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安三万里》上映前，鱼叔已经充满期待。一是因为，题材上的新鲜感。古典神话（封神、西游、白蛇IP）之外，国产动画首次选取真实历史人物作为主角，自然让人好奇。而最重要的是，这个主角太过特殊。李白。盛唐如果是顶王冠，李白的文学成就则是冠珠。这个家喻户晓的名字，让其成为中国最具代表性的文化符号之一。但可惜的是，其电影形象却并不丰富。《妖猫传》里，辛柏青饰演的李白镜头只有短短几个。讨论度却居高不下，可见观众偏爱。
但可想而知，电影难拍也正在此。家喻户晓意味着难出新意，天才之力也让常人只可旁观而难以共情。于是创作者们有意设置了一个角色高适，让其代替观众望向李白，望向长安。一来让观影体验有实感，二来也带来旧料新挖的期待。但为何产生如今的争议，还要从电影本身说起。
本以为前程似锦，谁料步履维艰。李白商贾出身，无缘科举。带贴拜谒求举荐，又被拒之门外。二人黄鹤楼把酒消愁，李白欲题诗其上。结果崔颢一首《黄鹤楼》，又让他无奈搁笔。
仕途不通，诗艺落败。
李白的初登场，便埋下了失意的种子。黄鹤楼一别，李白前往扬州，高适留在长安。二人各自发愿展宏图，并定下一年后再见之约。
与李白分别后，高适在长安也入仕无路。时间一到，便前往扬州赴一年之约。而这时的李白，是什么样子的呢？说好听了，是纵横恣意。说难听了，就是不靠谱。他完全不记得与高适的约定，笑声嘹亮，几近癫狂。酗酒贪欢，豪掷千金。高适见此，心下便知不同路。二人扬州分别，各自祝好。谁知下次见面，李白更不靠谱了。他家道中落，来寻高适。不听劝慰，入赘许相，做个了备受世人鄙夷的赘婿。二人因此，再次分别。
于是脚踏实地的现实主义者，守得云开见月明。盛唐消逝，终在乱世中候到了建功立业的机会。高适平乱有功，身登高位。而李白错投叛军，沦为阶下囚。潦倒不堪，遭人唾弃。曾经的天才光辉，如今破碎瓦解。论体面，还不如普通人。经由高适望见的，便是这样的李白。这部片子遵循时间顺序，串联起二人的人生碎片。但也造成了“流水账”观感。而李白的“塌房”，则是碍于叙事视角。观众代入高适视角，与其共情，自然增加了认可度。反观李白，只展现了他的愁苦，却未叙述背后因由。单看故事，便只剩下一个俗世功绩衡量下的失败者形象。
相似的，还有电影中让人印象深刻的少年杜甫。
大众对其明丽形象的偏爱，是出于对他日后境遇落差的感慨。
而这些依赖观众补齐的部分，正暴露出创作上人物刻画的省略与片面，也就导致了评价的割裂。
在此之下，浪漫主义不再浪漫，只剩散漫与颓唐。
一个个熟悉的诗人名字，连同他们流传千古的诗篇装点着整部作品。
独属于中国观众的集体记忆被唤醒，也势必带来激昂的文化自豪感。
正如整片的高潮，就是李白在黄河旁念出《将进酒》。
超现实的恢弘臆想的堆叠，带来生理上的震颤，也带来影院里小观众们的背诗奇景。
但这些亮点，到底无法拯救电影叙事上的羸弱。
反而让影片有了一股晚会感。
就像我们看河南卫视的国风晚会，心里激荡起的文化自信与感动。
这种感动与其说来自电影，不如说是来自民族文化自身。
近期的《长安三万里》也处境相似。支持者扛着民族文化的旗帜，站到了一个天然正义的制高点。而指出电影拍得不够好的人，分分钟被打成“不爱国”“没有民族自豪感”。这难道不是一种道德绑架？究其背后原因，有来源于观众的。
许多人对电影的态度，并非向内寻求情感共鸣，而是当成标榜个人审美的时尚单品。
审美具有排他性，人又有自我维护的本能。
加之集体情绪极容易被煽动，便产生了摩擦。
但更重要的，是行业的变化。
其实，2007年，谈话类节目《锵锵三人行》中，窦文涛、何平、成方圆三人就探讨过电影骂战的背后原因。
如今再看，部分内容还未过时。
比如骂战的成因，一方面是网络扩大化了参与话语权，以如今情形来看，短视频平台的崛起，又将观影者进一步分化，也让审美固化，不可调和。
另一方面，也因口碑已经不是一部电影的最高追求，票房才是。
“诈骗式”宣传帮观众预设观影动机，让人进入影院。
好了赚夸，烂了赚骂，好坏都有利可图，骂战也成了被借来的东风。
而可惜的是，以利益为最终导向的创作，让其不得不兼顾个人表达和商业要求。
既要“下沉”，又要“深刻”，反而更容易出现剧作上的问题，引发更多质疑，可谓恶性循环。
“这次如果这电影输了，我们的孩子们还能看到这么有意义的电影吗”
想看到一部好电影，竟然需要如此卑微。骂声循环往复，票房热火朝天。真的苦的，还是想看好电影的观众罢了。全文完。如果觉得不错，就随手点个“赞”和“在看”吧。助理编辑：白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