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绛:内心强大的三重境界,允许、接纳、超越

作者:洞见pumpkin

人生最曼妙的风景,是内心的淡定与从容。

看过这样一个小故事。

一位师傅指着面前一块长满杂草的地,问小和尚:“怎样让它不长草?”

小和尚想了想,回答说:“每天拔草。”

师傅微笑着摇摇头,拿出一把种子,撒向田地,然后慢悠悠地说:

“草拔了还会再长,拔也拔不完,只有在这块田里种满鲜花,才能改变这片荒草地。”

生活这片道场中,杂草也无处不在:也许是旁人的攻讦和中伤,也许是命运的刁难和无常……

他人的事,老天的事,去辩驳,去对抗,只会让自己陷入痛苦,徒劳无功。

这世间最强大的力量,不是对抗,也不是征服,而是允许,接纳后的理解与超越。

当你以一颗从容心,看世间不平事,生命的土壤自会开出灿烂的花海。

正如杨绛先生所言:

我们曾如此渴望命运的波澜,到最后才发现,人生最曼妙的风景,竟是内心的淡定与从容。

01

允许,是一种姿态

杨绛所处的那个年代,知识分子经常要进行思想改造,必须经历思想动员、酝酿讨论、声讨控诉三个阶段。

一次“酝酿会”上,一个女学生大声控诉:

杨季康(杨绛)先生上课不讲工人,专谈恋爱。她教导我们恋爱应当吃不下饭,睡不着觉。见了情人,应当脸发白,腿发软。

杨绛感觉到疑惑,因为她并不认识那名女生,也不理解她为何要如此造谣。

但她没有恼怒,也没有激烈地为自己辩驳。

平复好心情之后,她装作此事没发生。

第二天梳洗完毕,她挑了件光鲜亮丽的衣服,神采奕奕地去上班,还专门挑人多嘴杂的菜市去逛。

后来谣言不攻自破,学生们被她的从容气魄所折服,选修她课的人更多了。

多年后,杨绛回忆此事说道:

“知道我的人反正知道,不知道的随她们怎么想。人生在世,冤屈总是难免的,虽是一番屈辱,却是好一番锤炼。”

《增广贤文》里讲:谁人背后无人,说谁人背后不说人。

人生在世,总会遭遇各种误会和不解。

面对无端的诽谤,你回应得越多,对方越是来劲。

懂你的人不用解释,不懂的人更不必解释。

是非以不辩为解脱。

允许讥谤,是放过别人的修行,也是成全自己的智慧。

2005年,杨绛翻译的《堂吉诃德》在学术界引起争议。

一位译者董燕生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公然对杨绛发起挑衅。

指责杨绛的译本中词句不准确,删减了重要情节,比他的译本少了11万字。

更直言:“我现在是拿它当翻译课的反面教材,避免学生再犯这种错误。”

此论一出,舆论哗然。

杨绛的朋友们非常气愤,想要为她打抱不平,杨绛却淡淡地劝他们平息怒火。

随后又在《文汇读书周报》上发表声明,感谢董先生的指点:

“世间许多争端,往往出于误会。董先生可以做我的老师,勇于指出错误,恰恰是译界的正风。”

面对有些专家充满火药味的言辞,杨绛始终不急不躁,从容平和。

后来,大家才知道杨绛使用了“点烦”翻译法,语义更贴合原著,行文也更简洁精辟。

允许争议,允许刁难,不是认怂,而是发自内心的自信和强大。

讥讽也好、误解也罢,不如都随它去。

无论何种境地,你只管做好自己,因为时间会给出答案。

02

接纳,是一种成熟

杨绛出身书香之家,父亲杨荫杭京师高等检察厅长,母亲是有名的知识女性。

可好景不长,后来父亲因得罪权贵被停职,往日荣光一去不返。

但父亲却没有因境遇起落而愤愤不平,抑郁不安。

没有工作的日子,他在书房读书写字,怡然自乐;不复往日的餐食,粗茶淡饭他也吃得津津有味。

受到父亲的影响,杨绛也多了几分淡然的气度。

1919年,杨父亲辞官回乡,准备重新开启事业。

刚到家就染上了严重的风寒,烧得直说胡话,连医生都觉无力回天,拒绝开药方救人。

前来探望的亲属们,无不感慨,天道无常,命运无情。

唯有杨绛忍住悲伤,在心里暗自盘算着:若父亲真的一病不起,她就立即退学去工厂做工,担起养活一家人的重担。

好在父亲正值壮年,从病魔手中拉回了自己。

后来战争爆发,杨绛一家外出逃难。

东躲西藏仍无落脚之处后,只好冒死又回到了老家。

可回到家后,映入眼帘的是被洗劫一空的房子,和鸠占鹊巢的留守奶妈。

以前气派的宅邸,变得破败不堪;

家中古色古香的家具,典雅精致的工艺品没了踪迹。

短短数月,如天堂坠入地狱,桑海桑田的变化,让人唏嘘。

杨绛看到此情此景,只是淡然地感慨道:

“盛衰的交替,财物的聚散,也就是那么一刹那间,我算是亲眼看见了。”

祸福无门至,风云不测来。

这世上,没有不变的定数,一切都在变化中。

上一刻顺风顺水,下一刻就可能狼狈不堪;

上一次还笑脸相迎的朋友,下一次可能就翻脸不认人。

一味耿耿于怀,难以释然,苦的是自己,伤的也是自己。

对于那桩桩件件的世间无常事,看透是修行,接纳是智慧。

这种接纳并不是沉溺于命运弄人,任由命运摆弄,而是懂得转换心态。

就像爱尔西·麦可密克说的:“当我们不再反抗那些不可避免的事实时,我们能省下精力,创造出一个更加丰富的生活。”

03

超越,是一种格局

1980年后,杨绛一家的生活逐渐安稳,在工作和创作上,都有了成绩。

然而,他们的身体状况却走了下坡路。

杨绛有冠心病;钱钟书患气喘、肾病;钱瑗,肺癌转脊椎癌,发现时已是末期。

钱钟书住院后,杨绛每天为他送饭送汤,后来钱瑗也住进医院,三人分居三处,杨绛勉力支撑。

缠绵病榻两年后,钱瑗和钱钟书接连病逝。

至亲的离世对她来说是巨大的打击,但她明白“悲痛是不能对抗的”。

她开始翻译柏拉图《对话录》中的《斐多》。

在一遍遍阅读中,苏格拉底从容就义前对生死话题的侃侃而谈的画面,治愈了她。

“他那灵魂不灭的信念,对真、善、美、公正等道德观念的追求,给我以孤单单生活下去的勇气。”

她着手整理钱钟书留下的手稿和笔记。

“钟书逃走了,我也想逃走,但是,我压根儿不能逃走,得留在人世间,打扫现场,尽我应尽的责任。”

在忙碌充实的生活中,她从容地打扫着人间战场。

生命最后的20年,世间至重的佛家七苦,人间的笑、痛、孤、静,她一人占全了。

但她不自哀,也不自怜。

很多人担心杨绛承受不住,赶过去探望她。

但当她们为杨绛的悲惨遭遇哀痛时,杨绛却没有跟着哭泣,还反过来安慰她们:

“我都挺过来了,你还这样哀伤?往深处想,痛苦的担子我来挑,这难道不是一件好事吗?”

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她亦能从容地接受自己的离去。

她在《走到人生边上》里写道:

我很清楚我快“回家”了。我得洗净这一百年沾染的污秽回家。

我没有“登泰山而小天下”之感,只在自己的小天地里过平静的生活。

对她来说,生不足喜,死亦不足悲。

面对苦难,有三层境界。

第一层是畏惧,第二层不惧,第三层是超脱。

我想杨绛先生已然到达了第三层,她已经超脱了苦难,甚至超脱了生死。

在杨绛百岁之年的一次采访中,记者问她,身上那无怨无悔,向上之气来自哪里?

杨绛回答:来自于信仰。

对文化的信仰,对真善美的信仰,人有信仰,便不会崩塌。

史铁生在《我与地坛》中,曾写过“一堵墙”。

每次他摇着轮椅想去什么地方,那堵墙都会截断他的去路。

有时候气得他迎墙就撞,结果墙岿然不动,自己却头破血流。

你看,天命无常,人力有限,盲目对抗,只会徒增烦恼。

当我们不再执着于墙后面那条路,只是听凭命运的安排,命运把我们带到哪里,我们就去体验去经历,你会发现条条路上都有美丽的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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