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里·考尔的职业十分特殊，他是一个窃听者。 运用一整套现代化设备，他可以窃录下人们的私下谈话。 眼下，他正受一家大公司总经理的委托，窃听年轻的女子安和她的情人马克的谈话。尽管谈话是在吵闹的公园里进行，但哈里凭他高超的技术，还是获得了一份相当令人满意的录音带。 哈里虽是一个孤独、 冷漠的人，但听了这次带回来的录音带后，他开始感到一些不安，因为录音带中的内容似乎表明这对青年男女正在面临某种威胁。
心事重重的哈里·考尔去参加一个窃听设备展销会。 在这个展销会上，考尔结识了一个漂亮女人，并把她带到库房过夜。一觉醒来，考尔发现他录下的青年男女的谈话被留宿的女人偷走了。
考尔按照青年男女谈话中提到的日子，来到他们谈到的一个旅馆的773号房间的隔壁。 在这儿，他目睹了总经理被杀。 考尔终于明白了录音带的真正含义。
《对话》是一部不太好懂的影片。它有着与安东尼奥尼的《放大》类似的主题。 但《放大 》最使人感到难懂的是结尾的哲学喻示，而《对话》 却让我们迷失在一大堆元器件——现代窃听技术的迷宫中。 随着故事情节的发展，我们对一盘录音带的内容不断产生新的认识，并在最后才了解其真正的内容。
这部影片首先触及的是关于个人隐私的问题。 不论是从宗教道德观还是从一般法律学角度上来说，非法侵入别人的隐私领域，都是一种不道德和非法的事情。 但是，现代科学技术的高度发展，个人隐私正遭受到来自权力机构和某些利益集团的不断侵入。有需要，就有新的行业应运而生。哈里 ·考尔只不过是众多的窃听者中的一员。哈里·考尔在影片一开始时， 仿佛并不关心窃听的内容，只关心质量是否清晰、 丰满。 这种无动于衷的商业原则只不过是窃听这一缺德行业的脆弱的借口。 考尔的职业使他意识到在当代社会中，保住个人隐私是如何困难。 因此，他独往独来，不与任何人打交道，不与任何人交朋友。 他不把自己的电话号码告诉别人，甚至他的情人。 他对别人知道了他的生日而感到恼火，他不愿意别人进入他的房间。
这种职业形成的偏执心理，使考尔越来越远离正常的社会生活。但考尔的这种软弱的职业道德观（窃录但不介入）很快就崩溃了。在录下了那对青年男女的谈话之后，他开始越来越介入到别人的隐私之中去了。 他与被窃听的年轻女子安之间，建立起了一种非常奇怪的感情联系。这种感情联系使他自己感到不安，因为这是违背他的职业信条的。 作为一个天主教徒和作为一名窃听者之间的矛盾的平衡，是由他那种不介入态度来维持的。 而一旦介入窃听内容，这种微妙的平衡便立刻失去了。
有一场梦境的戏，表现考尔向安倾吐衷肠， 介绍自己：“我叫哈里·考尔。 你能听见我说话吗？别害怕。”哈里·考尔把与安的对话放在梦中，足见他对自己与被窃听者之间的联系有一种犯罪感。
他需要在梦中完成并消灭想和安建立更深的感情关系的下意识渴求。 哈里·考尔深陷于这种职业的矛盾中，而这一点，正是他与其他那些被纯粹的商业目的所俘虏的同行所不同之处。 他的这些同行“休息时的腐化堕落，要比大量的公开诈骗更富于暴露性，使人联想到他们之所以获得成功，正是因为他们根本不在乎伤害谁和伤害的程度。‘专业化’的法典提供了表面的道德观念，为任何行为进行使人眼花缭乱的辩护，他们根本想象不到，甚至毫不怀疑他们自己便是坏人”。
在影片中，最富于讽刺意义和荒诞色彩的，就是窃听专家的设备展销会。 这些从事窃听的人居然聚在一起，互相炫耀、大肆卖弄他们在窃取别人隐私上的成功，“我们没有什么不可告人的，因此，我们也没有什么见不得人的。”
哈里·考尔之所以不断地感到困扰，寻求孤独， 正是因为他不能无视商业目的与道德立场之间的矛盾。 科波拉有意识地突出了这一矛盾，以突出表现一个紧张的情节背后的文化意义。 但实际上，哈里·考尔这一天主教徒的赎罪观及偏执的宗教心理在当代是缺乏广泛的社会存在的。 这就是说，哈里·考尔如同他那奇特的道德观一样，是缺乏社会学意义上的存在根据的。 因此，科波拉对塑造这一人物极感吃力，“我感到很不痛快的是， 我对要写的人物性格一无所知······所以我就想方设法给他添枝加叶。”这样，就造成了考尔这个人物性格的矛盾之处，而这些矛盾，并不是人物自身固有的，而是由于科波拉在塑造人物时，态度的游移和材料的缺乏造成的。
《对话》从形态上来讲是很奇特的。 在这部影片的结构中，我们同样可以看到科波拉的犹豫和缺乏深思熟虑。《对话》试图做的，是将希区柯克式的结构严谨的叙事手法与安东尼奥尼的哲学命题，不露痕迹地融合在一起。“我不认为人们会去看一部只限于从电话线路上窃取情报的人的平庸故事。 我早就觉得这部影片应当是一部恐怖片一希区柯克式的恐怖片， 力求弄清楚这些影片为什么拍得这样好。”这就造成了影片中许多让人费解之处。 如梅莱迪丝这个女人。 考尔不让他的情人知道他的电话号码，他的职业，而对梅莱迪丝这样一个十分可疑的主动接近他的女人却缺乏防备，以至被她偷走了录音带。 总经理的神秘死亡，与几乎不可能的移尸灭迹，造成行动成功的失真，这些都是这种向希区柯克式电影努力的举动所付出的代价。 也许这个代价过于沉重，以至于观众会不自觉地把注意力从窃听者考尔的故事上移开，转移到一次意料不到的谋杀案上。 科波拉为希区柯克式的效果付出的另一个代价是，观众根本不可能在几次录音中分辨出很大的不同来。
如同哈里·考尔一样，观众直到最后才明白，被谋杀的不是那对青年男女，而是那位神秘的总经理。 从这里，我们看不到希区柯克式的悬念的动人力量，却只能产生一种不解和受人嘲弄的感觉。
科波拉并不讳言他的这部影片与 《放大》的联系。毫无疑问，在塑造谜一般的气氛这方面，科波拉足与安东尼奥尼比肩。 但对这谜的解决， 却使科波拉在安东尼奥尼面前显得幼稚、简单。 在《对话》中，“谜”原来不过只是一个错误，是窃听者哈里·考尔的错误理解和科波拉有意编排而成的。 换句话说，这个简单得让人吃惊的谜底， 与它那庞大的、经过夸张的渲染的谜面极不相称。 所以，一经揭穿， 谜底就不再具有吸引力，使我们感受到的却是编导如何欺骗了我们的理解力。
无论如何，科波拉在这部影片中使用的技术手段是十分出色的。 在影片开头的公园一场戏里，出色的长焦镜头准确地体现了监视者的视角，其中的空间关系，交待得清晰、利落。最后一场戏一一考尔作为最杰出的窃听专家遭受别人窃听而毫无办法， 科波拉处理得极为出色。 考尔几乎捣毁了他整个的家，却仍然找不到窃听器，只好一个人孤零零地坐下吹起他的萨克斯管。《对话》荣获1979年法国戛纳电影节金棕榈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