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国内新冠肺炎疫情形势的好转，全国多地陆续推出了促进消费的激励举措。据不完全统计，截至目前，包括广东、浙江、北京在内，全国超20个省区市均推出了“消费券”，涵盖的领域包括汽车、电子产品、餐饮等。
不难发现，消费券已然成为后疫情时代各地政府刺激消费的主要举措。而另一方面，关于“现金还是消费券更能刺激需求”的争议始终存在于业界和学界中。
在接受《中国报道》记者采访中，专家也对此观点不一。但来自专家的普遍共识是，随着各地刺激消费政策的密集出台，短期内有望进一步释放消费潜力，促进消费市场的回暖。
多地相继推出“消费券”
△ 资料图：顾客在海控全球精品（海口）免税城排队买单。
受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当前整体市场消费需求收缩。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4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速下降2.9%，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下降11.1%，1-4月固定资产投资增加6.8%（增速同比下滑13.1%）。
京东集团首席经济学家沈建光告诉记者，在当前形势下，要稳住宏观经济大盘，实现全年增长目标，尽快提振消费刻不容缓。
4月25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进一步释放消费潜力促进消费持续恢复的意见》。其中就提到，应对疫情影响促进消费有序恢复发展；全面创新提质，着力稳住消费基本盘。
在此之后，多地相继推出了提振消费的举措。5月21日上午10时，青岛市发放了第一批家电消费券。据媒体报道，此轮不同面额的消费券首笔交易均在领券后6分钟内产生。其后，贵州省、山西省太原市也在零售、餐饮、汽车、文旅等方面发放了消费券。
业内数据显示，今年前4个月，广东、江西、浙江等20余个省市发放的消费券总额超过34亿元。根据中国人民银行广州分行数据，截至5月7日，广东这轮促消费累计投放金额6.07亿元，转化消费交易35.81亿元，惠及实体商户21.99万家。
这并非是消费券首次作为刺激需求手段出现。梳理发现，2020年、2021年全国多地也开展过消费券计划。就北京而言，2020年6月6日北京启动了消费季。北京市商务局公开数据显示，截至2020年底北京消费季累计发放各类“消费券”共3900万张，实现销售额135.2亿元、拉动杠杆达到14.8倍。
但与前两轮不同的是，此轮发放的消费券中汽车、数码产品、家电等耐用型商品的品类力度较大。这些单价不低的产品被给予乘数效应的“厚望”。
所谓“乘数效应”通常指经济活动中某一变量的增减引起经济总量变化的连锁反应程度。就消费领域而言，即消费券发放带来的交易转化效应。
以深圳为例，深圳市于5月23日出台的《深圳市关于促进消费持续恢复的若干措施》中就提出买新能源车最高补2万元，买手机、家电最高可补2000元等举措。从媒体援引的数据来看，补贴措施发放后，多家汽车销售公司的销售额比4月有了增长。
如何将消费券发放的乘数效应最大化？浙江大学国际联合商学院数字经济与金融创新研究中心联席主任盘和林向记者指出，消费券的发放要有针对性，即要以满足老百姓的民生需求为主。
沈建光认可消费券短期对市场带来的刺激作用。在他的观察里疫后各地消费券的广泛实践以及2021香港地区发放消费券的经验说明，消费券在刺激消费方面效果显著，应作为关键政策选项。
盘和林认同各地政府通过发放消费券的方式能够解决当地市场部分需求不足的问题，但“并不是全部的问题都能依靠消费券解决”，他强调。他向记者指出，如今的主要问题是供给问题，如果不及时推进复产复工，那么商品产能就无法恢复到正常水平，这个状况下，消费券激发消费反而会引发短缺。
发钱还是发券？
△ 资料图：贵州丹寨县派发“百万旅游消费券”，助力旅游业复苏。
尽管消费券带来的消费转化已在数据上予以体现，但仍有不少业内人士对于消费券的普惠性表示质疑，并提出向受到疫情影响的居民直接发放现金，以提振他们的消费信心。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林毅夫曾就此公开建议，为封控区的每户家庭发放1000元人民币，以支持他们的消费。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教授李稻葵也表示，保消费一方面要保持物流畅通，另一方面就要对受影响较大的居民给予一定的现金补助，通过这一方式稳住未来的消费，不产生心理的阴影。
记者发现，在社交平台上，“发了消费券，没钱消费”的讨论声不少。中央财经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伏霖告诉《中国报道》记者，无论是消费券还是现金，都能在一定程度上拉动消费。
“大家觉得发现金对消费的拉动效应一定不如消费券，这是大众理解的误区。”伏霖指出，不同类型的消费券针对不同类型的消费群体、不同的目标行业，所产生的乘数效应不同，发放现金也是同理。
始终支持向公众发放消费券的沈建光认为，当前中小微企业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濒临倒闭，如果没有消费券带动，这些企业的生存会更为艰难。他表示，2008年后“汽车、家电下乡”等补贴举措就曾在短期内促进了当时消费市场的回暖，农村市场也因此打开。
在沈建光看来，香港向公众发放消费券提振消费就是良好的范例。公开报道显示，为提振经济，香港特区政府于今年2月和4月向公众发放了两轮消费券。香港零售管理协会表示，4月香港的零售额较去年同期出现反弹。得益于新冠肺炎疫情的控制和本地消费券计划的驱动，香港特别行政区统计处6月1日公布，4月零售销售总额同比上升11.7%，至302亿港元。
“企业没有营收，濒临倒闭，如何享受减税降费的政策扶持？”沈建光指出，从当前的情况来看，消费券的发放可与减税降费形成互补，在供需两侧配合使用，为短期消费市场的回温助力。
而在伏霖看来，目前多地的消费券以线上发放为主要形式且针对定向品类。在他看来，这种耐用消费品的消费券很难直接惠及到中低收入群体。相比之下，发放代金券或者现金则会带给居民更多的选择，灵活性更强，帮助更大。
伏霖认为，对于地方政府而言，不同种类消费券投放和现金发放的帮扶政策，在资金成本、行政力量投入、帮扶目标群体和消费拉动效果等各方面均存在差异。他向记者补充说，地方政府不妨考虑现金和各种不同种类消费券“组合拳”的形式，精准助力。
专家建议发行地方债激发市场活力
记者注意到，目前消费券的发放多是地方政府自主性行为，金额、时间点尚无规律可循。
伏霖表示，消费刺激举措很大程度上是以各地方的财政实力为基础的，“不同地区的产业结构不同、经济发展程度不同，地方政府扶持的表现形式和重点领域也有所差别。”
△ 资料图：长春市给市民派发普惠消费券。
在沈建光看来，由于各地区财政实力的悬殊，拉动整体消费市场仅靠地方发消费券的方式远远不够。他解释道，疫情以来，舆论声中，有关消费券加重地方财政的讨论始终存在，而中央层面并未出台消费券计划。
沈建光建议，眼下有必要加大中央层面转移支付，建议尽快推动发行抗疫特别国债筹集资金、定向用于支持全国层面和地方消费券政策的实施。
伏霖也向记者提到，中央可以通过授予地方一定的权限和额度发行针对疫情的特别地方债券，可以允许在特殊条件下临时调整财政预算，让地方“有能力做更多的事情”。
对于发放的时机，受访专家普遍认为“越快越好”。伏霖认为，目前新冠肺炎疫情的形势在好转，无论是现金还是消费券，及时地发放有利于帮助居民或是企业渡过“疫后复苏难关”。
盘和林则认为，刺激消费需求的“发放”可以发为定向发放和普通发放。普遍发放确保了消费券发放公平性，定向发放是重点关注困难人群，避免抽奖发放。“针对困难人群可以定向采用定向发放的形式。普遍发放则可以用于疫情缓解、复工复产时，以此来激发需求。”
沈建光也表示，各地区在消费券的发放上要注重设计。按照他的建议，地方政府在消费券设计的过程中，应考虑加大消费券的人群定向设计，将资源适度向困难人群、农村县域消费者倾斜，扩大消费券政策覆盖面，发挥保民生作用。与此同时，支持线上线下联动，积极引导小微企业加入，让更加需要帮扶的小型个体商家入驻消费券平台，同步依托小型个体商家搭建场景，扩大农村县域覆盖面。
撰文：《中国报道》记者 邱慧
图片来源：新华网
责编：徐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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