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的《渴望》在播出当年创下了万人空巷的观看。
后来大量家庭伦理剧开始粉墨登场，《金婚》在2007年下半年于各大电视台首播之后创下了平均收视率高于13%的好成绩，《王贵与安娜》紧随其后，也取得了不俗的成绩。
对于《王贵与安娜》的创作起源，编剧六六有过这样的描述：“上一辈人，他们如何相守一生而甘之若饴?他们不说'我爱你'，他们说'我和她有感情。'他们不说'老公老婆'，他们说'小张，小李'。
他们不是自由恋爱，他们是介绍人牵线，他们不叫 ‘步入婚姻殿堂’，而叫‘组织家庭’。
反观如今，现代人的你情我侬，海枯石烂更是愈演愈似商战片，即便是情感，也待价而沽，期待在牛市卖出个最高点。
而恰恰就是你我的父母，他们身处一个内敛的时代，羞于表白。他们用最平实的语言，书写着真正的爱。”
但这种爱不似苏联小说描写那样轰轰烈烈，阳春白雪。而是带着一丝烟火气息，普通婚姻家庭的酸甜苦辣、矛盾争吵在这两部剧中都体现得淋漓尽致。
但是，电视剧中人物之间的冲突融合除了是家庭剧必备调味品之外，更深一层地可以追究成其背后的文化、阶级和历史多重作用的结果。
《金婚》和《王贵与安娜》有一个相同点：通过对普通民众生活琐事的串联，表达出一种朴实的市民文化。
它们将叙事转向普通大众，记录平凡人的日常琐事：弄堂里燃起的灶火，锅碗瓢盆的敲打声、公共使用的水房和厕所、喧嚣吵闹的工厂车间、热情好客的邻居，用时代化的物像构建属于那个时代人们的集体记忆。
主人公们经历的生活挫折：诸如婆媳争吵、孩子教育、人到中年的婚姻危机等问题也是所有普通中国家庭的真实写照。
在《金婚》中，1961年三年自然灾害时期，佟志和文丽因为女儿燕妮吃了几口馊了的白米饭而展开了激烈的争吵，佟志责怪文丽为什么让孩子吃了变质的米饭，文丽埋怨佟志好不容易得来的白米饭，叮嘱了数次让佟志吃掉。但是佟志不但没吃，反而让饭放置久了变馊了。
其实佟子也饿，他只是不舍得，想留着给老婆孩子吃。最后，两人哽咽着泪水心酸又温暖地拿着佟志师傅给的半个馒头相对无言地默默吃下。
这个片段的台词只字未提时代，而是让人物极为有机而有效地介入当时的社会环境中，不仅巧妙地将时代捎带出来，也充分展现了家庭的和睦温情。
不论是《金婚》还是《王贵与安娜》，在人物的塑造上，都强调对立。
土里土气，一口河南大梆子口音的“王贵”和具有布尔乔亚风格的“安娜”的结合就拼凑出一部土洋结合的家庭闹剧。
同样，读苏联小说的文丽和爱看《封神榜》的佟志就是典型的小资和平民的代表。
对于从小在城市长大、走在那个时代前沿的“文丽和安娜”们来说，读《安娜卡列尼娜》、穿布拉吉、烫卷发、跳芭蕾舞、看电影、喝咖啡、有洁癖，这样的生活，才符合高雅生活的情调，才与她们城市小资产阶级的地位和身份相匹配。
但是，她们的另一半，一个是工人阶级出身的佟志，一个是来自河南农村的贫下中农王贵。
作为工农阶级代表的他们有小资产阶级嫌弃的所有品质：不懂生活情趣、不讲个人卫生、性情粗鄙不羁。可就是这般“咖啡与大蒜”的组合一旦相遇，却发生了奇妙的化学反应。
一方面，小资文化所要求的一切生活格调都必须建立在一定坚实的经济基础之上，可当文丽和安娜结婚之后，生活的重压和困境逐渐将她们心中安逸的乌托邦精神压倒。
生活对她们来说渐渐丧失了浪漫与梦幻，而被现实的柴米油盐、生儿育女所占据。
与此同时，面对婚后生活能力的考验时，她们不食人间烟火的小资格调却被小小的一粥一饭击溃得再无反驳之力。
在婆婆到来的时候，从未进过厨房的文丽对厨房的摆设一无所知，甚至还将饭煮糊了，惹得婆婆一阵嫌弃。
于是，她开始渐渐妥协，但也不是完全妥协，而是采取了折中的对策：文丽走进了烟火气息浓厚的厨房，但是身上还是穿着布拉吉或者红色呢子外套。安娜低下了傲慢的头颅，撒娇式娇羞地哄王贵去用水。
另一方面，作为工农阶级的佟志和王贵在文丽和安娜的“改造”下，逐渐摆脱了一些与生俱来的生活陋习：不刷牙、不洗脚、不脱衣服就上床、吃饭吧唧嘴，等等，甚至在更正的过程中，讲究生活卫生竟然成了他们的习惯。
因为，成长背景和经济条件不同而造成的两对夫妻在阶级上的差异和冲突，却都在双方的理解和磨合中，完成了和谐式的中和消解。
电视剧中，文丽和安娜跳出了固有的领域空间，她们都有正式的工作，文丽是小学教师，安娜是厂里的会计。
并且，她们在事业上都有不俗的成绩，这能保证她们在经济上的独立，从而奠定她们在家庭中的话语权，颠覆了中国传统道德观念中女性必须以家庭为中心，与相夫教子捆绑在一起的封建思想。
在《金婚》中，文丽婆婆第一次来北京时，婆婆埋怨文丽，说文丽作为女人，做饭是其理所应当的职责，家务活更不应该让一个大男人来插手。
文丽却反驳道，新社会提倡男女平等，事情已经不分男同志应该做女同志不应该做了，她现在与佟志拿着一样的工资，在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上都是平等的。
新时代的中国女性开始挑战父权社会的权威，通过对话语权的掌握来宣告女性地位的崛起，与之相对应的，是对父权权利的限制，并对女性地位表现出高度的认同。
男权社会对女性要求苛刻：女性得为男性付出，女性所受的苦由社会颂扬来弥补。 所以，男性占有绝对的被服务地位。
但是，电视剧中的佟志和王贵却与父权文化中的男人形象恰好相反。
他们脾性温和，能一而再再而三忍受妻子的任性矫情，并主动承担起自己作为丈夫、作为父亲的责任。
在文丽怀第一胎的时候，是佟志在忙里忙外，“任听差遣”。
文丽因为没如愿生儿子而抱怨的时候，是佟志安慰她，只要孩子和你都健康就心满意足。
同样，安娜怀孕的时候嘴馋想吃香蕉，但是一斤香蕉的价钱却是半个月的生活费，安娜不舍，但王贵却执着将香蕉买下，满足地看着安娜幸福地吃下。
父权的退位，并不是女性完全压过男性，对男性地位进行极端化的颠覆，反而是将传统中国男性形象骨肉化、人性化、丰满化，使其摆脱剥削女性、囚禁女性的刻板印象，以新的尊重两性平等、维护和谐性。
在现今将爱情外显化、疼痛化、消费化的社会里，《金婚》 《王贵与安娜》中相濡以沫、白头到老的爱情就显得尤为难能可贵。
剧中的佟志与文丽、王贵与安娜，经过岁月的磨砺、生活的磨合，他们由龃龉纷争的大龄青年，渐渐步入事业有成的厚实中年，而后步入相互谅解、相互搀扶的垂垂老年。
充满生活气息，却没丧失浪漫活力。
期待能有更多类似《金婚》 《王贵与安娜》这样讲述百姓生活、传颂中国传统美德、引起大众精神共鸣的优秀电视剧问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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