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淑蓉 張慧瑜
近日，電影《長安道》上映，講述由一起國寶失竊案而引發的情感懸疑故事。影片採用非線性敘事方法，將劇情拆分成一段段故事來展現。大體觀之，主線是警察趙紅雨為調查親生父親萬正綱的現任妻子林白玉，被警方安排前去其家中卧底，經過努力破案的故事；副線則採用倒敘方式，開頭便點出趙紅雨因公殉職的結果，之後再講述她生前的故事，解開死亡之謎。
這部電影改編自海岩的小說《長安盜》，小說帶有特定的文化主題和情感動力，改編成更加類型化的懸疑犯罪片時，難免存在著兩種文化類型的轉換。前者攜帶著上世紀80年代飽滿的人文情感和人性掙扎，後者則更強調形式化的推理和跌宕起伏的故事。
「多面人」萬正綱
片中，范偉所飾演的專家萬正綱是位複雜人物，范偉評價說：「過去我演的角色，不是揣著明白裝糊塗，就是揣著糊塗裝明白，但這個角色是聰明反被聰明誤。」
和海岩原著《長安盜》不同，劇中的萬正綱並不是個冷酷無情的慣犯，而只是個有知名度的教授，也因此，他的一念之差才更具張力，普通人的惡比慣犯的殘忍更冷。
萬正綱既是反覆懺悔、渴望修復父女關係的慈父；也是唯唯諾諾、討好妻子的丈夫；更是醉心於學術地位、愛惜羽毛的知識分子，是一位「多面」現代人。范偉正是把這種複雜演「活」了。他所代表的是一部分自私的中產階級男性形象，功成名就時回頭挽救親情或愛情，然而內心更愛更在意的始終是自己的臉面、地位、榮譽，親情、愛情不過是錦上添花之物。
「愛女兒」是萬正綱最直接的身份形象。從父女相認到抱著滿身是血的女兒跌跌撞撞跑向醫院求救，這份愛顯而易見，他渴望修復這段被他拋棄的親情，與女兒重新開始。當他在警局第一次見到長大後的趙紅雨時，忍不住看了又看，小心翼翼又手足無措；當林白玉和趙紅雨產生矛盾時，一向軟弱的他不惜頂撞；當趙紅雨情緒失控要離家時，他慌亂著腳步，抓緊行李袋，懇求其留下。他帶著女兒去看老房子，給她關於童年記憶的糖，甚至為了給女兒存下基金而參與文物盜賣。在趙紅雨死後，他看著女兒的警察簡歷，整個人開始抽搐、發抖，痛到無聲。
丈夫，是萬正綱在影片中的另一重身份。早年，他為了林白玉拋妻棄女，現在卻和林白玉分房而居，互為利用。林白玉是他的妻子、職業經紀人。前半段的故事裡，萬正綱看起來唯唯諾諾，哪怕是帶著女兒回家也要輕手輕腳地脫掉鞋子，以免發出聲響而被發現。當林白玉因為趙紅雨的出現而大發雷霆時，萬正綱也只老實地坐著，仰頭討好：「你每次發脾氣，我都百看不厭；你美得不可方物，我不忍打斷。」然而，這份順從並非完全基於愛，當他得知林白玉和林濤有婚外情時，暴怒與報復便不再留有絲毫餘地。
片中的萬教授代表了部分中產群體的虛偽和軟弱，導演形容說：「他絕沒有勇氣拿起槍，他只會捶胸頓足地指責所有人負他，他只會哭哭啼啼地乞求原諒，但是他還會假裝無辜地斷送女兒求救的唯一機會！」
道德掙扎與類型片套路
萬正綱和林白玉這對夫妻的感情正是推動萬正綱行為變化的推手，正是林白玉的出軌，讓他得以理所當然地走向犯罪的深淵。他盡可以只是與警方合作，將林白玉和林濤送進監獄，但隨後他又自作聰明地與偷盜者合作，竊取文物。林白玉的背叛，似乎為萬正綱的犯罪找到了一個理直氣壯的借口。
學者是萬正綱最在意的身份，他對羽毛的愛惜超過對金錢、愛情和親情的在意。在他將趙紅雨帶回家中卻意外撞見妻子和前來採訪的工作人員時，他把親生女兒說成是遠方的親戚，怕丟面子。當林白玉勸他參與文物盜賣時，他義正辭嚴，聲稱自己是學者，畢生理想就是「出淤泥而不染」；當他站在節目錄製現場時，他感覺自己彷彿回到大唐，成為詩人、將軍和帝王；當女兒為保護他而中槍，流血不止時，他懇求她的放過，哭求：「爸爸一無所有了，就這點形象了。」他沒有殺女兒，但他選擇斷絕她求救的機會……
萬正綱是軟弱的，自私的。他有著自己的慾望，儘管他反覆強調自己只想安安靜靜做學問，但他的野心可不止於三尺講台，他渴望學術被認可，地位獲認同。即便到了最後，萬正綱在監獄裡仿若失心瘋一樣重複著與女兒小時候玩警察抓賊的遊戲，也難以讓人相信他是真的因為女兒的死而瘋掉，或許這只是表象，深層次下，他是無法接受自己失去他最在意的臉面和地位。
可以說，這部電影成功塑造了具有矛盾人性的萬正綱形象，這種複雜的人性糾葛和道德審判與其說來自於犯罪類型電影的套路，不如說是以《便衣警察》《永不瞑目》《玉觀音》等為代表的經典海岩劇的魅力所在，海岩喜歡在善惡、正邪的二元情景中設置出人性的兩難，只是這種人性觀和倫理觀是上世紀80年代對政治和歷史的特定解讀，對於當下的青年觀眾來說顯得有些隔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