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寄生蟲》不適合全家老小一起看，與奧斯卡最佳影片的傳統背道而馳，破天荒地把最佳影片授予這樣一部非常不和諧的非英語電影，可想而知，《寄生蟲》的藝術品質高到何種地步——
奧斯卡別無選擇，只有打破常規，向韓國電影百年獻上最厚重的一份大禮。
《寄生蟲》不僅是韓國、亞洲電影的榮耀，也是電影藝術的嘉年華！
這一切是怎麼發生的，為什麼會發生？
江山代有才人出，但一種文體達到一個耀眼的高度，後人要想突破唯有另闢蹊徑。
就好像唐詩聳入雲霄，蘇東坡、辛稼軒、李易安才大如海，也只能在長短句上下功夫。
電影是一門年輕的藝術，史詩整不贏荷馬，小說寫不過水滸、局外人，沒關係，咱們把它拍出來。
作為以文學為基礎的綜合藝術，電影影響巨大，吸引了人類社會最頂尖的藝術家。
好電影不分左右：
蘇俄經典《士兵之歌》（1959）入圍第13屆戛納電影節主競賽單元：
送子參軍
媽媽，我的老媽媽！
望眼欲穿的母親震撼世界影壇：
和平，和平多好啊。
弗蘭西斯·法默
描述美國影星弗蘭西斯·法慘遭右翼迫害的傳記片《弗蘭西斯》（1982），即便鐵石心腸的鷹派也會流下滾燙的淚水，這就是藝術的力量：
冷戰陰影下的60、70年代，從成田機場到巴黎街頭，青春風暴席捲全球，反美、反越戰、反核、反權威、反傳統：
1962年古巴導彈危機，險些觸發核大戰毀滅地球。
劍拔弩張的冷戰高潮，戰神庫布里克捧出警世通言《奇愛博士》（1964），無法想像，你只有被迫想像：決定人類命運的美蘇精英是一群神經質的官僚和戰爭狂人！
這群傻逼開會都是蘑菇雲的造型：
騎著核彈飛向目標之前，飛行員檢查求生包：
點45口徑柯爾特自動手槍、兩盒子彈、含有抗生素的葯袋、嗎啡、維他命、興奮劑、安眠藥、鎮定劑、袖珍版聖經與俄文字典合集……
細緻、詳盡到FBI要求製片人提供這一內容的合法來源！
天馬行空的想像力得到這些堅實細節的支撐，平添一種奇異的可信度和真實感，這是戰神碾壓同行、傾倒眾生的秘訣所在。
《逍遙騎士》（1969）拍攝期間，主創經常喝（嗨）得不省人事，留下了最真切的時代記錄：今朝有酒今朝醉，如果必須死，我希望死在路上！
耐人尋味的長鏡頭，各種膚色和文化背景下的人們的面孔，在鏡頭裡一一自然地呈現：沉思、嚮往、寧靜、悲哀、喜悅、莊重、聖潔，雕塑感非常強烈，彷彿歷史就濃縮在這些生動的面孔當中。
難以預測的旅途，人性的高貴和殘酷撲面而來。
作為一個符號，一個巨大的隱喻，公路瀰漫著人類共有的奮鬥、迷茫和希冀，暗示人類永不放棄的自我拯救：再遠的路也有盡頭，再瘋狂的歌舞也會停歇，自由的心永遠年輕。
冷戰結束，對族群融合貢獻良多的多元化和文化相對主義進入聖壇，開始走火入魔，對原始、不文明的禮讚，對文化高下不作評判、區分的道德優越感，孕育著最深刻的政治、文化危機。
風靡全球的《與狼共舞》（1990）、《阿凡達》（2009）心有千千結：原始、原生態代表了美、力量和正義。
《天國王朝》（2005）恨不得穿越時空把諾貝爾和平獎授予薩拉丁，我去你奶奶個腿喲。
《觸不可及》（2011）充滿象徵意味：活力無限的非洲小伙讓纏綿輪椅的白人富翁恢復了生命的激情，多元化的溫情、浪漫達至沸點，極大地滿足了白人精英自我批判、渴望救贖的心理需要：
《荒野獵人》（2015）白人有多壞，土著就有多好，啦，小李子都被他們救了。
《月光男孩》(2016)每一個細節都是政治正確的精確算計：我販毒、我打架、我混黑社會、我非法移民，為啥好得你流口水？生命不息，搞基不止。
《水形物語》（2017）狠字當頭：跨種族、跨性別算個屁，直接跨物種！
反派是白人精英、基督徒、執法者、該死的直男，有家有室——
在一個彩虹般多元的社會，生兒育女是病態啊，是原罪！
正派呢，當然是啞女（娛樂基本靠手）、孤兒、怪胎、黑大娘、老年同性戀，在異性戀男權社會備受欺凌……
《敦刻爾克》（2017）音效碾壓視覺，對逃兵、恐懼的同情泛濫成災，中外裝逼犯齊聲喝彩：
沒有正面硬鋼、視死如歸的勇士，大撤退從何談起？不奢望你為浴血奮戰的法國人、比利時人討還公道，但別這樣雞賊、猥瑣好嗎？
《請以你的名字呼喚我》(2017)矯情、虛偽，起碼的床戲都不及格，搞基就好。
歧視玻璃，歧視透明、純潔、無比正確的玻璃，請問：你還是人嗎？
《黑豹》（2018）免費催吐，減肥伴侶。
搞基萬歲，弱（黑）即正義！
連《亂世佳人》（1939）都要被清算種族主義！
兩部近年來少見的佳作在奧斯卡顆粒無收：《佛羅里達樂園》（2017）挑戰兒童保護的政治正確，《巴斯特·斯克魯格斯的歌謠》 (2018)不僅沒有土著拯救白人的小棉襖，還涉嫌醜化土著和「身體受到挑戰者」，政治嚴重不正確。
另一方面，毫無思想深度、文化底蘊的特效大片橫掃票房，娛樂至死！
南聯盟差點被北約炸出地球，奧地利作家彼得·漢德克支持米洛舍維奇，居然成了自由派眼中美化戰爭罪行的「宣傳旗手」！
誰能告訴我自由派腦子裡裝了些啥？米洛舍維奇是暴君、南聯盟種族滅絕，科索沃就是白蓮花？
世界是一個動態、平衡的系統，右翼泛濫，左翼必然崛起。反之亦然。
瑞典學院「頂風作案」，悍然將2019年度諾貝爾文學獎頒給彼得·漢德克，遭到左翼文化精英的強烈抗議。
任爾東南西北風，瑞典學院我自傲然挺立：什麼「旗手」，藝術獎不是道德裁判所！
電影屆的版圖也在悄然改變
風起於青萍之末：
2017年，《方形》對包容野蠻的政治正確冷嘲熱諷，斬獲戛納金棕櫚。
2019年，《綠皮書》贏得奧斯卡最佳影片，自由派抱怨：又是白人拯救黑人的老套路！
我覺得，老套路玩出了新花樣，《綠皮書》打開天窗說亮話——
白人司機拉開車門，伺候一位衣冠楚楚的黑人上車：
頭頂烈日、辛苦勞作的黑人一臉問號：
此時無聲勝有聲：一個人，根據他對社會的貢獻，而不是種族、膚色決定其收入和待遇，這才是正常社會的正常現象！
當前美國矯枉過正，在入學、就業、福利等方面對黑人的優待，隱含著骨子裡的歧視和傲慢：因為你的膚色、種族，你不配享受和其他人一樣的標準。巨嬰不是一天養成的，這種反向歧視業已成為一個積重難返的社會問題。
2019是電影藝術最後的倔強：
我不相信商業片才有高票房，「凡有井水處,皆能歌柳詞」，雅俗共賞在21世紀仍然是可能的。
2019年8月31日，《小丑》亮相威尼斯電影節，奪得金獅大獎：
影片契合伊朗、法國、希臘、玻利維亞、委內瑞拉、厄瓜多……的情勢，以6000萬的製作成本全球狂攬10億美刀，成為影史獨一無二的現象級藝術片。
觀眾是識貨的，只是要求更高而已：既要好看（商業性），又要高端（藝術和思想）。
朝不保夕的工作和生活，向上走總是很難，向下走容易多了：
影片憋屈、壓抑而又狂暴、殘酷，幹掉拿自己開涮的主持人，還要再補一槍：播放我出糗的錄像，請我上節目，無非是想看我出醜，你不善良！
小丑總算實現了母親的心愿，為人們帶來歡笑：
在父母的血泊中，蝙蝠俠即將崛起：
人類社會博弈了數千年，一直在尋找自由和公平的平衡點。情況就是這麼個情況。
老馬認為漫威電影「不能稱之為電影，更像是主題公園的產品」。
英雄所見略同：「我認為那些電影只是會講話的照片，這種東西跟電影藝術沒有半毛錢關係。」
殿堂級大導演科波拉（《現代啟示錄》、《教父》）力挺老夥計：「馬丁·斯科塞斯說漫威電影不是電影，他太客氣了。他沒說漫威電影令人厭惡，這話是我說的。」
奧斯卡的態度很有意思，老馬的《愛爾蘭人》10提0中，漫威的《復仇者聯盟4：終局之戰》1提0中。
表面上各打五十大板，實則體現了奧斯卡對「技術」的態度及其專業性。
《愛爾蘭人》耗資巨大的減齡技術難盡人意，你可以抹平演員額頭的皺紋，但無法抹去他們眼底的滄桑和蹣跚的步履。
復聯4全球大賣27.9億美元，成功超越《阿凡達》登頂全球影史票房總冠軍，卻連最佳視覺效果都沒撈著。
簡而言之，《愛爾蘭人》輸在技術不行，復聯是行也不行。
特效堆砌的漫威可以滿足不同的觀眾群體，本身並不需要電影大獎的加持。
若過於青睞特效大片，奧斯卡等於自砸招牌，當年《阿凡達》火遍全球，也只能收穫奧斯卡的技術類獎項。
《小丑》吹響藝術片反攻的號角，《寄生蟲》完美收官：
成為奧斯卡有史以來首部獲得最佳影片的非英語電影！
韓國平均每天上映兩三部外國電影（2015年上映311部美國電影、363部日本電影；2016年上映1234部外國電影），市場競爭無比慘烈。
為求得生存，韓影每每煽情過猛，一味迎合觀眾，缺少必要的節制，根據真實事件改編的《素媛》、《熔爐》莫不如此，社會意義、票房價值之外，藝術品質乏善可陳。
奉俊昊苦心磨劍16年，用《寄生蟲》找回了《殺人回憶》（2003）的感覺：主題越是前衛，細節就越要質樸、真實；對底層、精英的猛烈批判飽含悲憫，這樣的生活不合理，你們應當而且必須改變。
地下城水漫金山：
弱即正義？
拍下基澤一家的秘密，剛剛還在哭泣、跪求、行賄的前管家瞬間變臉，模仿激情澎湃的朝鮮播音員，將手機的發送鍵比作導彈按鈕，政治笑話與個人唾沫齊飛：
基澤更狠，離開地下室的時候，帶走了鐵門的搖把，並自我安慰：你們先待在這裡。人家對桃子過敏，難道您要去買幾個橘子？那兩口子根本就出不來好吧。
《寄生蟲》對人性、社會一批到底，沒有任何妥協，口碑、票房高歌猛進，迫使奧斯卡恢復理智：
藝術不是簡單的站隊，說了多少次了，對弱者的同情不能解消對弱者的批判。
只有尼採的世界不正常，只有漫威的世界同樣也不正常。
正常的世界就像金字塔，分布著各種各樣的人群和口味，塔尖必須前衛、高端：有前衛才有普及。
《寄生蟲》《小丑》充分顯示藝術、思想並不排斥商業、流行，它們可以高度融合，滿足新新人類的新口味。
模仿《寄生蟲》海報的圖片在社交媒體蔚然成風，80、90、千禧年一代成為《寄生蟲》最大的粉絲群體：好電影從來不缺影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