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很小就有了电影情结。1946年左右，我大概11岁的时候，就开始每天爬电影院窗户去看电影。因为电影院是用黑布遮着光，我就要把那个黑布拉开才能看到里面，很累的，手还要拽着窗户的铁栏杆，就这么看。那个时候我心里头就埋藏了一个电影情结：我长大了一定要搞电影，一定要搞真的、善的、美的电影。1952年，我在苏州美校看到了刚成立的一个电影卡通专业，电影两个字对我很有吸引力。我考这个就可以进到电影系统里去，我一定要考。我就这样读了动画的科班，我们是新中国成立以后的第一届动画专科毕业生。毕业之后，我进了北京八一电影制片厂。1952年，八一电影制片厂刚刚成立，我们一共才60个人，我就是60人当中年龄最小的一个。
刚进入八一电影制片厂的王静珠改革开放之后，我又到了广东。电影《特区打工妹》描绘了广东的特色——“打工妹”是改革开放以后才有的人群。我为什么要写这部片子呢？因为我在火车站看见了一对十八九岁的女孩子，拿着行李在火车站坐着。我问她们：“要去哪里？”“去深圳。”“干吗去？”“打工去。”“你们过18岁了吗？”“快了。”其实有的人还没有过18岁。她们就为了摆脱家乡的贫困，18岁就出来找工作。这群人盖起了高楼大厦，付出了自己的心血，把自己的青春献给了深圳。
我们写《特区打工妹》的过程也相当艰苦。我们第一次去到日本松下的大厂，那里有大量女工，但是一开始不让参观。我和张良要去看，不让看，大门关着，从来不接待记者。一次阻挠，二次阻挠，就是不让看。后来第三次是他们主动来请我们，因为听说张良导演来了，愿意为张良导演开门。我们就进去看，那些孩子们都在那里打工，在流水线上工作，连上厕所的时间都没有。
张良和王静珠夫妇在改革开放初期的时候，深圳的打工妹是相当辛苦的，她们的贡献非常大。我在写《特区打工妹》的时候，就想要告诉孩子们，你们去了深圳要接受考验，要自强要自立。我特别表达了一种“盗火者”精神，去了深圳要去学习、去“盗火”，要把“圣火”偷回来去建设家乡，这才是我们摆脱贫困的出路。电影里的最后一场戏“打工者之歌”，就特别谈到我们要建设家乡，让它也跟深圳一样富强。我获得的一切不是因为我能干，而是因为时代造就了我，我觉得我碰到了很好的时代，而且现在越来越好。我认为我生的很逢时，一切都正好。编导：蒋毅采访：黄勇摄像：张保平 陈思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