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5歲的余均，時常一人一車，從北京自駕10多個小時，去內蒙古錫林郭勒盟東烏珠穆沁旗大草原。
他對草原的熱愛，源自50多年前在草原插隊的親身經歷。作為第一批從北京赴內蒙古草原插隊的知青，余均在草原放牧整整10年。
從北京知青成為草原牧民，直至高考恢復回到北京，余均又成為內蒙古草原在北京的「代言人」和「宣介者」。在學苑音像出版社工作期間，他主持出版了上千首草原歌曲，包括現在廣為傳唱的《蒙古人》《黑駿馬》《父親和我》《吉祥三寶》《我和草原有個約定》《陪你一起看草原》《傳說》《草原戀》等著名歌曲，都是在余均出版之後流傳開來。此外，他還參與了《武則天》《成吉思汗》《草原人在北京》《烏珠穆沁之戀》等影視作品的策劃、擔任編劇、顧問。
近日，中國民族文化藝術基金會理事、學苑音像出版社原社長余均撰寫的紀實性散文集《草原一世情》面世，書中記錄了他在草原生活的點點滴滴，講述北京知青與內蒙草原的故事，對外介紹和推廣草原文化。
《草原一世情》的作者余均。
放牧十年：多次遭遇生死考驗，多次放棄調離草原機會
從1962年到1979年，全國約有1700多萬知青上山下鄉，在中國的社會、經濟和文化史上寫下濃墨重彩的一筆。余均便是其中的一員。
1967年11月16日，300多位北京的中學生從天安門廣場乘坐大轎車出發，車隊一路走了10天，26日抵達內蒙古錫林郭勒盟東烏珠穆沁旗，戶口也落在這裡，從「學生」變成了「牧民」。余均所在的東烏珠穆沁旗薩麥公社處在與外蒙古接壤的邊境上，放羊的地方距離外蒙古只有十幾里地，邊境一帶每一座蒙古包上空都高高飄揚著一面鮮艷的五星紅旗。
1972年，內蒙古下鄉知青合影留念。
初到草原，余均也直言「不適應」：去草原的路上，第一次喝到內蒙古特色奶茶，端碗一嘗有點苦澀，像中藥一樣。為了表達下鄉的決心，他順暢地一股腦把一碗奶茶全喝了下去。作為漢族學生，此前從沒吃過牛羊肉，而草原的街道、賓館、餐廳里都充滿了羊膻味。「剛開始有心理上的不適，但來了就得學會適應它，不但要適應它，還要喜歡它、熱愛它，我就是以這種心情來接觸牛羊肉的。人就是這樣神奇，我不但很快就適應了，而且還越吃越香，現在都有點離不開它們了。」
落戶草原成為牧民後，余均和幾位知青一起接過了2300多隻羊的羊群，直到1977年離開草原。
在草原上，牧羊是最苦的活。不論颳風下雨、冰雪交加，每一天羊倌都要把羊群放出去吃草、一走就是一天。一年四季羊群逐水草流動，羊倌的蒙古包也跟著羊群走，一場「白毛風」的壞天氣、或是一場狼災，對羊群和羊倌來說都是致命考驗。在牧羊10年間，余均曾多次經歷這樣的生死考驗。
距離死亡最近的一次，是1975年前後余均騎馬的時候從馬背上摔下，「騎馬摔跤是常事，牧民中也有騎馬摔死的。我那次就非常危險，當時身上還背著槍，摔到地上時只感覺槍托重重地砸了後腦勺，然後什麼都不知道了。」余均介紹，醒來時已被送回蒙古包，腰受傷了，躺著絲毫不能動，「牛車太顛了，也沒法去公社醫院，就靠赤腳醫生上門給些點葯。」這一躺就是半年，在知青和牧民照顧下，腰傷才一點點恢復。
年輕時的余均。放牧的地方在邊境線附近，草原邊疆是「軍民聯防」，知青同時也是民兵。
插隊期間，擅長唱歌的余均還入選東烏旗烏蘭牧騎，成為草原上的流動的文藝表演小分隊。但當烏蘭牧騎提出要留他下來轉為國家正式職工的時候，余均卻「一根筋」地想著「我的天地就在大草原，在牧民中間」，堅決要回去牧羊。插隊十年期間，曾有多次類似調離草原的機會，但都是因為不願意離開草原，余均主動放棄了機會。
草原人在北京：致力於草原文化推廣，出版多首草原歌曲走紅
余均回到北京，源自1977年高考恢復，這位草原牧民考入了北京大學分校中文系，後轉入法律系，獲法學學士學位，又留校任教5年。
1989年，余均調任九三學社中央主辦的學苑音像出版社工作，主持出版了上千首草原歌曲。騰格爾演唱的《蒙古人》《父親和我》《黑駿馬》都是余均主持出版；大家耳熟能詳的《吉祥三寶》《我和草原有個約定》《陪你一起看草原》《傳說》《草原戀》等著名歌曲也是在余均出版後流傳開來。此外，他還參與了《武則天》《成吉思汗》《草原人在北京》《烏珠穆沁之戀》等影視作品的策劃，擔任編劇、顧問。
致力於草原文化推廣的同時，余均和北京的知青們還挂念著草原上的牧民鄉親。從1996年開始，余均和他所在的出版社連續15年向內蒙古的學校、邊防建設捐贈圖書、音像製品、教學體育器材數百萬元，他還拉著同為草原知青的陳佩斯（著名小品演員）出資為內蒙古赤峰的學校改造食堂。
余均與陳佩斯一起回到草原，知青們稱草原為「第二故鄉」。
一年年地返回草原，余均清晰地看到近幾十年來草原牧民生產生活的巨大變化和改善，「居住和放牧的條件好了很多，但醫療條件還是有限。」牧民們得了重病，來北京治病的，語言不通、地界不熟，只有找曾在草原插隊的知青，余均成為牧民們的首選。對來京看病的牧民，不論是否認識，余均也像當年牧民接待插隊知青一樣地接待他們，為他們安排吃、住，為他們找醫院、給他們當翻譯。為了方便聯繫，余均專門印了一盒純蒙文的名片，方便牧民通過名片到他。
受益於北京知青們的幫助，牧民對「知青下鄉」表達得樸素直白：「感謝這些孩子到草原上來了」——牧民們祖祖輩輩沒有離開過草原，沒見過外人，而這批十幾歲的學生一下子從北京扎到他們那兒去，帶去了另一種理念和生活方式，讓他們接觸到外面新事物，甚至多年後家人的病痛也能得到有效的治療。
南都對話
草原插隊10年，我學會了生活
南都：在草原插隊，你遇到最大的挑戰和困難是什麼？
余均：一下鄉，每時每刻都是困難。
生活細節上，比如奶茶喝不慣，吃的只有炒米、一點白面，完全沒有大米。草原上牧民說的是蒙語、我們學生只懂漢語，剛去完全不能交流。
我們剛到草原就是冬天，那個嚴寒也很難適應，零下42攝氏度的嚴寒也得把羊放出去，在外面任何一點地方暴露在外的皮膚立刻就凍僵，我的鼻子和臉上常年臉上都是凍傷，黑一塊紫一塊的。這些都需要一一學會克服和適應，最後跟牧民們融為一體。
南都：你是主動報名去插隊的，到了草原後，有心理落差嗎？
余均：我們那個年代，年輕人受的教育就是抱著去吃苦、去鍛煉、去革命的心態，學生中流傳著的都是「時刻準備上戰場」「保家衛國」這樣的話。所以對吃苦我們是有心理準備的，甚至認為去插隊、去吃苦是人生必須要經歷的。
南都：抱去農村「革命」「保家衛國」的初心，到草原後卻要放羊，可以接受嗎？
余均：一到草原，現實的生活就成為我們最大的考驗，首先我們得學會生存，像牧民一樣在草原上活下來。接過羊群之後，我們放牧搞生產，也是給國家和集體增加財富，保護羊群，哪怕自己受傷，這都是一種非常自然的責任。
還有一點比較特殊的是，我們放牧的地方在邊境線附近，草原邊疆是「軍民聯防」，我們這些知青同時也是民兵，24小時背著槍的。邊疆表面上比較平靜，時不時也有一些摩擦，我們雖然是在放牧，「保家衛國」這根弦始終沒有松。根據邊防聯隊安排，我還參加過抓特務行動，跟民兵們一起配合邊防戰士駐守整整8天，抓住2個突破邊境線潛進來的特務。
南都：在草原生活10年，你最大的收穫是什麼？
余均：對我個人，最大的收穫是學會了「生活」。在草原上經歷了風風雨雨，再不管是到什麼樣的環境、遇到什麼都不在話下，我都能愉快地生活。
我們這群漢族學生去草原插隊，漢族與蒙古族、內地與邊疆，無形中就形成了交流，對草原上有很大的促進和幫助，我們也從牧民身上學到了他們的單純、熱情、豪爽。牧民們沒有特別的等級、利益觀，為人處世非常的純真和自然，這對我有很深的影響。我回到北京後有陞官的機會，也主動放棄了，更願意做我喜歡做的事。
余均在《草原一世情》新書發布會現場致辭。
南都：對「知青下鄉」這段特殊歷史，多年來社會各界有著不同的評判。你在書中回憶起草原10年經歷，大部分都是快樂的、浪漫的、回味無窮的，好像「苦」也不算「苦」？
余均：對知青這個群體的經歷，有著各方面、形形色色的研究。我只是千萬知青中的一個。
需要說的是，知青的經歷和遭遇是千差萬別的。在草原插隊確實艱難困苦，有的知青遭遇的是常年吃不飽；但相比之下，我們在草原上放羊，至少在吃的方面還是有保障的，草原上的牧民把我們當家人和親人一樣照顧。
這可能跟我後來回到北京工作也有關係。現在是幾十年後回頭看，就像「好了傷疤忘了疼」，從艱苦日子裡出來了，會用比較淡然和超然的態度來看此前的困苦。
南都：70多歲了還每年多次自駕回草原，草原上有什麼這樣吸引你？
余均：草原上自然環境非常好，藍天白雲，陽光燦爛，呼吸的空氣也是純凈、新鮮的。我一到草原，就覺得整個人都舒展開來。我幾次帶陳佩斯回草原，他每次也都說「這是洗肺來了」，一待就不想走了。
我在草原上還有很多牧民朋友，那是一種「鄉情」和「親情」。回到草原，對我來說就是回到一個大自然的家、一個牧人的家。不是都說，最好的康養，就是回歸大自然、感受親情的溫暖嘛。
南都：現在年輕人也很嚮往草原和邊疆，比如今年《我的阿勒泰》爆火，很多年輕人覺得面對焦慮、內卷、迷茫的情緒，草原能去班味兒、治癒精神內耗。
余均：我也非常建議年輕人有時間去草原上轉一轉，回歸自然。
在城市裡，面對的是鋼筋水泥、緊張的生活節奏、複雜的人際關係。但到了草原，你能感受大自然，體驗另一種自然、平靜且親近的人際關係，對人的心態治癒是非常有好處的。
但這些年人們去草原旅遊還是比較淺層次，都是去旅行社、網上推的旅遊景點，吃個手把肉、唱個歌，行程就結束了，這其實意思不大。建議大家去草原上深度游，更多去接觸牧民，了解草原上原生態的生活方式，更深層地體會蒙古族和牧區的特點。
采寫：南都記者程姝雯 發自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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