顧長衛在新作《刺蝟》中仍然彰顯了他獨具個性的導演風格，而且，主人公王戰團身上有高衛紅（《孔雀》）、王彩玲（《立春》）、趙得意（《最愛》）等角色的影子。這些人物都內心豐富、個性鮮明，他們並不試圖改變身邊的人或環境，只是不滿於現實世界的平庸乏味，想為某件事奮力一搏。
當然，在「正常人」眼裡，他們的行為脫離實際、偏離常軌，因而令人側目。
顧長衛電影的影像雖不絢爛華麗，但常在質樸粗糲中顯露匠心。《刺蝟》中大量的不規則構圖別出心裁，打破了觀眾的視覺習慣，畫面中經常出現交織的斜線，顛覆了平靜穩定的和諧之感，讓觀眾像是時刻置身於即將坍塌、令人焦躁壓抑的世界中，形象地還原了王戰團對現實的主觀感受。
顧長衛的電影常以灰色為主色調，給人沉悶、單調之感。這種色調反映了中國北方內陸縣城的生活底色，也暗示了身處社會邊緣的人物所面臨的現實困境和內心掙扎。這種灰色調貫穿於顧長衛的懷舊三部曲《孔雀》《立春》《最愛》，成為它們共同的情緒核心。
《刺蝟》同樣大量使用不飽和的青灰色調，逼真地再現了特定時代的社會氛圍和人物心境。直至王戰團登上城牆唱歌，觀眾才感受到被暖色調光影所環繞的開闊明朗；直到周正多年後歸家，那個曾經是「牢籠」的陽台已變得花團錦簇，才出現了絢麗而飽和的色彩，但周正此刻的內心恐怕只有一片蒼涼的灰色。
影片以正向或反向對比的方式來處理色調，巧妙地展示了主人公內在情感與外部環境的衝突，賦予了影片更深層的內涵。
《刺蝟》對於顧長衛來說有一種「回歸初心」的意義，他放棄了類似《微愛之漸入佳境》（2014）和《遇見你真好》（2018）那樣的喜劇愛情片類型，繼續實踐他慣用和擅長的題材、風格與主題。影片中的王戰團、周正，與周圍的環境發生了多個維度的激烈碰撞，一路踉踉蹌蹌，留下滿身傷痕。影片試圖通過他們的故事，讓觀眾看到現實世界中麻木、功利、刻板的一面，以及人與人之間那隱匿的隔閡、疏離與冷酷。
疾病的隱喻與象徵意義
王戰團是岳母眼中的魔怔，是妻子的心病，在旁人看來更是與「精神病人」無異。王戰團確實常有出格的言行舉止：他從不以「大姑父」或「岳父」的身份自居，而是要求他人直呼其名。
這似乎暗示了，王戰團不想被世俗的倫理關係束縛，而是想回歸最純粹的「個人」狀態；為了滿足對海洋的嚮往，他冒險潛入一艘貨輪，完成了跨越太平洋的荒唐之旅；他熱衷於創作詩歌，喜歡演繹《海底兩萬里》中的情節。這種以率真面目示人的狀態，在王戰團看來自然而然，但在「凡俗之輩」眼裡則顯得離經叛道。
影片將王戰團塑造成帶有隱喻意味的「瘋癲」形象，但他其實比常人更通透、真誠、超脫，是一種「鶴立雞群」般的不正常。
王戰團的追求可以總結為「詩和遠方」。他在詩篇中，感慨著自己心系別處，卻被瑣碎庸常的生活所牽絆：我從荒野來，要到大海去，遠方的汽笛已經響起，生活卻攔住了我的去路。於是，王戰團作為一個「病人」，在影片中有了強烈的主題意義，他反向印證著每個人內心早已失落的，對夢想和激情的憧憬與想像。
影片橫跨了近40年的時光，勾勒了中國自上世紀80年代以來的社會變遷。然而，這些變遷對王戰團幾乎沒有產生影響，影片甚至沒有呈現這個家庭在時代巨變中所承受的經濟壓力。王戰團始終保持著樂觀坦然、自由隨性的人生態度。這固然成為人物的一種性格特質，但也暗示影片對王戰團的設定有概念化的傾向。
尤其與《孔雀》中的高衛紅相比，王戰團的形象更顯平面化，影片未能充分揭示人物性格的成因和動機的來源，也未能深入揭示人物在追逐目標時的內心起伏，連王戰團身上充沛的詩意與卓越的創作才華，都顯得來歷可疑。
這意味著，王戰團只是作為一種情節符號，用於製造劇情上的尖銳衝突，並為主題建構添磚加瓦。至於人物本身的立體性或者性格的複雜性，影片並不用心。
對於王戰團這種「精神病人」，他的家人一方面加以排斥並保持距離，另一方面積極進行治療，甚至嘗試民間迷信的驅邪儀式。當一切都無濟於事後，大姑乾脆將王戰團囚禁於家中，用藥物使其每天昏昏欲睡。最終，情緒耗盡的家人順應王戰團的請求，把他送入精神病院。
因此，大姑等人對王戰團實施了福柯意義上的「規訓與懲罰」，即對「不合規範者」貼上標籤，進行矯正處理，最後將他們隔離在特定場所，以免影響「正常人」。對於現代社會而言，這相當於一套凈化程序，清除各種干擾或破壞因素，以維護社會有序運轉。還有周正，只是因為學習差、口吃，就被人恥笑為「笨蛋」「怪物」，甚至遭到父親的惡語相向或野蠻毆打。
凡此種種，我們既要關心這些「精神病人」所遭受的精神折磨，更應探討周圍人對他們進行區別對待以及強制懲罰的社會心理和社會運行機制。這不是一般意義上的「黨同伐異」， 或社會主流對「異端」的貶低和排擠，而是關於普遍性的心靈桎梏與精神麻木的寓言書寫。
在顧長衛最優秀的電影中，主人公常常表現出對命運的不甘、對夢想的堅持，以及與外部世界的疏離感。這些角色努力尋找自身價值，展現出對生存和奮鬥的積極探求。《刺蝟》繼續思考人類的存在狀態、生命的本質和夢想的意義，透過悲劇性的人物命運，凸顯這些「異端」所折射的真誠和超拔，進而映襯出整個社會對精神豐盈和內心滿足的冷漠態度。
可見的衝突形式和不可見的心理傷害
王戰團在家庭和社會中備受輕視和誤解，經常受到厭惡和貶損，他與家人發生衝突的方式和強度也逐漸升級。但是，王戰團遭遇的壓迫主要來自外部環境，他的內心異常澄明和堅定，從未自我懷疑或者猶豫動搖。他只有兩次因尊嚴與父愛而作出妥協，一次是覺得自己腿腳不便，形象不雅，從女兒的婚禮逃離了；另一次是認為自己是累贅，主動提出要去精神病院，以便騰出房子讓兒子結婚。
周正從小就受到王戰團的耳濡目染，青春期一系列「不務正道」的行為，更是令父母痛心疾首。可以說，周正是少年版的王戰團，兩人惺惺相惜，相互取暖，周正甚至成為王戰團精神上的傳承和延續者，他似乎最終抵達了王戰團所期盼的「詩與遠方」。因為，周正擔任郵輪上的三副，有機會環遊世界各個海域；他與一位有阿根廷血統的姑娘結婚，滿足了大眾對異國情調的想像。然而，周正仍感到莫名的憂傷，這源自他對王戰團的思念，以及追求「詩與遠方」所經歷的疲憊和虛空。或者說，在周正看來，所有的心滿意足，都無法填補成長歲月里遭受的那些精神打擊和心理戕害。
影片常常通過喜劇的方式，展現主人公肆無忌憚地打破外界秩序和規則的狂放不羈。那種快意，大概近似巴赫金所言的「狂歡化」。
例如，只因為周正說人根本就不會飛，王戰團就裝上翅膀想從屋頂蹁然起飛，這讓眾人大驚失色，如臨大敵；王戰團和周正百般不情願地喝著家人配的中藥時，兩人惡作劇般換著喝……在這種「破壞」的狂歡體驗中，笑謔一度佔據主導地位，充滿了對規則的不敬和褻瀆。
但是，兩人更多時候遭受著來自規則的痛擊。周正給何苗子寫了一封情書後，被雙方家長視為洪水猛獸，肆意羞辱甚至大打出手。事實上，周正可能只是感恩於何苗子沒有歧視他留級，並在他萬念俱灰時安靜地坐在他對面。只是，在成年人的古板觀念里，無法體會這種純真的情感，也沒有心境去感受這種微妙的少年情愫。這是周正的苦痛，也是成年人的悲哀。
於是，在這些帶點嬉鬧，但又不時被暴風驟雨席捲的場景中，我們得以窺見周遭世界的僵化、保守和冷酷。
影片的成功之處在於，通過有質感的日常生活細節，甚至加入大量喜劇元素，展露了生活中那些易被忽視的精神暴力，並為那些在窒息般的環境中艱難呼吸者投以一絲悲憫和敬意。當然，我們也不能迴避，影片對部分喜劇片段的處理有些失控，尤其是趙老師裝神弄鬼的場面，渲染過度，甚至有小品化的浮誇。
主題的內在消解力量
影片雖然以「刺蝟」為片名，但該意象僅出現了兩次。
其一為王戰團在公園裡為治療腿病而烤了一隻刺蝟，另一次是他在街頭保護一隻刺蝟過馬路。這使得影片中「刺蝟」的意義略顯矛盾。它既是民間偏方里的「神葯」，又是迷信世界裡的「神」。
「刺蝟」的出現，還導致王戰團的性格出現難以圓融的裂痕。王戰團在影片中一直是看似不著調但內心善良的形象，他不應該對刺蝟痛下殺手。而且，王戰團對於趙老師視「刺蝟」為爹的行為一度冷嘲熱諷，那麼，他以懺悔洗罪的心態保護刺蝟就顯得理由不足。
對比之下，《孔雀》中，「孔雀」在片尾才現身，最後一刻才張開彩翼，最後一秒才正面示人。這種極度克制的處理方式，讓「孔雀」成為庸常世界中的一抹亮色，有人對此執著追求，有人不以為意，有人直接否定。這昭示著不同的人生態和價值觀，豐富了影片的人物形象和主題內涵。
為了鞭撻周圍的人對王戰團和周正的成見，影片還採用了反面論證的手法。
李廣源比海鷗大十歲，離婚後流連於舞廳，還導致海鷗未婚先孕。這樣看來，李廣源分明是另一個「異端」，是破壞性遠勝於王戰團的「壞人」。眾親戚也預測海鷗的命運必將萬劫不復。意外的是，李廣源為人細心體貼，成熟穩重，海鷗成為片中最幸福的人。也許，影片想以李廣源為例，證明世俗的偏見是多麼的荒誕，但這種論證的可靠性令人生疑，更像影片強行添加的一個偶然。
此外，王戰團的兒子海洋是一名公交車司機，看起來勤懇踏實，是世俗觀念中的「正常人」，但他卻突遭車禍，死於非命。這使主題邏輯顯得極為混亂：如果說離經叛道者害人害己，那為什麼循規蹈矩者卻難以抵擋命運的無常？可見，李廣源和王海洋這兩個角色不僅高度扁平化，而且對主題建構產生了強大的消解性力量。
《刺蝟》平實地描繪了生活素樸又猙獰的面目，冷靜地展現了「特立獨行」者的生存境遇，以及他們內心強烈的理想追求，並冷峻犀利地對看似正常的社會現象進行了深刻的批判與反思。但我們不得不承認，這是一個高度概念化的故事，對生活的挖掘和對人物的深度揭示都顯得力有不逮，甚至過於注重人物和情節的隱喻象徵意義，導致人物的行為邏輯和主題建構意義有難以自圓其說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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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龔金平（復旦大學藝術教育中心教授）編輯：周敏嫻責任編輯：邵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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