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新声pro，作者 | 王卓
双雪涛喜欢踢球，和很多80后的北方男生一样，拎着球鞋、喊声哥们就加入陌生人的比赛，一来二去地还加入了蓝靛厂公园的野球微信群。他习惯活动在中前场，是一个支援前锋和创造可能的位置。
这需要运动员有很高的球商，既要冷静稳定地阅读比赛，又要不惧侵犯地突破向前。
从2011年拿到第一个文学奖开始，双雪涛在中国严肃文学领域已经活跃十三年，也是最受版权市场关注的中生代作家之一。2024年开春，他最新的中短篇小说作品集《不间断的人》正式出版，也是时隔五年再度推出自己的小说作品。
这本小说集从2019年底开始动笔，双雪涛称是一段贯穿疫情始终的写作。特殊的时间跨度也许会让读者产生一种错觉：双雪涛似乎很久没有推出新的文学作品。
客观而言，《不间断的人》不是一本写作速度很慢的作品，包括七篇中短篇小说，拿在手里有一种厚实感，从字数角度来看，也是双雪涛几本小说集里字数最多的。
除了第一本书《平原上的摩西》是比较典型的收纳型小说集，双雪涛对于自己的其他作品集有意识地进行组织。在2023年时，这本小说集已有基本框架和出版基础，但双雪涛还是决定要写完《爆炸》再交付，“中篇和短篇的大概比例、处理的主题、题材的面向……当我按照我的想法完成以后，我觉得才可以出版。”
相比三天时间写完《刺杀小说家》时期的不甘与激情，双雪涛现在的写作节奏变得耐心许多，他愿意慢慢等待或者寻找。反之也意味着需要一个自我喊停的时刻。他是一个干脆的东北人，当一部小说隔一段时间回头看，可改动范围很小的时候，也就是可以交付出版的时候。
对于既有作品的再度修正与创作，往往需要一个新的外力环境。
《纽约客》在2023年以英文形式发布了双雪涛2019年的小说《心脏》，这本历史悠久的文化生活杂志有着高质量的写作团队和严谨独特的编辑制度，《心脏》在发布前也经过小幅度调整。《爆炸》这篇小说也处于类似原因的修改调整中。双雪涛认为美国编辑提出的写作意见，反映出另一个文化体里的读者感受。
真正巨大的创作外力是双雪涛如何与一个快速发育的中国影视工业体系实现交互。过去一段时间里，他多次出现在影视作品的主创序列里，不只是基于自己过往作品的改编，还多了剧本创作和监制工作，“电影项目和剧的项目都在进行”。
最新的几篇小说有不少或前卫、与现实联系紧密的的元素类型，比如同名中篇《不间断的人》，写到人工智能，两位仿生人因为梦境产生了人类的情感，来到人类世界寻找龙骨；《刺客爱人》的多线索紧密咬合的叙事结构、人物间浓烈的爱恨和无可奈何的宿命感，让人联想起《平原上的摩西》；适前提到的《爆炸》，涉及网络暴力……
东北经验已经退回成故事的背景或人物需要返回的故乡，更多的科幻与都市经验加入进来，有豆瓣网友以“都市科幻克苏鲁”来形容这部小说集的风格。尽管如此，读者还是能感受到熟悉的刺激的情节、强大的画面感，还能在文章结尾处继续读到骤然降临的杀戮与死亡。
这一切难免让人追问：新的作品是否是为了未来的影视改编在做准备？在豆瓣关于《不间断的人》的评论区，也可以看到相应的言论。
双雪涛倒是没有把小说创作和影视改编建立强关联，“我们也不宜把电影想的这么简单”，他自己认为新书中绝大部分小说都很难做影视改编。
2014年搬到北京之后，他交了很多影视界的朋友，一起讨论创新路径与困境，也受到他们的感染。“他们永远在寻找能够激动自己的东西，然后用一个非常坚定的自我把这个做起来。”
从少年时代开始，双雪涛就感到电影的魅力，或者说展现出对好故事的热爱，他写影评甚至早于写小说。即使在今天，如果双雪涛打开电视正好赶上在播《教父》，不知道看过多少遍，他还是会停下遥控器继续看下去。他告诉我们，“我喜欢反复看那些好莱坞黄金年代的电影，经典被时间验证过，让人对电影有信心”。
无论是电影和剧集，双雪涛都保持着积极参与的兴趣，也将影视工作看作文学创作的补给和延长线。
2024年初，双雪涛和刁亦男有过一次深入的对话，关于电影与文学之间频繁的互动关系，以及类型小说的价值和创新。从时间顺序上，电影受到小说文学的影响是根源性的，当电影呈现出独特艺术创新和原创故事能力之后，小说写作受到电影类型表达的影响也越来越大。双雪涛和雷佳音在2021年的一期播客中也把两个艺术形式的关系比喻成“本就应该是兄弟”。
作为一个小说家，参与影视工作的起点通常是对自己作品所做的相关改编。双雪涛保持专业而积极的态度，既不是一位静态的版权出售者，需要双方对“好作品”有相似的追求精神，也能在具体改编和制作中保持着应有的职业边界感。“不是合同一签就全都完事，也不能惦记和痴迷着自己的风格，改编一定要先将小说打碎。”
最好的方式也许是，一位作者将自己作品交给另一位作者再创作。
路阳是最早改编双雪涛小说的电影导演之一，他看中的是《刺杀小说家》里所体现的人物状态。路阳在2021年1月接受我们访谈时说，“我和雪涛在同样的时刻经历了同样的煎熬，我们之间有某种频道相通。雪涛认为坚持创作是自己唯一可行的生活方式，小说里都是这样的气息，深深地震动了我。说实话，我在其中看到我自己。”
创作者往往会经历一个或长或短的煎熬期，是一种职业早起的养分储备，也是一代创作者的共同回忆。2013年，双雪涛辞掉银行的工作，希望能够依靠小说写作维持生活，却长期苦于没有发表的机会。路阳在那个时候也处于自我怀疑期，虽然有了一些导演经历，但不断被人劝说放弃古装动作片，甚至放弃电影导演的梦想。
从改编技术层面来看，小说《刺杀小说家》是路阳心中理想电影故事的起点，叙事类型清晰，人物、情感和空间等关键因素完整齐备，已经构成一种强大的画面感。
路阳的改编风格更加外化和强烈。从形式上，对这部两万字的短篇小说进行高度扩充和外化，升级成国产幻想电影的系列大制作，在美学上也强化《绣春刀》体现的风格，北魏、唐朝、东南亚、日本、印度等美学元素被包括，建立一种感受意义上的中国的审美。
与此同时，路阳将自己对双雪涛小说的个人感受转化成一种十分具体和微观的普通人视角，即个人对自己生活环境和世界的一种感受。“当我想要了解我自己，想知道我的极限在哪里，可能会带有某种关于灵魂的思考的意愿。”这是路阳一直坚持的普通人情感，也是双雪涛这部小说的感染力基础。
需要指出的是，强烈的形式美学和细腻的普通人情感一直是路阳电影中商业性与作者性的结合。
张大磊是剧版《平原上的摩西》的导演，也是一位有着自己创作方式的青年电影导演。面对“东北文艺复兴”的代表作，他延续一贯的“故乡散文”风格，从原著抽离时代特征和氛围，将故事发生地从双雪涛家乡沈阳转移至自己家乡呼和浩特，把小说的故事变成身边的人与事，重建空间和还原时代，最终完成作者性的构建。
在2023年2月接受我们访谈时，张大磊说，“小说是雪涛亲生的，但他恰恰可以置身事外，能以不同的视角面对这些人。我自己站在时光的角度去看待，有极强的自我代入感。片子呈现出的调性可能跟读小说时不一样，是另一个作者把自己放进去。”
双雪涛在几次公开发言中都对剧版《平原上的摩西》表示认可，特别是转换故事发生地的方式，“很高级”。在这个项目的具体工作里，两个作者的交流更多是理念和初心，张大磊发来一条条微信语音后，双雪涛再通过微信分享自己的看法来回应。
张大磊的作者性改造，在客观上打通了双雪涛作品中超越东北特性的普遍价值。香港大学文学院博士候选人苏鑫称之为“北方”的重组与重述，地理空间的腾挪放大重建了北方土地在20世纪90年代历史里的共同体意味。
剧版《平原上的摩西》
这也是双雪涛及其小说作品的可塑造性和产业价值的基础。“我的很多小说都是我的某种精神世界的反映，它用的素材是人们熟悉的东西，是一种建筑的搭法。”
东北叙事中的熟悉感属于那个时代的城市变迁以及生活其中的受到伤害的普通人，“是一代中国人的经历和回忆”，双雪涛在此之上体现的关怀与思考具有当下意义。特别是当人们关于未来的判断再度充满不确定性时，那些作品中的底层精神就不再只属于过去的东北，而更像是一种隐喻和先声。
虽然《刺杀小说家》并不是一个公共时代的故事，但路阳也有着同代人之间的身份认同，他曾经热烈地说道，“双雪涛是我们这一拨人的缪斯，我们终于找到了属于我们的文学来源。我们是同一个时代的人，有完全一样的成长年代经历，我们看待好多东西的角度和方法是很接近的。”
例如，在谈到新书里有关网络暴力的情节时，双雪涛展现的也是一种持续思考：从他之前作品中的硬暴力行为延续而来，他发现只会由于限制措施的强化和发生环境的变化而出现不同暴力。“这是一种新的现象，在现在的网络世界里，暴力形式正在发生很多变化，但绝对没有减少或者减轻。”
在双雪涛最初找到自己小说语法的过程中，“暴力”发挥了一定作用。他在写作《平原上的摩西》时意识到，小说中的犯罪不是电影中的那么直接，更像是罪或罪行，具有象征意义，自己也许可以试着从这个方面把小说写出来。
此类写作经验与影视类型逻辑再次相通。
双雪涛表示在2014年受到刁亦男导演作品《白日焰火》的启发和影响，这部拿到柏林电影节金熊奖电影，也在内地电影市场拿到超过亿元的票房成绩，被很多影迷视为近十余年来作者性与商业性结合最好的国产电影。
在2022年的一次公开对话中，双雪涛如此说道，他当时正处于艰难写作的过程里，回头看也是他最后的苦熬时光，“《白日焰火》让我发现内心的某种东西，好的创作会引领你，知道你内心的欲望，我之前一直没有找到很好的方法和容器。”
刁亦男也被双雪涛的作品所打动，“除了有通俗情节的铺排，他还有充满尖利与柔软并存的东西，他找到他的文体，这是他的小说与众不同的地方。我感觉是遇到同道中人。”
在之后的岁月里，他们一直是工作的伙伴和生活的朋友。2015年，双雪涛以艺术总监的身份加入到电影《平原上的摩西》的开发工作里，由刁亦男担任监制、张骥担任导演。在此后的九年中，双雪涛经历了一个电影项目的方方面面，“读了一本关于中国电影的百科全书”。
双雪涛说，“刁老师在电影层面是我的老师，他经常会推荐一些电影让我回去看。这几年我看了很多喜欢的导演或者艺术电影，都是因为这些优秀的电影人推荐和引导我去看的，我对电影的认识跟以前就产生了很大的变化，得到很多享受和乐趣，带给了我特别好的东西。”
根据公开资料便可知这部电影的坎坷。因为突然爆发的疫情和随之而来的严格防控，原计划的开机时间不得不推迟，赶在2020年5月底在吉林杀青，曾经宣布定档于2021年12月24日，又经历了修改、改档和换名。至今，这部已经改名为《平原上的火焰》的电影依旧处于等待之中。
现在还无法展开讲述《平原上的火焰》背后的故事，双雪涛只能告诉我们创作的决心和原则的重要。“大家都把自己的主要精力放在创作上。因为你也知道，电影有很多其他做法，我很幸运地参与了最为贴近创作的电影做法。”在等待上映的过程中，压力变得无处不在，会让人犹豫和动摇。
双雪涛说他们几个人一直不断地彼此明确，什么是一个好内容。大家挽手站在一起，互相打气，再等一下。
这段至今未完的经历让双雪涛对于影视工作有了直接的实感和丰富的经验，也有了被他称之为“朋友们”的合作伙伴。小说家参与影视创作的方式和身份变得多样。
电影《鹦鹉杀》的导演麻赢心在2023年9月接受我们访谈时说，双雪涛在收到她发来的最初剧本后，坐在足球场边和她通了一个长长的电话，直到比赛结束也没能打完。他们没有交流太多剧本细节，而是双雪涛在判断这位尚无长片制作经验的女生，是否有能力成为自己剧本的导演。
双雪涛相中的是一种独特的戏剧性：以情感作为诈骗工具是极为残忍的暴力方式。这个故事原点不仅使得电影剧本具有文学感，也决定它的某种不同。在他看来，过往的骗术类电影多将注意力放在骗子的高明与精密，而《鹦鹉杀》的关注点在于女性受害者的反击，既继承骗术类电影的类型方式，同时具有视角转变所带来的颠覆性。
为了能够让这部作品推进下去，双雪涛拉来合作过《平原上的焰火》的顿河担任制片人，自己出任监制。在疫情管控极为严格的2022年，在西班牙的麻赢心和在北京的双雪涛、顿河通过电话会议将项目推向了实践。影片在上映之后遇到舆论和票房压力，双雪涛给麻赢心发过一条信息：有特点的电影也一定充满遗憾。
电影《鹦鹉杀》
这是他的相信。在双雪涛参与度较深的影视项目里，他在意的是如何与创作同行者们一起追求某种“特点”。
对于消费者观影理念和投资方风险偏好能否出现好转，双雪涛的判断结果是悲观的，但是他知道自己要做的事情。“和我的朋友们尽量做我们喜欢的，能打开多少可能就打开多少，能影响多少人就去影响。”
这是一位小说家介入到影视产业链后特有的作用。小说创作的商业特点是低成本和作家负责，也使得小说家风险感较弱。双雪涛说，“写小说的初衷是我在里面能够获得一种有限的自由，如果我妄自揣测读者的心意，把这份自由丢掉了，那就不是我刚开始写作时的心态。”
在中国电影消费者日渐倾向于去大银幕上寻找“自我投射”的时代症候里，双雪涛坚信电影工作者应该邀请观众多去面对一个他们之前并不熟悉的话题，而不应是不断提供舒适和安全的内容。不夸张地说，这样的趋势很可能将摧毁中国电影本不肥沃的土壤。“观众在你没创作出好的内容之前，他们不知道自己是否真的喜欢。”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电影创作领域正在出现一个新的代际。我们在一篇文章中指出，中国文娱产业有自己的进化方式和模型。基于共同的内容审美和创作追求，“有限经验，充分分享”，形成一个个创作群体。
郭帆、路阳和饶晓志三位导演是其中的典型。他们个人和公司之间形成亲密的支持系统，带动彼此的各种资源进入这个系统，实质性参与彼此的项目，一起实现共同成长。
双雪涛也存在于这个网络系统之中，甚至围绕他的文学作品也在组成一个子系统。
除了文章上述所提到的伙伴和作品，这个子系统还在不断地生长和延伸。例如，出演了剧版《平原上的摩西》的董子健，将双雪涛另一篇小说《我的朋友安德烈》作为自己新的电影导演作品，《平原上的火焰》主演刘昊然也会再次担任男主角。
演员雷佳音和歌手董宝石，都是双雪涛的同代东北老乡，对于小说的语言和故事，有着亲身的同感，分别出演过《刺杀小说家》和《平原上的摩西》。
在生活之中他们保持着密切的友谊，也分享着彼此的创作理念。雷佳音会在私人聚会里一次次给大家讲起双雪涛小说《宽吻》里的故事，而参演双雪涛小说改编的影视作品，是他的个人沉醉和东北认同。
如果把这个子系统视为一个球队阵容，小说家就是那个奔跑在中前场的人，在反击中是创造力支点，在防守中是第一道防线。
双雪涛在《不间断的人》寄语签章本的扉页写着，“最大的乐趣是朝向未知迈进”。也是我们对他的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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