边摊的烧仙草；人前抽彰显身份的雪茄，人后抽便宜的新乐园香烟；人前开豪华轿跑，人后住垃圾回收厂。
这何尝不是一种被时代驯化而有些扭曲变形的姿态。“老狐狸”努力包装着想象中的美好生活，坚决和过去的阶层划清界限，背后却是患得患失的身份焦虑。根本原因还是那句话，“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
阶层流动与否，似乎并非取决于个人的努力，而是当下的社会机制对个人的影响。弱小的个人无力与不断发生剧变的社会机制对抗，只好自欺地把无常的生存压力转嫁给他人。《我们从未中产过》一书，描述了这种幽微的心理：
“随着时间的流逝，他人——有时正是我们被迫去比拼收入、比拼资源的那群人——会因为缺少我们所拥有的东西而不得不花费更多。我们还宽慰自己，一旦财产价值崩溃，将首先击垮那些资源更匮乏的人，他们的尸体会缓冲我们受到的冲击。”
与之相伴的，是价值观的混乱和冲撞。“老狐狸”同样自欺地把成功和善良对立起来，他说在乎别人感受的人是失败者，成功者不应该有同理心。导演萧雅全用流动的镜像，毫不留情地揭穿了他的把戏。
电影中廖界就是“老狐狸”的镜像，准确一点说，是“老狐狸”年少时的镜像。根据拉康的镜像理论，人常常会把镜子中虚构的自我当作真实的自我。
“老狐狸”一开始主动跟廖界搭讪，不只因为他们年少的处境相似，更因为他觉得廖界也渴望成功。“老狐狸”专门做过一次验证实验，开轿跑载着廖界从霸凌他的同学面前经过，然后问廖界爽不爽。得到廖界的肯定答复后，他欣喜地确认廖界就是他。
但廖界也做了一次反向实验，他用一首来自旧日的歌曲带“老狐狸”穿越回去，然后告诉他“我不是你”。现在虚构的自我和过去真实的自我，在“老狐狸”的眼前不断闪现着，逼迫他看到自身的矛盾。
“老狐狸”其实有同理心，从他愿意给股市崩盘后自杀的租客上香，可见一斑。只是每当同理心升起，他都强迫自己压制下去，以喝冰水和闭眼默念“干我屁事”的方式。就像许多人其实痛恨不平等，但对权力结构和社会机制无可奈何，只好认命似的说“现在的社会就是这样”。
03.
愤怒不是答案
导演萧雅全不甘心，他没有办法对孩子讲出这句话。于是他透过《老狐狸》拷问现在的大人：你希望未来是怎样的世界？
在当下提出这样的问题，需要勇气。《寄生虫》《小丑》《黑暗荣耀》等火爆全球的影视作品，几乎都避开了提问，只对蔓延的社会情绪因势利导。但如电影研究者戴锦华所说，“无名的愤怒、冲天的戾气、无端的暴力”不是问题的答案。
萧雅全透过“老狐狸”的角色尝试回答：起码不应该是把善良当弱点的世界。也许萧雅全相信，对不平等的痛恨，本身就包裹着善良。这让人想起陀思妥耶夫斯基（简称陀氏）的代表作《卡拉马佐夫兄弟》中，大人对孩子的劝诫：
“我们以后也许会成为恶人，甚至无力克制自己去做坏事，嘲笑人们为别人的苦难所流的眼泪，恶毒地取笑那些喊出‘我要为全人类受苦’的人。但只要我们一想到我们曾经有过怎样的善意、怎样的友爱，就算最恶毒的人，也不敢在内心里对自己曾经有过的善念加以嘲笑。不但如此，也许正是这一个回忆会阻止他做出更大的坏事。
即使他要嘲笑自己，这也不要紧，人经常会取笑善良和美好的东西，这只是因为轻浮浅薄。但是，我要告诉你们，他刚一嘲笑，心里立刻就会说：不，我这样嘲笑是很坏的，因为这是不能嘲笑的！”
陀氏认为，弱肉强食的作恶的自由不会长久，因为它是对自由的侵犯和毁灭，是虚假的自由。而善良是人自发的道德天赋，因为它是非理性的。现代社会瓦解了太多非理性的东西，急匆匆地用理性的东西取而代之，同时又急匆匆地证明它们靠不住。
譬如，技术的发展迭代让人类越来越原子化，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技术理性叠加到资本主义的运作逻辑之上后，不同阶层的人都难逃被异化为机器的命运。它们都无法导向“真实的人类幸福和真正的自由”。
从某种意义上讲，《老狐狸》所做的事情，是在剧烈变动的现代社会，寻回善良这个失落的信仰。父亲廖泰来的角色，可以看作信仰的象征。
电影中有一个相当极致的例子，廖界在医院出生那天，“老狐狸”的母亲在同一家医院去世。兴高采烈的廖泰来敏锐地察觉到周围有伤心人，很快收起了笑意，“他不希望自己的开心刺伤别人”。
儿子廖界的角色象征着未来，一种选择善良的可能性。面对曾经霸凌他的同学，他选择用“老狐狸”提供的“信息差”自保，而不是用同学妈妈的私隐羞辱报复，还不忘隐晦地提醒她仓库有监控。
导演萧雅全并不是天真地相信善良可以解决一切社会问题，只是把善良看作生物学上的突变。社会问题会不断复制，但也会产生万分之一的突变，有突变就有改变的可能。人活一世，能决定的事情不多，但至少可以决定选择的积极性。
那就选择善良吧。“我们首先应该善良，其次要诚实，再次是永远不要相互遗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