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镇做题家》:他们拼尽所有,只为换得普通的剧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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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今天,我们还可以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吗?

自2013年起,教育社会学学者、华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教授谢爱磊对中国四所精英大学的近2000名学生开展追踪研究,深度访谈一百余名学生,出版《小镇做题家:出身、心态与象牙塔》一书,客观呈现农村与小镇学生在精英大学的身心适应情况,以及学业表现、社会适应、就业出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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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作者看来,“改造自己”是一项宏大而痛苦的人生工程。农村和小镇青年的社会流动,不仅意味着人生坐标的几何移动,更意味着生存心态的艰难调适。融入新的文化世界,是一次“忘却过去的自我的再教育” 。

萌新进入文化新世界

谢爱磊初次见到吴悦,是在上海一所大学的自习室里。

“她略显拘谨,说自己不善言谈。但当对话渐入佳境,她又变得很开心,对自己能够进入全国一流大学倍感骄傲。我试探着问她,会不会‘经济上有些紧张’,她回答说‘不会!’因为除了大学提供的各类奖助学金外,还有其他钱。她出生的广东省西部,宗亲观念浓厚,当初考上名校,家乡那边给了数万元奖励。这些钱让她不用打工挣钱,出去消费都没有什么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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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同期的很多研究一样,在访谈工作开始前,谢爱磊会假设像吴悦这样的农村与小镇学生在经济上会面临较大压力。但在完成一百余位相似背景学生的访谈后,他才发现,他们的故事和自己预想的不太一样。“例如,在和我交谈时,吴悦说自己主要的问题并非经济问题,而是存在于社交方面。”

他们之间最近的一次交谈,已经是吴悦毕业后。当时,她已在深圳一家科技公司入职一年多,后来因为不太喜欢公司的文化又跳槽到另一家。这一次,吴悦已经更加健谈,但仍然告诉谢爱磊,自己“不善社交”,与同事相处或聚会,总有难以名状的隔膜,融入有点困难,还问他,“研究的对象是不是都有这种情况?”

吴悦是谢爱磊在漫长的追踪研究中碰到的许多农村和小镇青年中的一个。

自2013年开始,谢爱磊在上海、广州、武汉和南京的四所“双一流”高校选择了近2000名学生开展追踪研究。这些学生中有近28%来自农村和小镇。他们凭借优异的成绩进入精英大学,大多数逐渐适应了大学的学习和生活,最终在城市找到一席之地,并成就自身的励志故事。

不过,正如吴悦的故事所隐约透露的,励志故事并非这些农村和小镇青年在精英大学成长的全貌。初入大学时,他们大多因家庭出身以及社交能力方面的不足而出现适应受阻的情况,情绪上亦有不同程度的煎熬。

他们并非像众多新闻报道中经常提及的那样——他们所遇挑战的全部是艰难的经济条件和摆不平的学业。尽管常常有经济方面的不安全感,不过他们中的大多数往往拥有较为稳定的经济来源。另外,尽管面临诸多学业和生活方面的挑战,这些农村和小镇青年也大体依然能够保持和城市籍学生相当的学业水准。

时常让他们觉得有些难以招架的是在大学的“社会适应”。在接受谢爱磊访谈的数年间,周深反复提及自己社交能力一般,“和人合作不来”“朋友圈很小”,觉得自己的大学生活“不完整”。

在调查的近2000名学生中,周深算是研究中的典型个案。这些来自农村和小镇的学生,大一参加各类型学生组织的比例和大二成为学生干部的比例都明显低于城市籍学生;在学生会等半官方学生组织的参与方面,则低于城市籍学生14个百分点。这些都意味着他们与城市籍学生所经历的大学可能始终是两种意义上的世界。

改造自己是一项宏大工程

文化和社会资源是影响个人社会流动的重要原因,在攀登社会阶梯之时,作用尤为巨大。

正如劳伦·a. 里韦拉在她荣获美国社会学会马克斯·韦伯奖的《出身:不平等的选拔与精英的自我复制》一书中指出,在筛选候选人、作出录取新员工的决定时,一流的投资银行、管理咨询公司和律师事务所对学业的要求并不高。他们的招聘人员(精英阶层的守门人)更加看重的是文化符号——顶尖学府的文凭、精英式课外活动参与以及自身偏爱的互动风格。

在中国的精英大学,课外活动的主要形式是各类学生组织和社团。但在谢爱磊的访谈中,来自农村和小镇的学生在谈及参与学生会、团委或者社团联合会等半官方类型的学生组织时,往往都会提到自己不轻易报名,因为他们觉得“没有能力胜任相关的工作”,或者“没有城市的同学那么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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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造自己”显然是一项更为全面和宏大的人生工程。

“2014 年,在武汉一所名校学习的吴超接受访谈时告诉我,学业之外,休闲、娱乐、交往以及在城市场景中能够大方得体,都是这项工程不可或缺的环节。他的同学李哲也告诉我,让她觉得开始变成城市这个陌生世界一员的仪式,是她试着去逛公园、旅游,试着欣赏这个新世界。而这些都不是自己曾经生活的‘旧世界’的常态。在社会学家皮埃尔·布尔迪厄看来,这些仪式宣告进入了一个文化意义上的新世界。”

问题在于,并非所有人都能像吴超和李哲那样相对顺利地融入新的环境。由于不知如何经营自己的大学课余生活,上海某大学的李一同学在接受访谈时说他时常觉得自己的大学生活有所欠缺,“我只好安心地做个学霸了!”

路遥在《平凡的世界》一书中所勾勒的奋斗故事令几代人心醉神迷。在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的罕见的社会变动和流动大潮中,主人公孙少平物质生活贫乏,却尽可能汲取精神上的养料。如今,社会流动的故事则是另一番图景。

“那些处在社会流动进程中、寻求离开原来社会群体的人最终可能发现,自己既难再拥抱过去的群体,又很难和它说再见。为了解决内心冲突,他们只好刻意在心理上与精英群体保持距离,最终的结果可能只能是‘既不能拥抱过去,又不能拥抱现在’。”

“农村和小镇青年的社会流动经历告诉我们,应当重新审视个体的社会流动体验——它还包含了更为丰富的主观的非经济的情感维度。只从经济维度描述社会流动故事则有可能使社会流动本身的意义狭隘化。关注成为精英大学天之骄子的农村和小镇青年,只看人生坐标的几何移动还不够,亦要关注他们在社会流动征程中的心理和感情。”谢爱磊说。

现代快报/现代+记者 陈曦

(出版社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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