扎根乡村 凝视童年 纪录片导演蒋能杰:用镜头为留守儿童“发声”|打破偏见的勇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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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新闻记者 李雨心

扎根乡村 凝视童年 纪录片导演蒋能杰:用镜头为留守儿童“发声”|打破偏见的勇气 - 陆剧吧

蒋能杰(右)在拍摄《村小的孩子》

低矮老旧的泥砖屋,曲折蜿蜒的乡间小路,在微风中泛起波浪的稻田……说起农村,你脑海中会浮现出什么?

这是一片广袤而粗粝的土地,是充满着泥土气息的田野乡村,也是纪录片导演蒋能杰的出生之地。在这片土地上,曾传来留守儿童低声的啜泣,有尘肺病人隐忍的咳嗽声,外出务工农民的无奈叹息……而这些声音,都被蒋能杰一一收录在镜头中,呈现在或大或小的屏幕上。

从2008年拿起摄像机开始,蒋能杰便数年如一日地行走在乡野和城市之间,将镜头对准弱势群体和边缘人群。于是,在草木沙砾的乡村里,和被拍摄者的讲述中,他度过了自己的青年时期。

就在五四青年节前夕,封面新闻记者拨通了蒋能杰的电话,彼时他正结束了一场拍摄,在忙碌的间隙中抽出了时间接受采访。当他带着些微湖南腔的声音从手机中传出时,他谈起了童年时与父母的分别,拍摄时见过的留守儿童的眼泪,无法割舍的乡土情结,和创作时始终要面对的经济压力。

童年,故乡

“你长大想干什么?”

“像爸爸妈妈一样,去打工。”

这是一双清澈又懵懂的双眼,带着对外面世界的无尽好奇,与稚嫩而青涩的脸庞一同,出现在蒋能杰的镜头中。这是纪录片《村小的孩子》中的画面,记录了曾经生活在湖南大山深处的3个留守儿童家庭的故事,也是蒋能杰所历经的童年。

上世纪80年代,蒋能杰出生于湖南新宁的一座村落中。记忆中的童年,是去放牛路上把牛放丢的急切,是用看书躲避干农活的时光,是在匮乏的书籍资源中生出对阅读的兴趣,也是与父母不断分别的岁月。

10岁那年,蒋能杰的母亲外出务工,成为中国第一批打工潮中的一员。到了15岁,他的父亲同样去往了外地打工。彼时的他,并未觉得这样的生活有什么特殊,在父母不在身边的岁月,他与家中的老人和弟弟相互依靠生活。后来,当他考上大学,走出大山,在学校阅览室的一本杂志上看到一篇介绍留守儿童的文章,才明白当时的自己,就是第一代的“留守儿童”。同时,他才了解到,原来老家有那么多父母常年不在家的孩子。

“为何选择拍摄家乡,选择拍摄留守儿童的题材,还是跟我的出身、经历相关。”蒋能杰说道。2009年,大学毕业的蒋能杰拿起摄像机,回到了家乡新宁光安村,走进当地的村小,开始用镜头记录一间临时学校和 22 个学生的日常点滴,其中有17个是留守儿童。蒋能杰第一部纪录片《路》,也由此诞生。而后,他跟拍留守儿童长达十余年,并创作了关注留守儿童题材的公益纪录片三部曲——《路》《村小的孩子》《加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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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能杰(左)在拍摄《村小的孩子》

当代作家付秀莹曾说过,一位作家可能终身都在书写他的童年。而在蒋能杰的作品中,大多取材于自己生长的乡村,带有清晰而强烈的童年印记,和鲜明的土地属性。

2019年,蒋能杰拍摄的纪录片《矿民、马夫、尘肺病》在网络中掀起不小的讨论,该片记录了在湖南新宁私人“矿井”里,一群底层矿工的故事。片中,围绕矿山生存的村民、运送矿石和炸药的马夫、在简陋条件下染上尘肺病的矿工……这些,都是交织在蒋能杰童年记忆里的缩影。因为在他11岁那年,做矿工的父亲、二叔、三叔,都先后患上了尘肺病。多年后,他身边亲人经历过的点滴,成为蒋能杰镜头中所讲述的故事。

“我是乡土情结很重的人。”说起作品中总绕不开的故乡,蒋能杰说道,自己诞生于农村之中,父母也曾是农民工,留守家乡的童年和少年时期,塑造了他的人生。“因为我经常生活在底层,跟底层的人群有很多接触来往,我对他们有天然的亲近感。家乡也成了我事业的发源地,也是最早的创作地。”

记录,看见

2021年9月,蒋能杰导演的电影《矮婆》登陆院线,正式公映。

这是蒋能杰第一次尝试剧情长片的创作,也是他首部拿到“龙标”的作品。此时,已是他关注留守儿童题材的第十二年。而《矮婆》的主演,正是蒋能杰此前纪录片中的主角,一位来自湖南的留守儿童蒋云洁。

睁着大大的眼睛,说着长大后想出去打工的蒋云洁,第一次出现在蒋能杰的镜头中时,年仅6岁,是蒋能杰在2009年创作的纪录片处女作《路》中的记录对象。而后,在《村小的孩子》讲述的故事里,也能看到这位留守农村与老人相依为命的少女的身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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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录片《村小的孩子》剧照

从纪录片《路》到《村小的孩子》,再到电影《矮婆》,蒋能杰十余年扎根于家乡的泥土里,用不同的方式持续地关注农村变革环境下的留守孩童。于是,作为中国初代留守儿童的蒋能杰,用镜头记录下了第二代、第三代留守儿童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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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能杰(左一)在拍摄电影《矮婆》

“如果我不上学,不走出大山,不拿起机器,不跳出来观察,对于‘留守儿童’的现象,我也是习以为常的。”蒋能杰说道,当他去了大城市上学后,再回头看自己的家乡,他开始疑惑,他看见农民工家庭,看见家乡的留守儿童缺乏关注和理解。所以,他拿起了摄像机,创作了首部作品《路》。

2012年,蒋能杰结束了两年的北漂生活,从光线传媒辞职,回到了家乡光安村,开始记录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而后,2014年,蒋能杰准备了近6年的纪录片《村小的孩子》终于问世;2019年,前后历经10年时间才完成的《矿民、马夫、尘肺病》走红网络;2020年,公益纪录片《一切都会有的》播出,真实、客观地记录了一群“心智障碍者”的故事;2023年的初冬,聚焦乡村儿童成长的《加一之姐姐》公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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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录片《村小的孩子》剧照

“他们,需要被看见。”在蒋能杰讲述的故事中,需要被看见的,不仅是面对父母离去而啜泣的留守儿童,还有因非法开矿患上尘肺病的农民矿工,以及“无法自控”日常生活的心智障碍者……“我关心这个社会,我希望每一个‘边缘’的群体,或者弱势的群体,都可以有尊严地活着。我希望关注社会现实题材的作品,能被更多人看见,才能更好地发声,要不这类片子也就失去了很多意义。”

而在乡野的泥泞间,在城市的辗转中,在被拍摄者的低语里,蒋能杰度过了自己的青年时期,一晃就是十余年。

“我常用纪录片方式呈现问题,提出问题,努力去发声,因为很多群体发声困难,但他们是需要得到关注的。”蒋能杰说道,他拍摄纪录片的初衷,也是想要增进人与人之间的了解,唤起人与人之间的共情。“我想消除一些偏见,多一些善意。”

乡村,城市

电影《矮婆》上映之时,已经拍完三年,这部从2015年开拍的故事片,上映12天,票房艰难突破20万。

对于公益的纪录片导演而言,创作上的资金窘境似乎是长期存在的。而“赚钱养片”“借钱拍片”,俨然是蒋能杰早期创作的常态。2012年,蒋能杰回到乡村选择全职拍摄纪录片时,时不时要承接商业影像拍摄以维持生存。

为了拍摄影片《矮婆》,蒋能杰找不到投资,就自己筹借钱拍,花了计划去长沙买房的首付。坊间一度流传,蒋能杰为了拍片卖房卖车,但他笑称这是“谣传”。“我至今没买过房、买过车,又何谈卖呢。只是拍《矮婆》的时候,确实有去长沙买房的计划,当时已经结婚有小孩了,房价也不算高。不过拍片缺钱,就挪用了攒的首付。”

后来,被搁浅的买房计划,至今也未能实现。

蒋能杰说道,在2014年前后,他也陷入了茫然无助的状态中。彼时,他已经从事纪录片创作五六年的时间,拍摄让他身心俱疲,他不停问自己,拍摄这些人和事到底有何意义,又能改变什么?还好,蒋能杰坚持下来的理由,除了“情怀”和“家乡”,还有纪录片《村小的孩子》的播出,让他收获了无数的好评和认可。这部在蒋能杰看来“粗糙”的纪录片,去往了多个城市和高校放映,据不完全统计,放映超过600场。

“因为这部片子,我开始明白,原来一部片子的价值不在于它的画面有多美,花了多少钱,用了多么高端的设备,真实的力量不会因为它的粗糙而消减。”有了坚持的理由,蒋能杰又陆续拍出多部聚焦公益,记录真实的作品。虽然经济上的拮据导致拍摄过程艰难,可他的内心坚定不移。

“我还是在努力赚钱,可我和家庭的日常开支不会很大,因为我没有什么物欲,家里人也理解支持我。”同时,在拍摄的过程中,蒋能杰也发现自己的作品向社会发出的声音,也正在慢慢产生影响。

不只是纪录片。2016年,由蒋能杰创建的乡村公益图书屋,在他的家乡湖南新宁落成,他取名为棉花沙图书屋。棉花沙是蒋能杰出生地的名称,也是第一家图书屋所在地。如今,棉花沙图书屋已经有5家,散落在不同的村落中,图书屋所有的运营费、书籍,来自社会各界的捐赠。

“我记得我童年的时候,只要看书,就不用去干农活。可是农村书少,阅读资源紧缺,高年级的教科书都能当作课外书来看。就在这样的状况下,培养出我的阅读兴趣,还有了‘文学梦’,也是促使我后来走向纪录片拍摄的源头。”

如今,蒋能杰与家人定居广州。栖息于乡村与城市之中,他将目光投向在城市中生存的农村人。他青年时期所以拍摄的留守儿童,有的已经来到了城市,成为了像父母一样的农民工,成为了流动人口、流动儿童。

“我希望,不论是纪录片,还是这些图书屋,都能成为孩子们长大后回忆的一部分,也希望它们能影响到更多的人。”蒋能杰说道,从拿起摄像机的那刻开始,有些东西从未改变,他用作品努力在关注时代,关注个体,关注人,也在努力讲“人话 ”

本文图据受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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