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胡慕之
1962年是个多事之秋。
这一年，古巴爆发导弹危机，中苏关系恶化，中印边界战争爆发。台湾海峡另一边的蒋介石，自感时机已到，派了一大批人偷渡到广东。
也是在这一年，第一届金马奖开始筹办。作为主办方的台新闻局，还讨好般地把举办时间定在了10月31日，蒋介石生日这一天。为了迎合蒋介石的心愿，主办方还取巧地在前线阵地“金门”和“马祖”两个地名中，各取一个字组成“金马”，作为奖项的名称。
这个颇具内涵的奖项名称，似乎也早已注定了“金马奖”始终无法抹去政治色彩。
金马电影的“健康写实主义”路线
金马奖主办方腆着脸拍老蒋马屁时，李行也正腆着脸跟“金主”吹牛皮。
此前，他从台湾师范大学毕业后，排了几部话剧，还演了几部电影。但他觉得不过瘾，想当次导演，体验把指挥演员的乐趣。
投资电影的老板听说李行从无导演经验，死活不同意给钱。李行好说歹说，拉来两个好友当副导演，他当执行导演，一份导演费三个人分，老板这才勉强同意。
在此背景下，李行得以执导人生中第一部电影《王哥柳哥游台湾》。电影名里有个“游”字时，他也确实是游客心态，此时，距他到台湾满打满算也就九年。
1948年，解放的号角吹到了长江北岸，眼见大势已去的蒋介石，为了提前给在台湾省的“蜗居”生活做准备，抽调了一大批工程技术人才去台湾省搞基建。被抽调的人里，就有李行的父母。
父母要带他走的时候，李行刚刚考上苏州大学，在艺术教育系念大一。得知要去台湾省，他的第一个反应是：去多久？学业怎么办？
李行跑去找教务处老师给他开转学证书，老师只给了他一个寄读证，说：转学证书没法给你开，你先去寄读，等你从台湾回来了，再回苏大完成学业。
李行想着自己顶多寄读一个学期就回来了，便愉快地同窗好友告别，背着行李跟爸妈飞去了台湾。
可哪料想，此次一别，便是四十余年未能归来。
对台湾省，李行心里面一直有种客乡人的疏离感。他看到许多从内陆来的人四处漂泊，没有房子，没有土地，不知何时能返乡，内心迷茫。这种迷茫，李行一样有，所以他想拍一部能够真实反映内心，呈现台湾现状的电影。
可这样的电影，台湾当局不会给钱拍，李行只好自己投资。为了攒下足够的拍摄经费，李行接连拍了十几部台语电影，投资人让他拍什么，他就拍什么。
那个年代，金马奖还没什么含金量，第一届金马奖颁给了香港电懋电影公司出品的《星星月亮太阳》，虽然是部抗战背景的爱情片，却带有很强的政宣色彩。李行有心想改变台湾电影官方主导的状态，便用自己当导演赚的钱，投资拍摄了电影《街头巷尾》。
李行似乎是为了寻找某种寄托，也似是在诉说一个愿望。在《街头巷尾》里，外省人和内省人在一个大院里生活，互帮互助，其乐融融。
影片上映后，时任中影电影公司总经理的龚弘看到了这部片子，便找到李行，说：我一直很纠结，是应该跟着香港电影的风格走，还是培养自己的电影风格，《街头巷尾》提醒了我，我们要拍反映现实的故事。
在中影的号召下，台湾影坛提出了“健康写实主义路线”，将“同情、关切、原谅、人情味、自我牺牲”作为影片的主要价值观，意图改变台湾社会，人心动荡的状态。
李行也被中影钦定为主要导演，相继拍摄出《蚵女》、《养鸭人家》等健康写实主义电影，还凭借《养鸭人家》第一次拿下金马最佳导演。
李行曾说，他是看20世纪30—40年代的中国经典电影成长的，费穆导演的《小城之春》给了他极深影响。
很多人看了《街头巷尾》都觉得似曾相识，实际上它就是一脉相承于中国电影的传统，浓烈表达了中国传统文化、伦理道德等方面的的思想主题。
六七十年代金马奖“琼瑶风”的盛行
当年跟李行一样，以为自己只是暂别大陆的，还有一个叫陈喆的四川姑娘。
到台湾省后，年幼的陈喆度过了一段还算快乐的童年时光。但妹妹的出生，却让一切变了味。
陈喆的妹妹从小要强，考试考了98分都会崩溃大哭，这让从小就对学习上不上心的陈喆感到压力很大，甚至还一度因为父母总拿她跟妹妹作比较，患上了抑郁症。
经历了两次高考落榜后，陈喆下决心不再参加高考，而是在家安心写作。此前，她已经用“琼瑶”这个笔名发表了两百多篇文章。
1965年，中影买下了琼瑶小说《六个梦》的版权。《六个梦》实际上是讲了六个短故事，在中影做导演的李行挑了其中一个故事，拍成了电影《婉君表妹》。领导觉得李行拍的不错，又让他挑了一个故事，拍成了电影《哑女情深》。
同年，琼瑶另一部小说《烟雨濛濛》的版权被天南影业买走。刚刚在台湾“中国小姐”比赛中获得冠军的归亚蕾，被选中做了女主。
冥冥之中，机缘交错，似乎注定了1965年是属于琼瑶的年份。在这一年的金鸡奖上，《哑女情深》和《婉君表妹》共揽下优等剧情、特别演技等六项奖项。首次出演电影的归亚蕾也凭借《烟雨濛濛》成为金马影后。
紧接着，秦汉、秦祥林、林凤娇、林青霞等人也相继因出演琼瑶电影，成为金马电影节上的影帝影后。
回顾六七十年代的琼瑶电影，似乎都有着一个同样的故事模式——为了爱情奋不顾身，甚至可以超越阶级。
从表面上看，这似乎与当时台湾影坛提倡的“健康写实主义”的风格路线相违背。但实质上，结合当时的时代背景，看似不接地气的琼瑶电影中，无不包含着台湾底层民众对冲破阶级枷锁的呐喊。
也正是因为琼瑶电影的大火，让台湾电影逐渐在海外有了热度。
金马电影的华语新派武侠片时代
台湾省刮起一阵“琼瑶风”的时候，香港正掀起一股“武侠热”。
香港的武侠界里有个“怪人”——胡金铨。胡金铨有多怪？他拍片不是出了名的快，而是出了名的慢。
拍摄首部自导自演的作品《大地儿女》时，因拍的太慢导致预算超支。等到拍《大醉侠》时，老板邵氏直接命令他，让他限期拍完，拍不完就换导演。
因为跟邵氏“多快省”的电影制作理念不和，1967年，胡金铨出走邵氏，投奔台湾联邦影业。为了拍好在台湾的第一部作品，他把自己泡在台北博物馆，逐字逐句地考究史实，想方设法地还原历史上的客栈样貌。
甚至连古代客栈为了防狼，在墙上画下白圈这样的细节都要考据到位。到了电影《侠女》里，胡金铨的“怪”更进一步，从开机到杀青，用了两年，直接创下国语片拍摄时间的最长纪录。
为了拍摄出古宅空无一人的萧瑟感，嫌芦苇长得不够高的胡金铨，宁肯等几个月再拍；光三条街道的布景和百余幢房屋的布景就搭了大半年。
“怪”得独立特行的胡金铨，也凭借《龙门客栈》拿下金马奖优质剧情片和最佳编剧。之后，更是靠《侠女》获得戛纳电影节最佳影片提名。
胡金铨镜头下的侠客，多半不是江湖草莽，而是文武兼修的人物。在他们身上，总透漏着挥之不去的家国情怀。《大醉侠》中金燕子与范大悲皆为侠客，但剧情并没有聚焦于江湖恩怨；《龙门客栈》中以萧少滋为代表的武林侠士为了救助忠臣之后，与东厂太监展开激斗，使忠臣之后得以保全。
说到底，胡金铨的武侠电影靠细节取胜，但让其能够经久不衰的，还在于电影中呈现出的人文主义色彩和悲天悯人的诗意情怀。
金马电影的杨德昌、侯孝贤时代
论起“怪”，胡金铨在电影界不是第一个，也绝不是最后一个。
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代更比一代怪。十多年后，“骂娘”导演杨德昌也因“怪”青史留名。
江湖传言，杨导最爱讲的“三字经”和“五字经”分别是“吵（cào）你妈”和“吵（cào）你妈的蹄（bī）”。
这种颇具江湖风格的骂人方式，可能根源于杨德昌幼时的混混经历。他从小在眷村长大，村子里的小孩儿拉帮结派，自成组织。后来，他还根据幼时的经历拍了部电影——《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
该电影不光荣获最佳影片，初涉影坛的张震还因为这部片子提名了最佳男主。
这个理工科出身的“怪”导演，似乎特别擅长解构。他的手里像是握着一把手术刀，一刀刀将台湾社会分层剥骨，将问题抛出来展示给你看。杨德昌近十年的国外教育背景，让他更容易逃脱局中人的束缚，站在局外看得清楚。
李立群曾称赞杨德昌是台湾地区“最有风骨的导演”，因为在他的影片中始终保持着一种诚恳的道德观——咄咄逼人或肝肠寸断的道德诘问。《麻将》和《独立时代》里的“话痨子”恨不得把导演对社会的全部思考讲给你听。
师从李行，给杨德昌当过助理的侯孝贤比杨德昌还有“风骨”——他舍命越线，根据台湾省的二·二八事件，拍出了《悲情城市》。
因为题材涉及禁区，侯孝贤未经批准就拿样片去了国际电影节参赛，国民党高层大为恼火，决定对他进行严厉惩罚。却未料想，《悲情城市》在威尼斯电影节得了金狮奖，华语电影也跟着在国际舞台上沾了光，消息传回台湾，国民党政府不光免除了
对侯孝贤的处罚，还给他发了奖金。
杨德昌和侯孝贤被称为“台湾新电影双子”，两人的电影中都不约而同地透漏出极强的现实主义倾向和人文主义追求。他们似乎永远在思考，永远在呐喊，永远在努力试图用电影语言唤醒时代的良知。
“开放”后的金马电影
1990年，台湾导演代表团第一次正式组团访问大陆。组团的成员中有李行、石方禹等老牌导演。这也是李行等人时隔四十年后，第一次回到大陆。
1992年。香港举办“海峡两岸暨香港导演研讨会”，大陆、香港、台湾来的导演第一次共聚一堂。一位香港导演回忆起当时的情境，曾说：
大陆来的导演和台湾来的导演，关系像是吵架后的夫妻。两人想说话亲热，但谁都放不下面子。而香港导演像是“和事佬”，撮合着“两人”重归于好。
此次会后，在80年代开始就已改由民间团体轮流举办的“金马奖”，也有了更加开放的心态。
1993年，金马奖最佳剧情片颁给了台湾导演李安的《喜宴》；1995年，金马奖最佳剧情片颁给了香港导演许鞍华的《女人四十》；1996年，金马奖最佳剧情片颁给了大陆导演姜文的《阳光灿烂的日子》。
2003年《无间道》，2008年《投名状》，2012年《神探亨特张》……2018年《我不是药神》。
同时期，台湾本土电影也得到刺激，一大批以《艋舺》、《海角七号》、《赛德克巴莱》为代表的台湾新电影问世。
“不论地区，不论性别，不论政治，只以电影论高低”，是金马电影节能在九十年代后取得巨大进步，并逐渐走向世界的不二法门。
可就在去年第55届金马奖晚会上，拍摄《我们的青春在台湾》的年轻台湾导演傅榆，却在颁奖时发表了别有心机的言论。
不知道心心念念思念着大陆的老导演李行怎么想，也不知道从小在眷村长大的杨德昌和侯孝贤怎么看，反正巩俐当场绿了脸，李安笑得很苦涩。
到今年，大陆电影人集体放弃参加金马奖，入围柏林电影节的电影《一秒钟》和《地久天长》、入围戛纳电影节的电影《南方车站的聚会》也全部表示不会参选。原本势头要比肩国际A类电影节的金马奖，今年却沦落成一个区域性赛事。
金马奖早在1999年，就定下了“不主动邀请政界领导，领导不上台，不致辞，不颁奖”的规矩，如今却被别有用心的人操控，成为政治工具。
回首曾经，李行导演靠着一脉相承的中国电影传统让台湾电影重新起步，琼瑶电影、华语武侠片也无不传承着与大陆同源同宗的历史观与道德感。杨德昌和侯孝贤导演更是因对大陆家乡的无限怀恋，才拍摄出《光阴的故事》、《童年往事》等带有鲜明中华人文色彩的影片。
大陆和台湾本就是一家人，搞所谓的“独立”，抛下文化的根，金马奖又能走多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