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电影比起来，你最重要，养育好你，我才能做好电影。”
文｜翟锦
编辑｜姚璐
图｜受访者提供（除特殊标注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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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摄过两部探讨母女关系影片的导演杨荔钠，带着自己19岁的女儿小熊一起来见我们。
她的上一部电影《春潮》在2019年公映，展示的是一对母女纪明岚和郭建波之间互相折磨的关系，饰演郭建波的郝蕾在母亲病床前有一段长长的独白，说尽了关系里的撕扯：“你安静了世界就安静了，就让我们这样安静地待一会儿吧，如果你醒来一定会骂我……你想让我找一个好男人，有一个家，过体面的生活。我不。”
今年9月，她的新电影《妈妈！》上映，母与女仍是故事的主角。65岁的女儿患上了阿尔茨海默病，85岁的母亲需要付出顽强的生命力照顾女儿。这部电影虽然有诸多沉重的因素，疾病、衰老、历史、背叛，但底色温情、明亮，一对老年母女蒋玉芝和冯济真的关系充满信任和爱。
母女关系是一道深刻的命题，至少在杨荔钠的创作中，这道题没有一个简化版本的答案。如果说，她与母亲的关系更靠近《春潮》的版本，那么她与女儿的关系则更接近《妈妈！》。
我们的访谈在北京罗马湖附近的一处餐厅进行，窗外是秋日的阳光、风和湖面，《妈妈！》的剧本就诞生于此。她刚刚从外地路演回来，急着回到北京，是因为访谈后日，她的女儿小熊就要去国外留学。
不用提问，杨荔钠就自己噼里啪啦说了起来。她的电影里，常常有着大段的独白，意识流的呓语。她有着充沛的表达欲，尽管她说自己在密集的采访里已经耗尽了。她常常从一个点跳跃到另一个点，女儿小熊则会在一旁帮她补充和总结，“我最近采访被透支得不行不行了，我说姐妹，你帮帮我，求求你了。”
小熊身高1米8，挺拔，生动，喜欢绘画，喜欢马术，表达比妈妈更有逻辑性。对话的过程中，母女俩依偎在一起，她们的关系坦率、亲密、明亮。她们都愿意极致地赞美对方，在母亲生日那天，女儿在嘴唇里纹上了母亲的名字，“LINA”。
小熊说，自己对妈妈永远最真诚的祝福是，不论是钱，还是合作关系，任何东西不要损耗妈妈对创作的兴趣，因为创作对她是最重要的事情。
杨荔钠接着说，“你就是我最大的限制”。
小熊形容她们的关系是残忍且自愿的，“当你成为母亲的那一刻起，带来了生命，除了给予，同时也带来限制，你不再是作为你自己”。
在给小熊12岁的生日信里，杨荔钠写：“和电影比起来，你最重要，养育好你，我才能做好电影。我也必须承认，你一直是我的第一女主角，很多创作灵感来自于你，有你，我的生活不枯燥，你也是我生命最有效的修正带。”
《春潮》中的母女三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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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岁，有了女儿是杨荔钠人生的分水岭。24岁开始拍纪录片也是，她形容那是一个全新的开始。
本来是舞者、话剧演员的她，在1996年开始拍纪录片。她看到在福利院湖边打水漂的独臂少年，于是开始拍一群孤儿院的小孩；她看到自己小区楼下一团老头坐在墙边晒太阳，“像一串糖葫芦串起来似的，非常好看”，于是她拍了《老头》；后来她散步看到一群跳广场舞的老人，乐曲风骚世俗，一个老头邀请她跳舞，就这样她拍了《老安》的爱情；因为好奇自己父母的离婚，她拍了《家庭录像带》。
最开始拍摄时，杨荔钠甚至不知道自己拍的叫“纪录片”，全凭借本能和过往的舞台经验，但她意外走在了时代前面，她是国内最早一批独立纪录片女性导演，在这之前，鲜有导演会拍私人家庭生活，不止是她，那几年，一批女性作者都相继拍出自己的作品。《中国纪录片30年：影像如何打捞我们的记忆》里评论，“这或许不仅仅是巧合或者互相启发，随着‘个人电影’成为可能，女性作者集体爆发的背后有一种强烈的反叛性，她们试图以自己的方式看待和表达世界。”
杨荔钠的第一部纪录片《老头》获得了日本山形纪录片电影节的亚洲新浪潮优秀奖，和法国、德国等重要纪录片电影节奖项。贾樟柯看到后邀请她出演电影《站台》。但当时也有人觉得杨荔钠没受过专业训练，还是个女演员，说她灵光闪现不会持久，以后慢慢就不知道去哪里干什么去了。
但二十多年来，杨荔钠一直在拍，不仅拍纪录片，近十年她开始做电影。她的第一部电影是《春梦》，极其自由地呈现了女性情欲及精神世界，入围了金马奖。之后相继拍摄《春潮》《妈妈！》（原名《春歌》），是她的女性三部曲。
即使母女命题在她的生命里深深缠绕，外界也常常把杨荔钠当成拍母女关系的导演，她说这不是她，她感兴趣的是社会里的人，人里的女人，女人里的女儿。她喜欢拍老人，小孩，女人，男性在她的电影里大多隐身，这是她有意为之，“男人的关系里面包括丛林法则，更残忍，但我不愿意看这种残忍”，她感兴趣的是人和人单纯的关系，这并不意味着回避复杂，就像有人问她，你的作品为什么一直拍“背叛”？女儿背叛父亲，儿子背叛母亲，她在人性的复杂处跳舞。
《妈妈！》剧照
杨荔钠形容自己的一生是在“自救”。早年间她通过舞蹈，把自己从枯燥的教育体系里救出来；后来，她通过纪录片，把自己从整齐划一的集体主义里救出来，她因为疼痛而不断表达；有了女儿后，她创造了单纯、信任、充满爱的亲密关系，把自己从粗暴的关系中救出来；现在，她拍《妈妈！》，把自己从《春潮》后的低潮中救出来。
她今年50岁，她说是正好的年纪，她的生命要跟女儿交错开，女儿去国外读书，她继续拍电影，她的创造力依然旺盛，这些年她攒了很多故事，她还在做梦。
以下是杨荔钠的自述，小熊也做了一些补充——
一个家庭的单位
他们都说我更温柔了，更商业了，没之前尖锐。
我想这就是人长大变化的过程，普通观众的情感共鸣我认为也有意义。
我一直在探寻家庭的题材，我们没有长成老一代的样子，是因为我们有自救能力，我认为这一辈子我都是在自救。但并不是所有人都有自救能力，很多人可能就是循环往复、沉默、隐忍，我要不要通过我的作品说不？
我妈妈就是我这辈子绕不过去的（命题）。我妈在《家庭录像带》的时候像个天使，她就是个很好的母亲，很有责任，有担当，可以以命换命的妈妈，但对我来说，不要以命换命，你都不用理解我，你就平和地对待我，我不要你看我的目光像敌人，我不要你说出来的话都是诅咒就够了。那会她也年轻，现在我们挺好。所以时间是良药，慢性药。
这是这辈子我跟她之间的功课，我一定要在我妈妈生命终结的那一天，让她安心，别让她觉得，我还是一个她一直担心的人，我希望我能好好地跟她说，我们这辈子，你养育我，我照顾你，请你放心地把你交给我，我很想跟她这么说，但我从来没说过，我只是说妈妈你放心吧。
幼年的杨荔钠和父母、弟弟
我生小熊的时候，我妈给我买了999朵玫瑰，她说是小熊爸爸送给我的，但实际上是她买的。我记得我从麻醉里醒来，声音都是重叠的，我听见医生一边缝我的肚子一边说，“这个女的特别逗，她进来的时候还给她妈妈一个飞吻。”我还听见，“是个女孩，是个女孩”。
我听见特别遥远的地方传来哭声，我感觉我躺在一个巨大的南瓜瓣里，就像宇宙一样大。我被推到电梯里的时候，我抬头，知道那是我妈，我能闻到她的味道，我很本能的、下意识的、没有任何理性思考的第一句话是，谢谢妈妈养育我。说完我麻药后劲来了，又晕过去了。
我们可以从一个非常小的（角度）——母亲对女儿的粗暴，延展到人对人的粗暴，到上一代的粗暴。为什么我的电影里一直会有这些？因为我们家庭，包括人和人的相处，就是由小单位变成大单位，从大单位变成社会性。我惧怕和厌恶暴力语言、暴力事件、暴力伤害，渗透在家庭和社会的关系中。
《妈妈！》里有句台词，“一切暴力行为都是可耻的”，读懂这句话就读懂我了，就读懂我所有的温和。他们还说慈悲，我说这跟慈悲没有任何关系，这就是我对人和人际关系最基本的诉求。
上世纪遗留很多后遗症，《春潮》的抗争就是女儿和粗暴的抗争、和家长制的抗争。那我这一代一定要是有进步的，我有进步，我的女儿才有进步，我和善了，她才能对别人和善。
她小学时候我要跟所有人道歉，跟老师道歉，跟同学道歉，跟同学家长道歉，她也被体罚，去给别人遛狗，反正特别糟糕，我记得有一次我不耐烦，冲她大喊，马上我就意识到，我不要重复我曾经被粗暴对待的样子，我会很快警醒，那是悲剧。
我不想用一个影片去教育人。有时候我说小熊看看这个（电影），她说你别给我洗脑，别烦我，我是很小心的，而且我觉得一个作品也起不了那么大的作用，我完全出于我对自己或对他人世界的好奇，我想弄明白，这也是《女性三部曲》诞生的很自然的过程。
幼年的杨荔钠和幼年的小熊
每个妈妈都是母狼
“每个妈妈都是母狼”，是《妈妈！》里的一句台词，我记得我是在给她写12岁生日寄语里写的，她12岁，亭亭玉立，很像一个大女孩，我第一次感觉她被男人以一个成年人的目光、异性的眼光打量她，我从她身后走，心里想，看你妹啊，傻X。
她求知欲特别高，在学校知识吃不饱。她是特别敏感的小孩，她有抗争性，她的个性被挤压，曾经遭遇过学校的霸凌，一路下来，我呵护得特别狠，那个时候我真的有体会，我就是母狼。
有一次我亲眼看见老师让全班同学不理她，我当时就疯了……小孩是有创伤的，她不愿意再进校园。
有段时间她在校园里不上课，我就在校园里看着她，她也在看着我，她之前学习很好，特别爱学习，她就是在试探你，她看你是不是能给她足够的爱，而我让她知道，你怎样我都爱你。那一刻，之后的每一刻我都做到了，我要用我的行动告诉你，你是安全的，妈妈一直在你身边。
她对学校没有信心，每天很难过，我让她停下来，先休息一年，后来几年都没上学。但这不等于不学习，我带她去各地游学，我们从大英博物馆，一直到台湾，到湖北最偏的村子，我们把时间压缩，短时间补完初高中课程。她才有时间骑马、绘画、做音乐，她做得很好，她有很多时间控制自己的生活。
后来马也帮助她很好疗愈了自己。我新拍了一个纪录片叫《少女与马》，我看到马和人之间建立的信任，是人和人之间缺少的。她上小学跟老师磕，跟学校磕，跟教育磕，她很没信任感，她在马场看见了一匹马，那匹马我认为是所有马里最难看的，但她就认为特别美，隔了一年她彻底不上学了，那匹马还在呢，她就说妈妈我想骑马，我说好。
《少女与马》影片开头，有人在打那匹马，因为马太烈了，谁都驯服不了，教练都上不去，小熊看到那匹马被打就嗷嗷叫唤，她说为什么要那么对它呀？她宁肯皮鞭在她身上，她说所有的错都不是马的错。我觉得这都是人性最良善的、最本能的对弱势的保护。晚上她去给马喂胡萝卜，她也不太敢骑它。后来等到她慢慢长大一点，她就骑上了那匹马，那是她第一匹马，它很烈，但它能懂得小孩对它的好，它最通人性了。我记得小熊当时说过一句话，你信任它，它就信任你，我想这是小孩也给我上了一课，她说得没错，那匹马真的信任了她，最后她们两个赢得了两届北京举办的马术世界杯的冠军。
女儿小熊与马
我之所以花那么多成本给她买马，让她骑马，其实这是一个很好的疗愈过程。从小她的父亲角色缺席，她又敏感，我记得小学四五年级的时候，她跟男生打架，她不是没事找事，她每次都是被冒犯，她受到了很不公平的对待，她也有反抗精神，你冒犯我，我必须打回去，我是同意的，你不需要忍。
我肯定不会压抑她，你要保持你自己的个性，她所有的个性我都接受。
（小熊：其实没必要接受，（接下来）变成我来承担责任。她对任何人的关系，有的时候就是因为这种无意识的好的举动，反而会造成伤害。她跟妈妈之间，她会存在刻意的让步，但跟我之间，她还是相对松弛的，我认为我妈在我身边她能做她自己，就像我在她身边做我自己。但是有的妈妈面前就不能做自己，她是我们的妈妈呀，这个很吓人。）
接下来我要拍的故事，都是我在带女儿的路上写出来的。这些年我的创作力还是很强的，未来十年我也认为是我最好的时光。所以我就说你走了，把时间留给我，我好好地专注我的作品上。你看网友都说《妈妈！》电影里母亲和女儿说话像台词，但其实我俩说话真的就是这样，我们不是高知，我们不是从民国来的，随便翻出我俩的微信都是这样说话，当然也有粗暴的方式，那也是我们之间的自由。
别离
她今年19岁，我跟她说我们的生命现在要彼此交错了，我们现在都是最好的时候，我是身体和创造力最好的时候，她是像花一样绽放的时候，这才是真正的母女分离，她的人生将赋予她自己的意义。
（小熊：原话说得更悲凉。你说的是，“法老”（猫）会等你回家，像等它生命的终止一样，你和我也会在此交错。）
我之前跟她说，我把你养大了，如果你再回来搞我，我会像母狼一样咬死你。这也是一种很诚实的心态。她说我知道，我知道，我不惹你。
有时候我跟我女儿说，你是不是投错胎了？你看我这么穷这么胖这么丑，你本来应该去另一个家，但是因为你没看清楚就走到我这儿来了？她说妈妈不是，你最好了。本来是个调侃，最后变成很正式的告白。所有的奖项、所有的赞美里，没什么比女儿的赞扬更让我满足，所有的头衔里，我最喜欢小熊妈。这个身份帮助我长大，让我荣耀。
我年轻时候很屌的，我那个时候运气也好，没有困难。从小跳舞，后来当我成为演员的时候，也被保护得很好，在中国那会儿最好的话剧院里，有最好的师资力量。
32岁那一年才是我人生的分水岭，因为我有了小孩，有小孩的时候我没准备好，我不愿意结婚，更不愿意生小孩，我不需要弄一个小孩出来才显得我是完整的，但好像又不是，她的出生特别奇妙地修正了我，她把我所有的注意力都转移到我跟她的相处当中，像姐妹，像朋友，又像母女。
（小熊：我妈年轻时候那种桀骜不驯的东西，已经被生活驯化很多了。不是说对她人格上的驯化，可能真的是因为孩子，我越长越大，我妈真的越来越像妈妈。小的时候感觉她母亲的身份是遥远的，你会觉得她是一个导演，是一个艺术工作者，我甚至记得我妈小时候给我做西红柿鸡蛋汤往里放枸杞。到现在对我来说，她不是什么导演，也不是什么编剧，她就只是我妈妈。小时候在商场，我小小的，我找她，我妈不见了……）
我就听见广播说杨荔钠，你的孩子在商场的服务台，你快过来领小孩。我跑跑跑，对不起对不起。我记得有一次大冬天，我自己穿得贼好要出门了，穿着羽绒服，她说妈妈，我就穿这个衬衫吗？我不是一开始就是个好妈妈。
母女关系里的控制欲，那些阴影的部分也存在，但不是问题，我和她之间不是纪明岚和郭建波的关系，更像是蒋玉芝和冯济真的关系，是单纯的，信任的，我特别喜欢“单纯”这个词。小时候是我照顾她，她10岁之后，也会照顾我。我所有的柔软都来自她，我接受到的柔软都来自她，我在这种关系中得到满足，没有男人是可以的，这不是牺牲，我不要成为别人的牺牲者，我也不要别人为我牺牲。
我生日的时候，她给我做顿饭，从早上9点做到下午1点，一共四个菜，贼费劲，等她做完，我的厨房我得收拾两天。但我也要感谢啊，有鲜花，有礼物，也有一封信，她是我的麻醉品，是我的剥削者，是那种最残忍的、血淋淋的资本家，但你还要感激她，这是我俩关系的另一个侧面。
年轻的杨荔钠，和小熊画的杨荔钠
挣脱
我从小特别爱撒谎。撒谎对我来说太容易了，我都现编，只要见到老师的那一刻，立马就来，而且我编的不是常规的谎言，从小因为撒谎没少挨打，但那个是什么？那不就是你的想象力吗？
我在课堂上总跑神，有一个夏天，知了在叫，准备上课了，我想不行，不能上这堂课，我就问我同学，黑板上的字你能看清吗？他说能。我说完了，我眼睛看不清了，我真的看不见了，我就哭。所有人都来，一个特别年老的体育老师，白发苍苍，背着我一个大个子就往医院跑，到了医院各种检查，肚子疼不疼？疼。
我爸我妈来了，带着很好吃的东西，我吃完了，他们说回家吧，我就知道完了。我妈让我放好被子，我说妈妈，眼睛看不见呐，我妈就拿湿毛巾抽我，能不能放好？不能，真的放不好，看不见。她又抽一下，能不能？能能能。立马我就好了，我就是演技太差，我从小特别爱撒谎，其实那就是小孩对大人的对抗，对世界的逃避。
舞蹈也是我当时逃脱的办法，逃避枯燥的教育，干燥的课堂，我不愿意进教室，在排练厅里，在舞台上特别自由。我也特别感恩我妈妈，她送我到少年宫学习舞蹈，我爸爸当时并不同意，所有家长都给小孩买水，陪着，就我一个人，骑车去骑车回来，第二天上学，老师问书包呢？我总丢书包，书包丢在排练厅，学习也不好，那会的精力都放在舞蹈上。
后来我在话剧团的时候，我也逃避。我有我的方式抗拒。我记得他们找我排练，我就躲在我认识的邻居姥姥家里，姥姥需要我，我也需要她。我生命一直是跟老人捆绑，我觉得老人除了美，也是安全的，不具有侵犯性的。
我躲在小屋里，他们说荔钠姐，排练了。那会儿要是不排练、不上课，是特别大的事儿。但我宁可冒着风险我也要逃课，听着他们脚步慢慢远去，我就贼幸福，逃一堂是一堂。
（小熊：我妈这么一个自由的灵魂，却要学会去谄媚，是很痛苦的一件事。）
她说到一个特别核心的东西，集体里有特别多（压抑的）后遗症，但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挣脱，这是人的天性，每个时代的人都有被压抑的部分，但也有冲出牢笼的天性。
（小熊：我认为别人当然也能感觉到痛，感觉到压抑，但是不是所有人会像你一样毅然决然地选择离开。有些人可能因为利益，有些因为麻木，你能出去，其实你做了很大的取舍，本质上是你对自由的追求。）
你看，为啥带她来？带她来真有用。我当时是我们班第一个主动打报告离开的，在那个环境太难被理解了，你什么都有，但我当时就是忍不了。你看我们现在，生活也特别俭朴。
我要有虚荣心，我可能就会一直做演员了。我要有名利心，我就不会拍纪录片。
当我拿着摄像机站在老头中间的时候，我是有存在感的，原来这就是艺术？我之前是虚假的，被粉饰的，被安排的，一套套装模作样包裹出来的艺术。1996年我拿着摄影机进入《老头》的世界的时候，他们对我没什么要求，也不让你做什么，但我体验到了真实质朴的情感。那对我人生来说，也是一个分水岭。
杨荔钠拍摄的《老头》
我为什么喜欢老头、老太太的脸，我就是从那些老人身上，能看到老去之后的从容平和，我不抢你的饭，你也别抢我的，你抢我可能也无所谓，到老了之后，有一种良善。我当时拍《老头》，因为老头的那些脸，他们的姿态特别美，坐在路边，某种程度上我觉得近似于宗教，我的人生酸甜苦乐，都挨过了，当我最后跟这个世界相处的时候，你还要我怎样？我不是教徒，但我在想什么是神性？什么是灵性？我们都在被岁月慢慢改变，改变容貌、心态，所有人进入80岁我觉得都是一个样子，都憨憨的，甚至纯纯的，我们总说返璞归真，就是一种你最后被这个自然界塑造的美。我正在被塑造的路上，所以我现在还有挣扎，我还愿意去理解苦难，我还愿意去说我疼，等到那个时候我就是，你来什么我接什么，我随时走，我准备好一切了，我坐在太阳下面，坐在马路边上，坐在自己家里。
《老头》的世界是我的天空，《老安》虽然讲的不是我的爱情，那也是我向往的终点站，当我看到独臂少年往湖里扔石子的时候，它也打到了我身上，那是一种哀伤的美，我想去看那个残缺，他们对生命的抗争，我就是从那一刻开始走到今天的。我甚至都不愿意提我之前的履历，我做过演员，舞蹈演员，我都通常一笔带过，所以我说我这辈子做两件事，一个是养育小孩，一个是做电影、纪录片。
杨荔钠与她拍摄的老头们
自由
虽然我做演员也能得到释放，但我释放得不高兴。我不愿意被一帮男的挑来挑去的，我们去剧组试镜，那帮人的面容我完全记不清了，但我永远记得他们那种自大、审视、龌龊的目光，眼睛、身材……一次就彻底让我幻灭了。所以说为什么我爱女演员，我太知道她们有多珍贵，有多不容易，而且她们经历的可不是一次，她们被审视、被挑剔的过程比我这个还残忍呢。
之前我做舞蹈演员，叫杨丽娜，后来我长大了，改成了杨荔钠。以前我是婀娜多姿的舞蹈女孩，但我已经够美的了，名字不用再美了。钠是化学元素，千变万化，也能接纳所有的变化，我也希望我的人生别保持单一的、没有办法激活的可能性。荔就是方方正正的，力量，沉稳，结实，肥肉（笑）。你看所以我现在长得非常端庄，非常结实，这两个字我到目前做得还都挺好。
不维持身材，跟我懒惰有关，也跟我不在乎别人怎么看我有关，也跟我觉得我被挑剔了太多次有关。我们做演员的时候，一天三次妆，要换很多套衣服，20岁之前我基本上是饿着肚子长大的。所以我现在想吃饱，你懂吗？我这一生，一直在跟我自己、跟我身上的矛盾在抗争。某种时候我也有一种破坏力，我破坏我自己，哪怕哪一天我自己吃药了，你也管不着我，我觉得戈达尔特别牛（9月13日，91岁电影导演戈达尔在瑞士选择了安乐死），这也是一个灯塔，照亮很多人的未来之路。
我也不是一开始就接受我的身材这样的，我原来说，就是你（小熊）让我变成这样的。但是我知道这是冤枉她的，跟她没有关系，这是自己自控力的问题，只能跟自己有关。但有一个东西让我很欣慰，我让我的演员绽放。
自由的感觉就是谁都不凝视你了（笑）。我现在这个年纪，在路上没有人看我，我年轻的时候，回头率太高了。就像她似的，别人要她微信，她小的时候吓得喊妈妈，就跑我这来了，那是年轻生命必然的样子。
（小熊：你看你说的你对自己外形的放任，好像是对自己的一种对抗。但在我这儿，你那些肉完全是我童年记忆里最柔软的东西。抱上的时候，她是有温度的，这种柔软的触感某种程度上是我的记忆符号。所以你在向自己对抗的同时，也在给予，有点像电影《妈妈！》里周夏说的，也许是我在成就你，也说不定呢。）
你到了生命这个阶段，你会更爱你自己，反倒年轻时，你会消耗你自己。与其说你不被凝视，不取悦他人，不被他人取悦，还不如说你连你自己都不取悦，你就是很结实地、很笃定地跟自己相处，你什么都不怕了。
小熊经常也说，妈妈你可以给我找个继父，是我不要，我可以选择我自己的生活。人到50了，有什么看不明白的呢？况且电影和文学里的爱情，也是我的爱情之旅，够了。
（小熊：我妈是那种传统意义上的大女主。）
杨荔钠在《妈妈！》拍摄现场
梦
我的梦是对我自己生命的一个最好的提示，我不但会做决定，我还有预示，比如说某个人死会事先梦到，然后这个人就死了。
（小熊：我妈真的就是梦神。）
当我的生活变得特别世俗，比如要为钱奔波，我肯定什么梦都没有。那种梦一定是在我跟自己靠得很近，生活很单纯的时候才会有。梦是特别好的礼物，它是有灵性的，它是我精神世界的窗口，如果现实生活很世俗，很拥挤，很悲摧，那在梦境里，我才是自由的，我是神仙，我是被梦保护的小孩。
你看我的黑眼圈，我在白天晚上都很忙，上完早工，上晚班。我早上醒来都记得我的梦，我也会很快写下来，会跟她分享，她现在也传承了我的衣钵，开始做梦。
我在梦里能闻到所有的气息，梦有黑白，有彩色，都说死人是不能跟人说话的，我完全可以说话，可以拥抱，我总梦到我奶奶，她已经去世了，我总梦见她躲在一个特别幽静的胡同里，在里面挑水、种菜，他们把自己藏起来了。我说她还活着啊，太好了，我要好好地对待他们。
奶奶给我的就是爱。我现在一直特别怀念她，她很累，有好几个孩子要养，但是她的母性照耀到所有的小孩，包括我，我是她的孩子之一。她一边打扑克，一边抱着我摇，所以现在在火车上怎么摇我都能睡着，我记得那种摇摆，我记得那种母爱。我一直在我的影片里探讨虚实和梦幻，我不是分不清，只是你愿意更相信哪一个。
我挺喜欢布努埃尔的，一个西班牙导演，他有一个电影结尾我记得特别清楚。他说我希望我不要和这个世界做彻底告别，每隔十年，我会从坟墓里走出来，到报纸摊买一份报纸，把它夹在腋下，然后再回到墓地上，看看这个世界发生了什么，特别迷人。
有时候大家都问你是怎么创作的？你靠什么？我通常就是敷衍地说，通过书、电影，但我还怎么解释呢？每个艺术家进入世界的渠道都是不一样的，各有各的方法，我创作作品是因为，我疼了，我哭过，我难受想说话，但小熊没我那么痛，她被保护得很好，她看到、意识到，就会去表达。我觉得要按母题来解释我的作品，肯定是单一的、表象的。我宁可这样解释，我的母题是，社会里的人，人里的女人，女人里的女儿。
小的时候，我在舞蹈学院的宿舍睡觉，墙上有很多乱七八糟的线或是黑点，或是一个鼻涕疙瘩，我从那个墙上我都能看出有小孩，有爸爸妈妈，有条鱼，有条狗，我在探寻这个。我拿我的手指头比月亮。我有个外婆，她给我讲神神鬼鬼的故事，打开我对文学的想象，打开我对更广阔空间的想象。如果我在她身边长大，我可能就是东北的马尔克斯。
我记得我站在家门口的木墩子上，拿着一个碟，“手拿碟儿唱起来……”（唱歌），一首老人的歌，很多人说这小孩表演得太好了，唱得太好了，那是我给自己寻找的我人生第一个舞台。所以人生如梦如戏，我再回想那一刻，那就是一个特别遥远的小小的影子，在那条马路上，那么多人上下班，我都忘了他们的样子，穿着灰色的、白色的、蓝色的衣服，男女老少都有，我自己也那幺小，我情感饱满地在唱，有人注意我，也可能没有人注意我，那是我拉开了自己人生的序幕。
1993年，21岁的杨荔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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