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所有听过他讲课的人都说听黄昆讲课简直是一种享受。就拿他教普通物理那段时间来说，在物理通报上写过多篇的文章交流钻研教学的心得。
● 他常常夜里工作，就用抽烟来提精神，养成了大量吸烟的习惯，也损害了他的健康。
● 黄昆先生是固体理论方面国际上的顶尖人物，可是他几十年来带的研究生很少，算下来不出十人，真正毕业的人数更少。
● 有一次，因为好奇，我没大没小地问黄昆，你妈妈对你娶个洋媳妇回来没有意见？黄先生说，她们关系好得很，我母亲非常喜欢她。
● 黄昆先生能够全身心地投入到工作中，对中国的半导体事业做出重大的贡献，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其中的功劳有李爱扶的一半。
作者 | 虞丽生（北京大学物理学院）
时光匆匆流逝，好似白驹过隙。昨夜的星辰一颗一颗地陨落，转眼间黄昆先生离开我们已经十四年了。
星星虽然陨落， 但这颗星星的光芒却永存在科学史册上，也永留在我们所有后 辈的心中。
我虽然不是黄昆先生固体理论方面的嫡传弟子，但我是他最早的学生之一，后来在北大共事几十年，有过许多接触， 五六十年前的记忆依然清晰。
我是应该把它写下来，让年轻人能够看到一个有血有肉的黄昆先生，而不只是一个伟大的标签。
1951年我考入老北大物理系，黄昆先生是秋天以后才从英国回来的，所以我们那届的普通物理课程是朱光亚授课，赵凯华做助教。黄昆来了以后给研究生开了讲习班。
当时的老北大物理系的人数很少，四个年级的学生加起来才只有60多人。
朱光亚不苟言笑。课上课下都是一脸的严肃，眉头紧锁，黄昆比较活跃，喜欢开玩笑，说话幽默，批评人也是幽默带着挖苦，所以学生和他接近没有什么顾虑，很随便。
那时北大理学院在景山东街的一座王府里。系里教师并不多，单身教师都住在王府最后一进的小院里，就在我们实验室后面。
1951年的冬天，学校开展知识份子思想改造运动，师生混编，我刚好和黄昆先生编在一个组里，还有张宗燧，胡宁等教授。
朱光亚是没有参加的，他被调到朝鲜前线板门店去做翻译了。
开会都在这些单身教授的房间里。
当时我就是一个刚满17岁的孩子，好奇又好动，他们在作批评和自我批评，而我只是睁大了眼睛听这些好玩的故事。因此也就和这些年龄比我大一倍的老师们混得熟了，在以后的接触中常常也会口无遮拦，没大没小。
黄昆先生那时就表现得很进步，他在思想上也是努力提高自己的认识，适应新中国的环境。他那时已经有了英国的女朋友，是他在利物浦大学的同事Avril Rhys，他们曾经共同发表过关于F-center的文章。
黄昆那本经典著作《晶格动力论》也已基本写完，他也能预见到这本书会奠定他在固体物理学界中的地位，留在国外发展是前途无量的。但他抱着要为新中国的建设大展宏图的决心回国了。
1952年的春天，Avril Rhys一个26岁的英国姑娘，孤身一人飘扬过海来到在西方人看来完全未知的一个国家，这需要多大的勇气啊！爱情的力量太伟大 了。
她先到香港，由黄昆的大哥黄燕替他买好了到塘沽的船票，黄昆到塘沽去接的。到北京以后在北京饭店住了三天，就和黄昆完婚，搬到那个黄昆的单身宿舍里安家了。
从此以后他们琴瑟和谐，风风雨雨，相濡以沫53年，直到黄昆2005年去世。
黄昆先生的结婚照
1999年黄昆80大寿，与夫人一起吹蜡烛
1952年院系调整，北大搬到燕园，黄昆就教我们下一届1952入学的普通物理。他一心一意钻研教学，把北大的普通物理教出了一个样板来。
我们三四年级时的固体理论课程和半导体物理课都是黄昆教的。所有听过他讲课的人都说听黄昆讲课简直是一种享受。
他首先把物理概念交代的非常清楚，使学生的脑子里有一个清晰的物理图像，然后再用数学的公式严格推导。他讲课和做学术报告，即使是这个领域里的外行也能听明白。
我在北大工作几十年，国内国外听过无数的课，没有一个 人能把课讲的那么好。
这不是技巧问题，是学术水平功夫深厚。
他备课是花很多时间的，是把物理问题吃的很透，有十分的底子才能够在课堂上用通俗的语言表达出三分来。
就拿他教普通物理那段时间来说，在物理通报上写过多篇的文章交流钻研教学的心得。
给我们讲固体理论课时来了很多旁听的人，大的阶梯教室都坐满了。正经的北大学生反倒要早早地去抢占位置。
他讲课时如行云流水，一环扣一环，听课的人真的很享受地把知识学了。
1954年我听这门课的笔记我记了两大本，一直保留到今天。
听课笔记
黄昆先生对世界前沿科学的发展也极为敏感，美国的肖克莱，布拉坦和巴丁等人发表了半导体晶体管的放大现象，他很快就看到了这一领域的重要性。
1954 年就在北大物理系物理专业固体物理专门化设立了半导体方向，学生十人，我就是这第一届半导体方向的学生之一。
作者1955年的毕业照，坐着的是黄昆，蹲在他旁边的唯一的女生就是本文作者
同时他还和王守武等专家一起，在国家十二年科技规划中特别提出要集中力量快速培养出一批半导体的技术骨干。
中央批了，由北京大学、南京大学、复旦大学、厦门大学和东北人民大学（现在的吉林大学）的三年级学生中选拔出一批约两百多人，和一些教师集中到北京大学办一个五校联合的半导体专业（当时叫做专门化）。
从1956-1958年，积累经验，然后各校回去各自办半导体专业。
当然这个重任就落到了黄昆自己的身上，他担任了教研室的主任，从人员的调动组织到课程安排到教学大纲和科研的方向选择等各方面，黄昆都亲自过问和参与。
同时，他还主讲了固体物理课程，还和谢希德联合主讲了半导体物理课程，编写了中国第一本《半导体物理学》的书，于1958年出版，这本书在一段时间内成了各校半导体专业的教科书。
这样大的工作量让他十分疲劳。他常常夜里工作，就用抽烟来提精神，养成了大量吸烟的习惯，也损害了他的健康。
有一次早晨看到他带了一顶帽子来上班，他突然把帽子一掀变成一个光头。
大家十分诧异，问他，他说就一夜之间头发全部掉光，大概是鬼剃头吧。不过他还幽默地说，这倒好了，不用再花时间理发了。
在这期间，他的那本《晶格动力论》也在中国出版，并且得到了一等奖，拿到了奖金。我们每人获赠一本，他还请我们全教研室的人到全聚德热热闹闹地吃了一顿烤鸭。
作者保存至今的两本书
在这期间，教育部为北大请了一位苏联专家来进行半导体实验方面的研究工作。
我就被派去做了苏联专家的全职俄文翻译，包括讲课、报告会和专家指导的学生的讨论会、专家和黄昆之间的工作会的翻译工作。
虽然我们都很清楚，无论是名气和水平，黄昆都比专家强的多，但他对苏联专家还是十分尊重，对其工作也很支持，建立了良好的关系。
和系里其他的苏联专家他也建立了很好的友谊，例如瓦西里耶夫、科诺瓦洛夫和谢曼等专家。
在火车站送谢曼专家回国，前排蹲着的右起第二人是黄昆
五校联合半导体专业这一个战略性的举措为我们国家半导体事业的发展起到了无可估量的作用。
办学的时间也是非常及时的，当肖克莱等三人在1956年得到诺贝尔奖的时候，我们的联合半导体专业已经开办了。
这批学生有1957年毕业的，也有1958年毕业的，他们分配到全国各地，像种子一样在全国各地全面开花，推动了我国的半导体事业的发展。
三十年后，1986年我们又重聚在一起，每个学生都是各地半导体企业和学校半导体专业的领军人物。而由他们又培养出一代又一代的半导体人。
还要说明的是，清华大学也派了8位学生旁听了我们的主要的课程，后来也都成为清华的骨干。
与五校联合半导体专业学生合影，第二排左起第 8 人是黄昆
黄昆自己是做固体理论研究的，但是他很重视实验研究， 尤其重视实验室的建设。
他经常说，实验工作才是根本，我们根据文献开了晶体管原理的课程，讲晶体管课的人都没有见过晶体管。我们一定要自己做出晶体管。
五校联合半导体专业结束以后那两年，北大着重进行了实验室的建设。
除了苏联专家在的时候就建设的同位素扩散研究实验室外，由莫党领头建设了硅单晶提纯实验室，首先解决半导体的材料问题。同时也开展了晶体管的实验研究工作。
五校联合半导体专业教师合影，前排左起第7人是黄昆，第8人是南大熊子敬， 第10人是谢希德，后排左起第一人是本文作者
三十年（1986年）后又在北大重聚，前排中间花篮后面是周培源和彭佩云，右面是谢希德，周培源左面是陆平、黄昆，周培源后面站着的作者
那些年经历了大跃进、三年困难时期，等我1963年底留苏回来又回到教研室工作时，黄昆先生正在筹办成立固体能谱研究室，我就参加了磁共振实验室的建设。在建的还有晶体光学的研究室。
北大校长陆平对黄昆的工作也是大力支持。陆平曾说过，好人好马好枪先给黄昆。
所以黄昆让我组织人手到清华大学、天津大学等工科院校招一批大学毕业生。
他认为工科院校的毕业生动手能力强，可以更快的把实验室建立起来。
同时也到中专招一批实验员，配套把实验室运转起来。设备也是自己设计在外联系合适的工厂做起来，一切都从自力更生的精神出发。
正当我们热火朝天干起来的时候，好景不长。四清运动开始，山雨欲来风满楼，学校里变得十分不安定，紧接着文化大革命开始，一棒打得人们晕头转向。
漫长的十年动荡使这些努力都化为泡影。黄昆也受到了猛烈冲击。
直到文革结束，邓小平一句话把黄昆调去了半导体所，开始了他的第二段征程。
黄昆先生是固体理论方面国际上的顶尖人物，可是他几十年来带的研究生很少，算下来不出十人，真正毕业的人数更少。
他选嫡传弟子条件非常苛刻，必定是他真看的上眼的才行。
我问他为什么不多带一些，多培养一些人才，自成一个学派，别人都一大波一大波地带研究生呢。
他的回答是，顶尖的理论人才是需要，但不用太多要少而精。需要更多的是实验工作做的好，又有较高理论水平的人。
这也许是他对科研工作人才结构的想法吧。
黄昆自律很严，一家人的生活也极为简朴。
记得1952年院系调整时系里要给他的夫人安排工作，她在英国的大学毕业，起码也得是个助教吧。
但黄昆坚决不同意，只同意安排一个实验员的工作，他说因为中文不好，没法做教学。
黄昆为他的夫人起的中文名字是李爱扶。有人问他为什么，他说按照英文的发音起的。
他的第一个研究生曹昌祺给他开玩笑地说，直接就叫李爱夫好了，我说爱丈夫，还要扶养孩子这才全面。黄昆笑着说，你们就自己胡说八道吧，抬腿就走了。
李爱扶很努力学习中文，进步很快。
记得五十年代中期，我毕业以后留在半导体教研室工作，那时他们已经有了两个儿子，都还很小。
黄先生教学任务繁重，常常夜以继日地备课、讨论。李先生除了工作外还要承担起全部的家务，还要学习中文说和写。
有一次我去她家，和黄先生讨论完了教研室的事，就走到他们的大房间里去看看李先生和孩子们。
只见两个孩子在床上玩，一个在蹦，一个在爬，一床的小纸片和旧照片，而李先生自己坐在书桌前，一笔一划地在小学生用的小方格本上练习汉字，写得非常工整。
为了李先生更好地掌握中文，他们在家不说英语。因而两个孩子都说的一口地道的京片子，都是长大了以后才学的英语。
五十年代我在黄昆的家里见过黄昆的母亲，一个非常干净利索的老太太。当年黄昆大儿子出生时她六十岁，所以小名“庆六”。
我知道她是大家闺秀出身，而且对儿媳妇要求很高。
有一次，因为好奇，我没大没小地问黄昆，你妈妈对你娶个洋媳妇回来没有意见？黄先生说，她们关系好得很，我母亲非常喜欢她。
这是真的，像她这样的贤妻良母在中国人里也是极少见的。
黄昆先生无论做什么事她都是无条件地支持，而自己一个英国大学物理系本科的毕业生，甘愿勤勤恳恳只在实验室里做了一辈子的教辅的工作，拿着微薄的薪金而毫无怨言，在中国有几个人能做到？
黄昆先生能够全身心地投入到工作中，对中国的半导体事业做出重大的贡献，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其中的功劳有李爱扶的一半。
她工作中和生活中待人真诚，没有任何私心，完全不关心名利，不追求，甚至是讨厌追求名利和享受，生活简单而快乐。
和她接触过的人都能感觉到，她的善良和真诚不是刻意做出来的，而是来自她的内心本身。她在物理系的人缘之好胜过所有的中国人。
文化大革命时期，黄昆先生受到冲击，但是物理系没有一个人说李爱扶一句坏话，没有一张大字报是针对她的或是捎带上她的。
他们家自从上世纪50年代初搬到北大中关园那个70平米的房子里以后一直就住到去世。虽然后来科学院在黄庄给了他们一套五间的院士房，也只在黄昆逝世前两年，因为黄昆坐轮椅转不开又下不了楼，才去住了两年。
我曾经去探望过，几乎所有的房间都是空的，只有几样家具、床和桌子之类。
黄昆去世以后李爱扶马上就搬回了中关园，直到她自己2013年去世。
黄昆去世后，2007年春节聚餐时我坐在她的旁边，闲聊时我问她，你是不是要回英国定居了？她说，我为什么要回去，我是中国人，这儿才是我的家。
她早已把她的心和一切融入了中国。她在中国61年，凡是接触过她的人对她的品德都从心中钦佩。
2013年，87岁的李爱扶先生在中国离世。
有一次我听半导体所的同志讲他们有些怕黄昆，其实黄昆是很随和的。
六十年代初期黄昆家里有一台苏式的黑白电视机， 凡是有重大节目，教研室年轻教师都涌到他的家里看电视，房间里挤满了人，许多人就爬到他家的大床上，还有人甚至站在大床上。
当时我不在国内，后来听陈辰嘉说起这事，我说，我就已经够放肆的了，你们比我还疯狂。
教研室的年轻教师林福亨得了肺结核，在北医三院动手术失败，生命垂危。是黄昆设法把林转到阜外医院重新手术，同时黄昆用他那本书的版税在英国托人买回来特效药才救回了一条命。
林福亨总说黄昆是他的救命恩人。
黄昆对香山情有独钟，一有空就要全家去爬香山，甚至带着教研室的年轻人一同去玩。
下图中前排左起第3人是黄昆， 后排右起第二人是李爱扶，最前排的小孩是他们的两个儿子。
香山留影
1989年黄昆七十大寿的时候，北大物理系曾给他办了一个隆重的庆祝活动。系里决定要送一幅对联，请书法家写了以后送给他。
他们找了一些人起草，拿来以后，无非都是什么，人生七十古来稀、桃李满天下之类的。
甘子钊打电话跟我说，你了解他，你写一个吧，反正你刚好摔断了腿，哪儿也去不了。
我就按黄昆的经历，用白描的方式写了下面这几句：
渡重洋，迎朝晖，心系祖国，傲视功名富贵如草芥；攀高峰，历磨难，志兴华夏，欣闻徒子徒孙尽栋梁。
这也是我对黄昆的认识的总结。没想到他们还真的就采用了。现在这副书法家写就的长对联已经被他的小儿子拿去保存了。
1999年黄昆八十大寿时王阳元牵头在小汤山九华山庄为他办了一个小型的庆祝会。
吃饭的时候王阳元频频向我敬酒，让我再写几句，他们要用光刻镀膜印在硅片上送给黄昆。
我一再推辞说江郎已才尽，没有这个能力了。后来回来以后忽然灵机一动，写下了四句话。
他们采取了头尾两句刻在了硅片上：
一流学者誉全球一代宗师惠千秋
这个摆件现在保存在北大图书馆的黄昆专柜中。
后来我见到黄昆时，我说你好好活着，到九十寿辰时再给你写一个。他说，好啊！可惜他86岁就去世了。
现在他百岁了，我就写这篇文章深深地怀念他。
历史就是一代接着一代人的走过。
他们这一代人已经走过去了，他们中的许多科学家为了中国的强盛，为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所做的贡献和牺牲会永远记在中国的历史上。有一长串的科学家的名字，会成为中华民族后辈们的骄傲和榜样。
我写这篇回忆文章也是要寄语现在的学子们，你们是幸运的，在老一辈科学家少年和青年时代，日本侵略者的铁蹄把中国踏得山河破碎，偌大的华北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学生们只能流亡到西南求学，然后万里负笈出洋深造。
新中国成立，学成的他们都义无反顾地回到祖国，白手起家，把新中国的各项科技工作搞起来。
而我们这一代人童年也是在颠沛流离中度过，大学毕业后跟随我们的老师们一心要把科技事业发展壮大。
但毕竟我们那时的国力有限，工业水平低下，国外禁运，所有的仪器设备都要自己动手设计和制造。纵使有再好的理论设想，没有实验的条件也无法实现。
而你们是处在一个伟大的时代，中国已经具备了完整的工业体系，而且国门开放，和世界的交流频繁。
相信你们一定能发挥中国人的聪明才智，继承先辈们勇往直前永不放弃的精神，把我们国家的核心科技掌握在自己手中，再也不会受制于人。
半导体的学子们，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的重任在你们这一代的肩上，胜利也在你们这一代的手中。
本文转载自《一代宗师 厚德流光——纪念黄昆先生百年诞辰》（科学出版社，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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