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是葯神《我不是葯神》是2018年上映，由新晉80後年輕導演文牧野執導的一部國產劇情片。上映一年以來，該片獲獎無數，曾獲香港電影金像獎「最佳兩岸華語電影獎」，第55屆台灣電影金馬獎多項提名，並以30.75億的總票房成績佔據內地電影總票房的第七位，碩果累累，成績驕人。該片因其緊扣生活現實，反映現實問題，從而引起觀眾強烈反響，大獲觀眾好評，並在社會醫療制度、立法思維上影響深遠，是一部當之無愧的、具有深厚社會價值的好電影！
講述電影之前，我們簡單地了解一下影片的真實故事原型。《我不是葯神》是根據真實故事改編，原型是一位名叫陸勇的慢粒白血病患者，一位小有資產的企業家。2002年，他被查出患有白血病，從此便依賴一種瑞士進口的天價(一瓶20000多元）抗癌藥續命。短短兩年，藥費花了70多萬，這對一個當時收入不菲的小老闆來講都已經成為一種不小的負擔，更別說那些收入低微卻染上白血病的市井小民。
意識到病魔給普通小老百姓帶來的重大壓力後，陸勇開始以身犯險——幫白血病人代購印度仿製葯，這種仿製葯和真葯具有相同的藥效，但是價格卻比瑞士進口的便宜了十倍，這個過程，陸勇沒有靠代購賺取病人的差價。2015年，陸勇被檢察院以銷售假藥罪提起公訴。法院審理過程中，300多名白血病患者聯名請願。1月27日，檢方撤回起訴，29日，陸勇無罪釋放。
了解故事的原型，有助於我們進一步理解影片的劇情和用意。那麼下面我就來深度了解一下《我不是葯神》這部電影。
首先，來講一講電影的劇情吧。在上述原型的基礎上，電影做了一些誇大和發散，以電影的角度和方式充實了故事原型，使真實故事更具觀賞價值和讓人思考。故事講述的是靠販賣印度進口保健品的主人公程勇，經人介紹，遇到了一個發財商機，那就是利用他會走私的便利，從印度走私一種治療慢粒白血病的葯，給病人賣。這種名叫格列寧的抗癌藥在國內的市場被瑞士的諾瓦公司壟斷，但因其獨特的製藥秘方和國際上對知識產權的保護，使得他們有資格大發病人的橫財。出於對違法犯罪的恐懼，程勇擔心受到法律的制裁，所以拒絕了造訪病人呂受益的請求。但是生活的窘迫，貧窮帶來的無能為力，使得程勇願意鋌而走險。他終於撥通了呂受益的聯繫電話，走上了買葯賣葯的道路。
影片一開始通過對程勇生活所面臨的困難展現，為他對貧窮病人的同情埋下了伏筆，正是因為曾真切的感受到貧窮帶來的無助，所以他願意去幫助需要他的那些因病致貧的白血病人。程勇初次賣葯的初衷是為了賺錢，放棄賣葯是出於對法律的恐懼。所以在撈到一大桶金後，他決定洗手轉行，回歸正途，一個人拿著從病人那裡賺來的錢，開起了工廠，當上了小老闆。一年後的程勇和病人隊友的變化天壤地別，程勇的生意做得風生水起，可沒有葯的呂受益卻選擇用割腕來結束這一切。程勇沒想到自以為是的「改邪歸正」害慘了這麼多人，又結束了多少人的生命。於是，他決定再次賣葯，不同的是，這次他不再以盈利為目的，原價賣出，純屬公益，甚至在印度市場只能買到市場價2000元的葯的時候，他還是只賣500，並把葯賣到了省外。
如果說程勇原價買進賣出的行為是在做公益活動，那麼他後面的賠錢行為就是在做慈善了。最後，程勇還是沒能逃過法律的制裁，被警察抓獲判處有期徒刑五年。被送去監獄的路上，白血病人自發地站滿了道路兩旁，並摘下他們防止細菌的口罩。這裡與前面程勇強行讓病人摘下口罩的情節形成呼應，病人戴口罩是為了阻斷有菌環境，還通過呂受益的層層口罩強調了口罩對一個白血病人的保護。但故事到最後，他們自發的取下了口罩，是對「葯神」程勇的無聲感激，看得人聲淚俱下。
其次，來說說電影的所表達的主旨吧。很明顯，這部電影是對醫藥行業的天價藥行為一種擲地有聲的批判和聲討。相信很多人都為患者奶奶向刑警曹斌的那段求情劇情所動容吧。「誰家能不遇上個病人，你就能保證你這一輩子不生病嗎？我們都得等死，我不想死，我想活著，行嗎？」不得不講這一段真是戳中千千萬萬個觀眾的淚點，特別是那些曾被疾病折磨過的家庭，如果沒有疾病的糾纏他們本可以過得幸福開心的，但只要有人得了大病，就真的足以擊垮一個平凡普通的家庭。
我們總是在宣揚人人生而平等，可有些事生來註定就是不平等的，社會貧富差距的懸殊是每個人出生就註定的不平等，害了「窮病」的人不僅得不到的平等對待，反而是無良商人的乘人之危，繼續搜刮，這是怎樣的一種殘酷現實啊。格列寧的專利當然應該被合法保護，但是它應該認識到藥物的特殊性，它的目的是為了拯救生命，所以應該有一個社會價值和經濟價值的平衡。窮人已經夠可憐了，得了癌症的窮人就「憐」上加「憐」，生活富足，站在社會最頂層的醫藥屆大佬們，不僅沒有考慮病人的困境，反而是哄抬葯價，使窮人為了活命傾家蕩產。生活已經不易，為什麼他們還要遭受這種無聲的欺凌。
另外，電影還在引人深思的一個問題是，「法」與「情」的關係。影片中，程勇應該是個遵紀守法的良好市民吧，儘管為了完成「上有老，下有小」的人生重擔，他衝破了法律的桎梏，走私販賣藥品，但心裡一直都是擔驚受怕的。為了賺錢，他理所當然地說服劉牧師，「為了救人而違法有什麼錯？」可笑的是，他自己卻因為害怕事發而逃避轉行。這句話說出來的時候，相信大家都聽得有些小心翼翼，因為這是很容易過不了審查或被和諧的啊，但好在審查者沒有孤立地斷章取義。每個人心裡都有個價值衡量，在程勇這裡，他衡量過自己做的事情既救了別人也救了自己，情理上他可以說服自己，但是法理上，他就是在犯罪啊。
通過激烈的內心鬥爭和所見所聞所經歷的，程勇終於堅持了自己的選擇，站在情理這一邊，拋下冰冷灰色的法理大膽去救人，哪怕會斷送自己的前途甚至是生命。曹斌是一個有血有肉的執法者，當法理和情理出現價值衝突的時候，他在重壓之下依然堅持站在病人的角度去執法，所以他沒辦法做一個像他們局長一樣的冷血執法者。而他們局長就不一樣，只知道所謂的服從和守法，依然堅持法大於情的尚法者，絲毫不給情理的面子，給人一種刻板，固執又沒人性的形象，這是在角色設置上表達了對法律冰冷的批判。
最後，來談一談這部電影的社會意義和藝術手法。這部電影的社會價值有目共睹，不僅代表窮苦癌症病患者發生，還揭露了無良天價藥商人的醜陋嘴臉，那些冠冕堂皇的衣冠禽獸，總是振振有詞地在批判製造銷售假藥的社會危害，卻不知道自己才是吸食人血的社會敗類。電影最後羅列了世界各國範圍內的醫療制度改革情況，細緻到格列寧的價格規範並納入醫保範疇的過程，這些是陸勇抗癌藥物代購案對社會的影響。
本片將這個故事搬到大熒幕，讓更多的人知道，並用電影的表現手法使故事更加飽滿生動，繼而發人深省。我想這部電影是對構建法治社會大時代背景下的一種善意提醒，提醒執法者不要成為制度的奴隸，更不要拿著法律的武器耀武揚威；提醒立法者，要從立法層面彌補法律的漏洞，給予法律更多人性關懷；提醒醫療機構製藥賣藥行業，講究職業道德。程勇是「葯神」，是部分白血病患者家庭的「葯神」；程勇不是「葯神」，因為一個人的力量實在有限，他不是萬能的，更多貧窮病患者的「葯神」，還要靠社會的力量去締造。惟願所有正飽受病魔折磨的患者都能吃得起葯，看得起病，早日康復！阿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