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稿丨余雅琴
初識王申的人，不會相信他是一位紀錄片導演，在很多場合看到的王申，都是穿著得體，甚至有些精緻，常常系著一條「標誌性」的絲質圍巾。而紀錄片工作者卻經常晝夜顛倒，扛著攝像機沖向事件發生的前線，做著極度辛苦或危險的工作。這種刻板印象，讓王申很容易被記住。在中國的紀錄片導演中，他的高大帥氣，可以算作是一種強烈的個人標誌。雖然，這並非他的本意。
和王申聊天，很難相信他是1991年出生：講話很有條理，滔滔不絕，篤定自信，沒有廢話。王申說自己從小喜歡電影，尤其是藝術片，對人文社科的東西很感興趣，一直希望有機會拍出一些不一樣的大銀幕作品。從中國傳媒大學畢業後，王申選擇去北京電影學院文學院讀研究生，師從《北京遇上西雅圖》的導演薛曉路，主要學習編劇技巧。
但是，在電影學院的學習期間，王申發現學校培養的還是做主流電影的人，而自己似乎並不適合這條道路，自己對更嚴肅的東西感興趣，應該做點不同的東西。即使參與過《舌尖上的中國3》這樣的主流項目，王申卻沒有選擇迅速進入到工業體系中去，反而找機會拍了自己的第一部紀錄片《芳舟》。那時候，他還沒有走出校園。
《石史詩》：文化符號在全球化語境中的異化和失效
在今年的西湖紀錄片大會提案會上，王申帶來了自己的新項目《石史詩》。這部關於大理石的全球史，是王申的第二部紀錄片，背景發生在遙遠的希臘。比起處女作《芳舟》，這部作品有了更專業的團隊，想表達的內容也更加宏大：《石史詩》的架構頗有些當代藝術的概念，這部作品藉助大理石這樣的可塑之物捕捉到許多符號性的東西，全片沒有核心人物，而是讓畫面傳遞更豐富和荒誕的內容。王申沒有像自己上一部作品那樣找一個出彩的主人公，而是跟隨大理石的世界流轉表達自己對全球化等問題的理解。
《石史詩》劇照
王申接觸到在希臘承包了大理石礦的中國人。在大理石製品的加工廠里，希臘雕塑正在被成批量地製造出來，他們隨著現代物流被運送到世界各地。在義烏的小商品批發市場里，各種來自不同文明的具有象徵意義的紀念品，可以匯聚在一個小店供人挑選。而生產和售賣這些的中國商人，不在乎商品的任何文化屬性，他們只是將原材料進行加工並賣到全世界……
真的深入這個題目，王申的鏡頭捕捉到更多有趣的人和事。在這部紀錄片中，一對金髮碧眼的希臘網紅姐妹也很搶鏡。她們金髮碧眼卻說著流利的漢語，在希臘巨大的神殿遺址前端著自拍桿向自己在中國的網友進行著直播……這些共同構成王申眼中的魔幻世界，本來在普通中國人視野之外的希臘，對另外一群中國人來說，卻是安身立命的地方。
王申在希臘拍攝。
希臘是西方文明重要的發源地，希臘雕塑更被看作是西方精神的化身，一直具有崇高的象徵意義。而被認為是高級文化象徵的雕塑，被中國移民開設的工廠批量生產，並被銷售到千家萬戶，成為中國乃至其他地域的家庭作為日常裝飾品的時候，雕塑所具有的文化性發生了巨大的異化。在全球化和商業化的進程中，文化符號失去了原本的意義，我們應該如何理解所處的世界？這些固然是一個老生常談的話題，卻是王申這代中國青年需要直面的問題。
《芳舟》：一部海外華人的遷徙史
因為家人的緣故，王申有機會去希臘看看。在此之前，他和大部分中國年輕人一樣，希臘對於他來說是書里的神話故事，也是近年來流行拍結婚照和度蜜月的地方。在新聞里，偶爾可以聽見希臘經濟危機的事態，但那些都似乎顯得有些遙遠。
那時候，因為歐洲發生難民危機，希臘正好受到全球的關注。王申意外地認識了當地救助難民的華人組織，萌生了拍攝紀錄片的想法：一邊是世界性的難民議題，一邊是傳奇的華人遷徙史。王申將鏡頭主要對準了一位叫陳雪艷的華人女性，完成了自己的第一部作品《芳舟》。
之所以取名《芳舟》，語出聖經「諾亞方舟」的傳說，而「芳」則代表女性，這部紀錄片因此具有了一些女性主義的色彩。對於王申來說，他想傳遞的是不同民族在災難面前的共生與和解的主題。
《芳舟》的主人公陳雪艷
陳雪艷的父親在保加利亞去世，她自己則漂泊到希臘，客居15年。她發現，在如火如荼的難民救助行動中很少見到華人志願者，於是決定以一己之力組織華人救助隊，讓在希臘的華人走出相對自成一體的唐人街。在陳雪艷的眼中，中國移民不應該沉默，要發出自己的聲音。因此，即使英語並不算流利，陳雪艷還是在費心遊說身邊的各種人。
《芳舟》所講述的，並非陳雪艷一個人的故事，而是試圖展現出一幅希臘華人生活的生態：他們辛辛苦苦在異國打拚，卻很難進入主流，不願意參與到社會事務當中；或者因為各種原因，又不得不離開希臘……這部以難民入手的紀錄片，又似乎折射出一個海外華人遷徙的歷史。
《芳舟》這部紀錄片對王申的影響是很大的，不僅因為這部作品讓王申進入到這個行業。他坦言如果一直生活在北京，根本就不可能接觸到真實和廣大的世界，自己接觸到了各種各樣的人，敘利亞人、阿富汗人，甚至還有從未接觸到的「蛇頭」。對於王申來說，即使是工廠的老闆和工人都是新鮮的體驗，這些經驗對當時還在讀書的自己都十分重要。
《芳舟》中志願者救助難民
當代青年的生活空洞，紀錄片的形式化轉向出現危機
近幾年，中國紀錄片的創作似乎沉寂下去了，很多評論認為中國紀錄片在衰落：一方面看上去的確如此，過去中國很具有感染力的獨立紀錄片的數量在減少；而院線紀錄片和視頻網站投拍的紀錄片在增多，中國紀錄片開始有了盈利的可能性，在這樣的一個大環境下，作為紀錄片的作者需要經得住一些誘惑。
對此，王申的心態倒是很平和，中國的獨立紀錄片製作方式一般很漫長，如果說在2015年左右湧現出諸如《大路朝天》《少年·小趙》等佳作，而這兩年則鮮有優秀作品，也許只是說明張贊波這批作者在拍攝自己下一部新作的過程中，好的作品需要時間。
拍攝紀錄片是一件辛苦的工作，這些年雖然有些作品賣得不錯，但都是偶然現象。紀錄片這樣小眾的創作，就需要某種意義上的甘於寂寞，西方頂級的紀錄片大師也可能沒有什麼社會知名度，如果不是有相應完善的基金支持和公共電視台項目，很多紀錄片都無法製作出來。
不可避免的，我們談到了對當代青年創作的整體性的觀察。作為電影學院科班出身的畢業生，王申對這些創作保持著高度的關注。他認為，之前幾代的中國導演，多少有一些農村和鄉鎮的經驗，作品的社會批判性也比較強烈。而自己這一代基本上只有城市經驗，新一代年輕導演很多是中產家庭出生的孩子，生活經驗相對簡單，作品內容難免單薄。
但是，另外一方面來看，紀錄片這種以真實為主要載體的影像形式的意義，有多少是由作者創造的呢？傳統的紀錄片需要作者花費大量的時間和被拍攝對象打交道，處理和人之間的各種關係。
對近年來的一些作品考察，紀錄片的創作具有越來越追求藝術和形式感的傾向。紀錄片的形式感在中國是長期被忽視的部分，因為迫切的現實訴求，更多的是身體性的反抗。當然，在上世紀90年代，紀錄片也是比較新的媒介，記錄這種行為本身就是一種新的觀念。
新一代的創作者的確有很強的形式化轉向，也有一些成功的作品出現，讓人看到了更多可能性，但也有一定的危險性。危險性在於，做某種強烈形式化的嘗試，可能會讓作品最終只是停留在腔調上。形式的探索，有時會陷入空洞，它的社會布景可能是空的。原因可能是來自年輕人空洞的生活本身。
他人的苦難是否可以成為作品的素材？
在難民危機最嚴重的時候，王申在希臘拍片，當時希臘和跟馬其頓邊境有一個叫伊多梅尼的地方成為了全世界關注的焦點。正值歐盟的政策變化，馬其頓等國不讓難民過境，大量的難民滯留在那裡。讓人感到荒誕的是，那段時間這個名不見經傳的小地方聚集的攝影機快要比難民還多。王申於是開始反思媒體的工作方式，紀錄片的意義是什麼。
紀錄片的素材來源自真實，而往往會以被攝對象的苦難或隱私為素材。因此，一直以來，紀錄片的倫理問題就被廣泛討論，攝影機究竟在一個什麼樣的距離合適，而一部紀錄片又該如何反哺現實呢？
王申提到了一部令自己很受觸動的紀錄片《水泥的滋味》
（Taste of Cement）
，這部作品講述了在黎巴嫩貝魯特的一群敘利亞難民成為了建築工人，在貝魯特開始新的生活。事實上，貝魯特也因為黎巴嫩內戰變成一個被摧毀的城市，等於說這座被內戰摧毀的城市要被一群家園也被摧毀的難民重建。這部片子拍得非常藝術化，製作精良，非常具有美感。
《水泥的滋味》很具有形式美感
這部片子恐怕也會帶給作者一些焦慮。按照現在的觀點來說，如果導演拍完就走了，就會面臨一些倫理的問題；即使導演能做一些後續工作，其實也改變不了很多問題。
在西湖紀錄片大會關於紀錄片導演困境的論壇上，王申深刻地感受到這一點，紀錄片導演擺脫不了自己對被拍攝對象的剝削，有人說這是一種「原罪」，傳統的紀錄片避免不了要獻祭你的人物，《芳舟》也不可避免，王申對此也不免焦慮。也許是這種焦慮，《石史詩》不再像《芳舟》那樣聚焦一個人，而是展現事件。
可是，紀錄片的力量究竟有多大呢？打動人心的藝術品，在結構性問題里能不能起到一個關鍵性的作用？王申常常感到疑惑。在拍攝《芳舟》的過程中，王申也接觸到了各國救助團隊，大家都在各盡所能改善難民的處境，但是難民的生活狀況其實還是很糟糕。
「但是我發現在一個結構性的問題面前，很多努力都是有限的，我只能安慰自己能做一點是一點。」王申說，「我後來還是努力和當時認識的敘利亞、阿富汗等地的朋友保持聯繫。可是在這些現實面前，電影和藝術的力量似乎都挺微弱的。」難民每天都要面臨著最真實的生命危機，也許隨時會被炸彈炸飛。即使逃到歐洲，也可能會面臨被遣返，這中間有太多殘酷的現實值得被記錄，卻無力解決。
王申在西方世界拍片，自然也有機會看到更多更新的紀錄片，隨著拍攝設備的普及，也有一些紀錄片在試圖解決這種倫理問題。比如，聖丹斯電影節大熱的《午夜行者》
（Midnight Traveler）
，講述的是一家人如何從阿富汗逃到歐洲的三年歷程，導演就是這家的父親，他用手機記錄了自己家人逃亡的故事。
《午夜行者》是難民用手機拍自己故事的紀錄片
今年在戛納電影節大放異彩的，還有一部紀錄片叫《為了薩瑪》
（For Sama）
，作者是一位女性。她拍攝了自己在敘利亞結婚生子的過程，有人評價這部片子很像個人的vlog，但不可否認，這部作品提供了一個了解敘利亞內戰的內部視角。
這類影片自然給王申的創作帶來一些影響，也促使他在新片中改變了工作方式。總體來說，紀錄片如何更好地回應現實，依然是一個需要被不斷討論和實踐的事情。
中國獨立紀錄片往往高度關注中國的現實
中國獨立紀錄片往往有一個傳統，就是高度關注中國的現實，而王申反其道而行之，試圖講述一個世界性的故事。王申說，在世界各地參加一些電影節提案會時，他會遭遇評審這樣的問題：為什麼是你
（拍攝這些故事）
？
但沒有人會拿這個問題，去問來自瑞典或者美國的導演。這裡面的邏輯，似乎是這些發達國家的導演過得夠好了，他們有責任或者說某種可以掌握的權力去拍攝他國苦難的電影。而中國人自己還處在重重社會問題之中。弔詭的是，中國的朋友也會問王申，自己國家還有那麼多值得拍的東西和亟待解決的問題，你還要跑那麼遠去拍國外的災難？
有人批評一部中國人拍非洲苦難的紀錄片，王申卻覺得沒問題。這是未來必須要面對的新題材。中國人在世界的位置很特殊：一方面仍被歸為「第三世界」，另一方面經濟又日漸強大。我們如何處理自己在世界上的位置？王申認為，在一定程度上，自己的作品想要表達這樣的主題：中國的問題，在於經濟上依賴於世界，文化上孤立於世界。王申相信，在未來中國的紀錄片作者群體中，會越來越多地表現世界議題。
也有很多人認為拍攝社會的苦難是一位具有良知導演的責任，如果拍點具有現代意識的作品，也許可以拍得很好。但又有別人會說，如果你要展現中產階級的生活，一個摩登現代富有的中國，我可以看中央電視台，為什麼還看你的片子呢？
事實上，王申認為，央視也沒有真實反映中國中產的現代生活的內容，說實話，這個題材屬於一個真空地帶，主流話語沒有深入，而獨立作品更是鮮有表達。王申開始對北歐電影很感興趣，他覺得，中國一線城市社會現實的發展階段，也可以做一些更當代的表達並展現中產生活，未來的電影也許會朝這個方向發展——當然不是全部。可是，樣貌的多樣化，會讓電影的生態更健康。
作者丨余雅琴
編輯丨安也
校對丨翟永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