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燃烧的港湾》中的日本军人群像还让我想起一个伟大而偏执的奥地利心理学家赖希。他1933年就在德国出版过一本重要著作《法西斯群众心理学》,他书中的一个较次要的论点非常精辟。我非常赞同和佩服他的观点：“法西斯主义是……被压抑的人的基本情感态度，甚至每一个人在性格上都具有法西斯主义的情感和思想因素。”我觉得人性中的这一阴暗面和他们的心理气质、民族主义、军国主义结合产生了更为坚固的信心和战斗士气。战后，日本民族作为整体从未出现过像德国人民那样的忏悔和反思，倒是经常以教科书和为军国主义招魂的电影引起世界的注意。佐藤和美子是两个描写得很好的普通的法西斯。
很多观众看完《燃烧的港湾》议论说：“这片子很好看，好像不是主旋律电影。”我也觉得本片不大“主旋律”。如果把这也算主旋律，这主旋律电影就是非常“广阔道路”了。同时，我又听到有许多观众和专业人士的议论：“这片子包装不错。”这话我听了有想法。我觉得这种很时髦的说法很不准确。我觉得这是一种把艺术品分裂的美学。作为本质性特征，艺术只有一个特性，就是艺术性，其他所有元素都统一在艺术的表现之中。在艺术品中，政治也是艺术，商业考虑也是艺术，人性认识也是艺术，历史反思也是艺术，正确的思想也是艺术。这些都只是艺术创作的元素之一，艺术创造绝不是把一些好东西放在地上，用比较好的艺术技巧当一块包袱皮“包装”起来好让人看着漂亮、拿着方便、心里想买走。
这部影片的复杂和深厚之处，哪里是包装能解决得了的。这部影片有幕前幕后的编剧、导演、演员，论思想他们不如萨特和赖希深刻，论人物分析还不一定比我能讲，可他们对思想有理解力，最重要的是他们有艺术功力能把这些丰富的内涵表现在一个艺术品里让我们看得起劲。
就本片而言，它的人物都站在自己的性格和地位上说话(梅森等人原先就认为冒险太大而拒绝参加逃亡计划),较为立体的人物构成了激烈的冲突，这些冲突有外部动作的可观性，也有内部的深度让人思考。如果不是对我上面分析的种种境遇和人物心理有较深刻的认识和艺术的构建能力，光靠画面漂亮、节奏快这类包装技巧能让我们坐住？还有的人说我们的影片到国际上没拿到奖也是包装不够。好像我们与优秀作品的差距和不同是在包装上。这可是开的道道地地的国际玩笑，《辛德勒的名单》是包装得好？
有一件奇怪的事，几乎所有“二战”时的政治人物、军事将领、特务头子的传记在书市都能买到，就是没有戈培尔的。如果现在没有陈伯达和姚文元的传记会多奇怪。《燃烧的港湾》中的佐藤的最高学位与戈培尔一样—一博士。不过佐藤只是东京大学的工程博士，而戈培尔读过八个大学，拿过至少两个博士学位。佐藤是本片中写得最好、演得最好的角色。他气质儒雅，头脑冷静，精明干练。他至少会两门外语，闲暇时不光会斗木剑，还能挥毫弄书法。在山洞面临塌方时，他为了赶工时逼着劳工们在里面工作。为了让工人们和在场的工程师相信不会塌方，他自己也守候在洞里。这时，我们真不知道他是作为战争机器上的一颗闪闪发光的螺丝钉而甘愿与劳工一起冒险，还是作为一个工程师而经过计算或凭经验断定山洞里不会塌方。
这样一个人，要写到他后来拿起机关枪对准洪达等人扫射，对编剧是要点功力的。这一过程中，我觉得他与未婚妻相遇的一场戏设计得很好。美子盖在头上的那块手帕营造了非常戏剧化的情景，同时又很具备象征意味。在送走了当慰安妇的未婚妻之后，佐藤还在尽心尽责地为天皇服务。更绝的笔触在于他后面的残暴内心的爆发。从这种爆发我看出，当个体的压抑要寻求突破口时，他的潜意识会让它去找到意识形态和现实的国家机器所许可的弱者以供他义正词严、义无反顾的去迫害。我在红卫兵身上也看到同一种心理机制的完美演出。从佐藤和美子这一对“日本鬼子”身上，我看到了个体绑在国家的战车上会驰往何处。在战争机器中，普通人只想做一个技术官僚也是不能逃脱责任的。个人能够洁身自好吗？
当个人对国家不负责任或听任国家作出错误选择时，惩罚只能落在具体的个人身上。这惩罚可能是子弹，也可能是原子弹，也可能是本片中落到美子身上的毒气弹。美子盖在自己脸上的那一方白手帕绝对挡不住军国主义对个人的污染，这是对精神和肉体双重的、实实在在的污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