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托里奧·德西卡誕辰 123 周年，他是歐洲最偉大悲劇電影創作者

來源：英國《衛報》，2015.8.8

https://www.theguardian.com/film/2015/aug/08/vittorio-de-sica-tragic-film-makers

儘管德西卡後來又與馬斯楚安尼和蒙哥馬利·克里夫特（montgomery clift）、羅蘭和詹妮弗·瓊斯（jennifer jones）合作，但他最初的一些傑作，即那些1940年代末和1950年代初的非凡作品裡並沒有電影明星出現。德西卡拒絕電影明星的魅力，他根據面孔的真實性來選擇角色。《偷自行車的人》（bicycle thieves）的男主角蘭貝托·馬喬拉尼（lamberto maggiorani）是一名工廠工人；扮演《風燭淚》（umberto d）的卡洛·巴蒂斯蒂（carlo battisti）在現實生活中是一名退休的大學教授。沒有哪個大牌演員能像這些人一樣在銀幕上生活。畢竟，正如德西卡斷言的那樣，生活中有數以百萬計的人物，但只有50或60個電影明星；在他看來，如此稀少的人能夠忠實地展現這麼多人的經歷，是一種奇怪的幻覺。然而，儘管這種方法很具有吸引力，但工廠工人和大學教授卻成了表演者，與加里·格蘭特（cary grant）或斯賓塞·屈塞（spencer tracy）一樣被束縛在假象之中。因為這些電影不是通過記錄，而是通過詩歌魔力般的光芒來講述當今世界的真相。

他的早期電影——特別是《擦鞋童》（shoeshine，1946）、《偷自行車的人》（1948年）和《風燭淚》（1952）在歐洲電影界享譽盛名。它們都是關於溝通失誤的悲劇。《擦鞋童》的故事首先發生在一個騙局上，然後講述了兩個男孩的分離，他們是一對好朋友，被關在監獄的不同的牢房裡。他們彼此隔絕，失去信任；他們的話語被誤傳，誰也無法理解對方。就像在其他地方一樣，德西卡在此表現了那些無法通過語言相互溝通的人們，無望地站在和被束縛於自己在世界所處的位置里。他們試圖爭取或說服他人，在孤獨中尋找幫助、貸款或支持，但沒有人來幫助他們。慈善行為出現了「短路」，同情心也沒有找到它的目的地。德西卡是研究被忽視問題的專家。他的角色都是被忽略的人，對我們來說卻是可見的。缺少對其他人來說少得可憐的錢都會使他們陷入絕望，失去一輛自行車足以摧毀一個人的一生。在壓迫和貧困的困擾下，他的主人公陷入了道德妥協的行為中，不得不變成讓自己的良心受到譴責的人——告密者、惡霸、小偷和乞丐。他的人物有太多的缺陷，以至於不可能成為某些人眼中值得憐憫的聖人。這種悲傷是不可避免的，它是一種社會結構的結構，一種政治的悲愴。

在阿瑟·米勒（arthur miller）的《推銷員之死》（death of a salesman）在美國首映的同時，德西卡也在義大利探索失敗帶來的令人不安的「光芒」。在《風燭淚》和《偷自行車的人》中，我們被帶入特定的生活，但從未忽視這樣的事實：即使是現在，這樣的悲劇也在某個地方上演著。德西卡的中心人物體現了一種普遍的失敗，但也仍是完全獨特的。這種對個人生活的印象體現在德西卡對細節的關注中，它們被蝕刻在事物的表面，就像《風燭淚》里廚房牆上的劃痕——每天早晨懷孕的女傭都要劃火柴點燃煤氣。它們是偉大的都市電影，將我們帶入中產階級觀眾看不見的窮人之城：當鋪、擁擠和破舊的公寓、算命先生的卧室、黑市、施捨場所以及社交俱樂部。這些電影既能讓我們穿透這個熙熙攘攘的都市世界，也能令我們進入個人的生活，它們通過對不幸的關懷，吸引我們關注那些可能忽略的悲哀。這些電影對我們提出了要求，說服我們應該見證這些悲劇。

在這些對失敗的痛苦而又奇妙的探索中，德西卡和他極具天賦的合作者——編劇切薩雷·柴伐蒂尼（cesare zavattini）開始製作一個童話故事。這部非常有趣的奇幻電影《米蘭的奇蹟》（miracle in milan ，1951）為我們塑造了托托（法朗西斯哥·克麗薩諾飾）和edvigie（討人喜歡的布魯內拉·博沃飾）兩個令人難以置信的可愛聖潔的傻瓜；德西卡的電影經常探究簡單中蘊含的深度。他最喜歡人類毫無防備、天真爛漫、對生活抱有簡單信念的時刻。他想表現出一種在事物面前的信任，一種經常失敗、至少可以失敗的信任。這體現在擦鞋童們對他們攢錢買下的馬的疼愛，體現在溫別爾托·d對一個孤獨的懷孕女孩和他的寵物狗的感情，正是慈悲心的寬廣讓我們去熱愛他人。然而，他也展示了樸素中可愛的自私，孩子般的自我主義，對微微放縱的無罪需求。

很少有電影人能幫助我們如此徹底地分享食物的樂趣：在《偷自行車的人》中，每當我看到兒子在卡羅扎的馬蘇里拉乳酪前徘徊時，我就會感到飢餓。德西卡的電影處處傳遞出一種民主的喜悅，讓每個人都感到快樂；他的電影預設了一個「過時」的概念，即一顆平常心，一顆對兒童、老人和生活中被遺棄的人懷有自然同情的心。 《米蘭的奇蹟》可能是一部痴迷於數字的電影——彩票數字、時間表、投標或賄賂的價格、也許能表現出想像力的最大財富的數字——但最終它與那些無法被計算的東西站在了一起，而只有它的脆弱性和它無法在世界擁有一席之地的能力是可以被計算的。

有些人可能會對這種溫暖自己內心的方式感到害怕。但是，影片從未忘記生活有多麼艱難，以及最終窮人們的唯一出路是徹底離開世界的束縛。電影對此帶來了一種童話般的升華，比如在當代雅典，這就更加難以實現了。柴伐蒂尼和德西卡明白，這部電影提供了只有藝術作品才能給予的安慰。我們看到人們花錢觀看日落——那是經典好萊塢電影中刻板的結尾，或者交出100里拉，讓一個看相的騙子告訴他們，他們是了不起的人。"誰知道你會成為什麼！"。這就像一個電影自我批判的必要時刻，它告訴我們，它知道這樣的奉承是廉價的電影常年提供給我們的東西。然而，德西卡本人卻很少落入這個陷阱；相反，他的電影肯定了人類的尊嚴，而不是（像好萊塢那樣）暗示這意味著我們將收穫巨大的回報。

在德西卡的電影中，人們沒有得到任何回報；他的故事使我們超越了傷感的時刻，只為我們留下了繼續前進的小決心，而這種決心有時會在失落之後出現。在《偷自行車的人》的結尾中，當父子被逼到絕境的時候，他們手牽著手穿過了平凡的人群，這是人類同情心和團結的象徵，傳達了一種幾乎令人無法忍受的感動。然而，當他們繼續前行時，卻從我們的視野中消失了。他們擁有彼此，但早已離去。在《終站》（stazione termini，1953）的結尾里，我們被帶入了分離的極端狀態；已婚女人仍然留在火車上，而她的情人被從火車上扔了下來，躺在月台上。有人將扶他起來，問道："你受傷了嗎？「她的情人回答："沒有。"他走下月台，繼續往前走，因為他沒有別的地方可去，電影就這樣戛然而止了。對德西卡來說，一切都有答案，除了死亡。即使最糟糕的事情已經發生，生活還是要繼續。

《終站》像一個奇怪的悖論，它是一部糟糕的 "好電影"。製片人大衛·o·塞爾茲尼克（david o selznick）（該片女主角詹妮弗·瓊斯的丈夫）把它搞砸了。裡面幾乎沒有任何東西是正確的，但它長期以來卻以其他電影少有的方式一直困擾著我。在這部電影中，一對不正當的情人徘徊在羅馬的中央火車站，時而努力地表現得高尚，時而屈從於他們共同的慾望。然而，無論他們走到哪裡，都無處表達自己的愛；他們不斷被監察、窺視、打擾，他們都是被監視統治的生命。

這是一部關於目光的電影，無論是淫蕩的、嘲弄的、憐憫的還是責備的目光。這部電影是德西卡同年出演的一部電影的姊妹篇，即馬克斯·奧菲爾斯（max ophüls）真正的傑作《伯爵夫人的耳環》（madame de...），德西卡和達尼埃爾·達里約（danielle darrieux）在裡面扮演一對無辜的通姦者，他們無助的雙重激情讓他們尤如孩童一般。作為一名演員，德西卡在這部影片中表現得淋漓盡致 [還有他在羅伯托·羅西里尼（roberto rossellini）1959年的《羅維雷將軍》（il generale della rovere）中扮演的非同一般的角色]，展現出了一種和藹可親但又充滿激情的尊嚴。奧菲爾斯要求丈夫 [查爾斯·博耶（charles boyer）飾] 扮演一個老練的反派角色；而德西卡的電影中並沒有壞人，只有不可能的境遇。

德西卡的天賦在於創作悲劇，不過隨著進入60年代，他也開始嘗試拍攝流行的喜劇。他與羅蘭和馬斯楚安尼合作的最好的影片都是一些迷人可愛的作品，只要我們不用想到它們是由拍攝《偷自行車的人》的同一個人製作的。其中最傑出和最有趣的電影是贏得了奧斯卡最佳外語片獎的《昨日、今日、明日》（1963）。這是一部60年代早期的喜劇，講述的是性帶來的挫敗感，由羅蘭迷人的自信（她誘人的脫衣舞表演是電影史上最性感的時刻之一）和她三次讓馬斯楚安尼失去男子氣概的情節所表現，後者總是在他最軟弱無能的時候表現得最出色。

對失落的義大利的懷念之情浸透了德西卡後期最好的那些電影，儘管他從未忘記法西斯主義是如何損害和玷污了那段歷史。雖然如此，在經濟重建時代，即50年代末和60年代的繁榮時期，人們對這個國家的不滿依然是顯而易見的。當今唯一的價值是貨幣價值，城市隨著高樓大廈的到來讓人感到窒息，心臟變得很渺小。德西卡後期的傑作《費尼茲花園》（il giardino dei finzi contini‎，1970）是最充滿懷舊情結的；它根據喬治·巴薩尼(giorgio bassani)的憂鬱小說改編，探討了葉芝（wb yeats ）所描述的 "那鍾可怕的，儘管有回報卻也只是單相思的愛情"。德西卡在這部充滿挫折和不完整的電影中構建了另一個溝通失誤的泥潭。這是一部擁有自我意識的美麗作品，充滿了歐洲70年代初的空虛感：時尚、性感和幾分茫然。

在電影中，花園本身並不存在，儘管人們仍在費拉拉（義大利北部城市）尋找它；花園是一個被搭建的場景，並通過電影藝術組合起來。這個美好的地方也是主人公發現自己被放逐的地點，代表著一種很快就會被大屠殺摧毀的脆弱的美麗。就像電影所做的那樣，將奧斯威辛集中營與一段受挫的愛情中微小的痛苦聯繫起來，可能會招致庸俗的指責。但在我看來，這似乎是人類經驗中永恆不變的斷言，即用個人生活中微不足道的損失和悲傷來對抗集中營里巨大的恐怖。在講述失去的生活的過程中，伴隨著所有的心碎和渴望，這部電影紀念了那些消失的人，儘管他們是矛盾的與不安的。這就是德西卡藝術的長期動力，它描繪了世界和人們的本來面目和他們所有的缺點，但也明白他們存在的價值和美麗，以及將我們連接在一起的微弱而溫柔的聯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