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地時間8月16日至8月23日，為期一周的第30屆薩拉熱窩電影節順利舉辦。最終，羅馬尼亞導演埃馬努埃爾·珀爾武（emanuel pârvu）的作品《世界盡頭三公里》（three kilometers to the end of the world）榮膺最高榮譽「薩拉熱窩之心」最佳影片獎。除獎盃外，片方還能獲得由電影節方面和薩拉熱窩旅遊協會聯合提供的獎金16000歐元。
埃馬努埃爾·珀爾武的《世界盡頭三公里》獲最佳影片獎
今年薩拉熱窩電影節主競賽單元的評委會主席是來自美國的著名編劇、導演保羅·施拉德，其餘評審包括斯洛維尼亞演員塞巴斯蒂安·卡瓦扎、波黑導演尤娜·古嘉克、芬蘭導演尤霍·庫奧斯曼恩和瑞典演員勞米·拉佩斯。而主競賽單元的開幕影片則是波黑名導丹尼斯·塔諾維奇的新片《我遲到的夏天》（my late summer）。塔諾維奇執導的《無主之地》曾獲2002年奧斯卡最佳外語片獎，他還曾憑藉2013年的《一個拾鐵者的生活插曲》和2016年的《薩拉熱窩之死》兩度獲得柏林電影節銀熊獎。
丹尼斯·塔諾維奇以波黑戰爭為背景的成名作《無主之地》
滿員的戰時電影院
今年恰逢薩拉熱窩電影節步入而立之年，這往往也是令人不由撫今追昔的特殊的時間節點。回溯薩拉熱窩電影節的歷史，還要回到1995年烽火連天的波斯尼亞戰爭期間。它舉辦的初衷在於想給已被圍困長達四年的薩拉熱窩市民注入一點希望。1992年，波黑戰爭爆發，薩拉熱窩淪為圍城。波斯尼亞塞族武裝勢力拒絕加入新獨立的波黑，遂派出13000多名士兵駐紮薩拉熱窩周邊山區，利用坦克和大炮對整座城市轟炸打擊，而波斯尼亞裝備落後的國防軍完全難以抵擋。這一年的4月，塞族武裝對薩拉熱窩實施徹底封鎖，整座城市就此與世隔絕，而這也成了歐洲現代史上時間最長的一次都市包圍戰。
自1992年4月5日圍城至1996年2月29日解封，薩拉熱窩有超過一萬人遇害，其中大多都是普通市民。再加上藉助地下隧道等方式逃離圍城的人，到1995年時，薩拉熱窩的人口已降低至圍城前的六成。不過，雖然人口不斷減少，雖然由戰事爆發的1992年開始生活條件便日益惡化，全市電力供應也時常中斷，但薩拉熱窩人對於文化、對於電影的熱愛，卻始終未變。
位於薩拉熱窩演藝學院地下室的阿波羅劇院，原是1980年代崛起的奧巴拉藝術中心（obala art center）的大本營。其創始人、日後長期擔任薩拉熱窩電影節藝術總監的米爾薩德·普里瓦特拉（mirsad purivatra）不畏戰火，在阿波羅劇院里繼續經營自己的文化事業。
阿波羅劇院處於地下室中，並非真正的電影院。
薩拉熱窩電影節創始人、藝術總監的米爾薩德·普里瓦特拉
儘管當時的薩拉熱窩已徹底被圍，但聯合國維和組織依然能勉強發揮作用，少量援助物資和人員也能通過固定管道進入城中。那些年裡，被人們昵稱為「米羅」的普里瓦特拉充分調動其人際網路，爭取到攝影師安妮·萊博維茨等藝術界大咖，穿透戰線，來到阿波羅劇院舉辦各種藝術展覽；也能邀請到學術界的巨擘蘇珊·桑塔格頻頻造訪，給予薩拉熱窩市民莫大的鼓勵。不過，相比展覽和戲劇演出，恢複電影放映的硬體要求更高，難度極大。
當年不畏戰火來到阿波羅劇院看電影的人們。
某天，一隊聯合國維和人員來到演藝學院，給他們送來一台發電機。靠著學院內僅剩的一台完好的放映機，外加學院圖書館裡殘存的部分錄影帶，自1992年圍城以來的第一次公開電影放映活動，就此拉開帷幕。「觀眾們的反應，讓我永生難忘。」普里瓦特拉如今回憶說，「這讓他們從日復一日的恐怖、悲劇和恐懼中暫時走了出來，哪怕那其實只是很短暫的一段時間。」當晚，他便決定，要將放映活動常規化，因為「電影能讓我們活下去」。
地下電影院的消息，口口相傳，迅速播開。起初，每周只放映一部電影，但很快就有觀眾要求增加放映場次，於是阿波羅劇院改為每晚放映一部電影，映後還會舉行討論會。用普里瓦特拉的話來說：「面對轟炸，面對狙擊手，我們發現人活下來所需要的不僅僅是食物和取暖。我們如何在精神上存活下來？那就需要文化和藝術。」
各地電影人傾囊相授
阿波羅劇院起初入場一概免費，但隨著每晚放映常規化，組織者開始象徵性地收取每人一支香煙的入場費。那是因為負責設備維護的影院技術人員，他是個大煙鬼。圍城之後，香煙已成緊俏貨。此外，隨著放映常規化，片源開始成為問題。圖書館的錄像帶資源，畢竟有限。好在，靠著一群外國戰地記者的幫助，阿波羅劇院的存在，很快傳到了全球各地電影人的耳中。
曾獲奧斯卡提名的美國編劇、導演菲爾·奧爾登·羅賓森（phil alden robinson）為普里瓦特拉送來了100多盤全新錄影帶。那都是他的獲獎作品《夢幻之地》發行方環球影業所出品的電影，其中就包括了環球下屬的卡羅科影業（carolco pictures）發行的新片《本能》。據普里瓦特拉回憶，這盤《本能》錄像帶在阿波羅劇院連續放映了30天，盛況空前。
《本能》在阿波羅劇院連續放映了30天
伸出援手的還有蘇格蘭製片人馬克·考辛斯（mark cousins）。他當時正擔任愛丁堡電影節的策展人，作為歐洲文化代表團的成員，在聯合國維和部隊保護下，乘坐軍用飛機從薩格勒布抵達薩拉熱窩，然後乘坐裝甲運兵車穿越火線，來到被困的薩拉熱窩。他給他們帶來了肯·洛奇的《折翼母親》、中田統一的紀錄片《大阪故事》、阿巴斯·基亞羅斯塔米的《生生長流》等全新出爐的錄影帶。放映之前，考辛斯在120多名觀眾面前激動表示，「來到這裡，就像是穿越了一整個宇宙。阿波羅並不是我所見過最宏偉的電影院，但因為它所代表的意義，我認為它就是全世界最美麗的電影院。」
肯·洛奇的《折翼母親》
日後成為舉世聞名的電影節策展人的馬可·穆勒，當時擔任瑞士洛加諾電影節的藝術總監。他也被薩拉熱窩人不畏困境的精神所觸動，精挑細選了一批影片，包括當年洛迦諾電影節的所有獲獎影片，飛到了這座戰火紛飛的圍城。「我們被告知必須飛往薩格勒布等待指示，於是背著兩個裝滿了錄像帶的大背包，來到了薩拉熱窩機場。」穆勒回憶說，「結果聯合國維和部隊的人不讓我們乘坐他們的軍用飛機，我們兩人在夜深人靜時被無情地趕出了機場，發現自己身處荒郊野外，被困在了距離薩拉熱窩數英里遠的一個積雪覆蓋的廣場上。」
又過了將近一個小時，他們設法攔下一輛烏克蘭人的坦克，馬可·穆勒回憶說自己用了一口「非常蹩腳的俄語」說服對方允許他們搭車進城。「當時正值所謂的休戰期，不過山上的狙擊手有時候仍會在夜間射擊。」在一片黑暗中，穆勒他們和烏克蘭士兵一起進入了這座被大雪覆蓋的城市。「為到達劇院，必須先經過一個由地下通道組成的系統。讓我大吃一驚的是，劇院里座無虛席，而且他們全都身著盛裝。對我來說，突然之間，我終於明白了為什麼在這裡看電影對他們來說如此重要，因為這讓他們保存下了有望恢復正常生活的希望。」
火種
自1993年2月那個寒冷凄涼的夜晚首次地下放映開始，直至戰爭結束，阿波羅劇院一直不間斷地運營了近三年時間。1995年，戰爭結束的曙光初現。某天晚上，普里瓦特拉與馬可·穆勒坐在劇院門外，討論戰爭結束後這座戰時電影院的命運。
二人希望保留的不僅是那些地下放映中的迷影熱情，還有一代新興的波斯尼亞電影人，包括丹尼斯·塔諾維奇、日後獲得奧斯卡提名的亞斯米拉·日巴尼奇等。他們都是在這場戰爭期間嶄露頭角，拍攝了關於圍困期間薩拉熱窩日常生活的震撼性短片。「我們希望以某種方式促進波斯尼亞電影業的重生，希望創建一個活動作為薩拉熱窩與世界其他地方之間的橋樑。」 普里瓦特拉如此表示。
亞斯米拉·日巴尼奇以波黑戰爭為背景的作品《阿依達，你往何處去？》
第一屆薩拉熱窩電影節原定於1995年夏季舉行，然而戰事忽又激烈，迫使組織者將其推遲到了秋季。之後沒過多久，《代頓協定》簽署，這場災難性的戰爭終於畫上了句號。
第一屆薩拉熱窩電影節舉辦前夕，時年不滿18歲的艾爾瑪·塔塔拉吉奇（elma tataragic）聽說那裡正在尋找英語好的人幫忙做外聯工作，於是便前往應聘。30年後的今天，除了執筆撰寫電影劇本，她依然在那裡工作，現在已是薩拉熱窩電影節競賽單元的負責人。
戰爭剛剛爆發時，她才16歲，用她自己的話來說，「渴望逃離，逃離戰爭，哪怕只有幾個小時」。就在那時，她聽說了阿波羅劇院，於是不顧父母的反對，決定要去那裡看電影。「當時我還年輕，我想正常地生活。父母求我不要去，我父親真的跪下來求我，但我沒有聽。我騎上自行車，去了阿波羅。那其實很危險，會途經狙擊手的哨位，但我不在乎。我太激動了，我穿上了最好的衣服，還記得我穿了白色運動鞋。那雙鞋是新的，硌腳，但我不在乎。我在那裡看的第一部電影是惠特尼·休斯頓的《保鏢》，然後又看了一周的法國新浪潮電影。其實看什麼我並不在乎，我只是想看電影，想用兩小時的時間，消失在另一個世界裡，逃離我們身邊每天發生的這些可怕的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