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電影《749局》殺青後的近5年時間裡,演員李晨一度以為「這事兒翻篇兒了」——這算是對影片不能上映的一種委婉說法——他甚至忘了自己還曾參演過這樣一部電影,「前兩年看一個公眾號寫什麼消失的電影,我一翻看到了《749局》,想起來還有這麼一電影。」
圈裡與李晨有同樣想法的人不在少數。
《749局》的導演,是這幾年來看似在公眾視野里銷聲匿跡的陸川。在電影沒做完的這幾年,除了向資方「追債」和找項目合作外,陸川很少主動與外界接觸,「電影做不完對電影導演來說是個原罪,我自己是有羞恥感的,能不出去就不出去。」
自2018年10月電影《749局》在重慶開機後,陸川就隨之陷入了一場空前的財務危機。他沒有聽監製韓三平的話,等投資到了預算的85%再開機,而是在只收到了30%的情況下就在北京開了機。當時他們整部影片的預算是3.5億。
電影《749局》海報
電影是陸川從2016年就開始籌備的。這是個野心勃勃的規劃——一部帶有科幻色彩且具備好萊塢工業水準的視效大片。但在當時的國產影片中,並無前例可循,輔助影視方面的ai技術也尚未出現,陸川只能通過畫分鏡、做預覽、再塑模等一系列極為繁瑣的流程實現他創意的視覺化,再加上世界觀的不斷推翻與重建,使這部影片的籌備時間被拉長到了兩年。
在影視行業熱氣蒸騰的2016年到2018年,已經誕生了多部票房過10億、20億甚至30億的國產電影。
陸川覺得當時,「遍地都是錢,到處都是大哥,一切都是在向好的邏輯里。」而他們的6家投資方中有4家上市企業,這讓陸川覺得踏實,那些已經簽過協議的錢就跟在自己兜里一樣。
但就在陸川開機當月,國家稅務總局下發通知,部署開展規範影視行業稅收秩序工作。一時間,企業接連暴雷,曾經熱浪翻滾的資本極速退潮。作用到陸川身上的是,那些本該陸續打進劇組賬戶的投資遲遲沒了動靜。
開弓沒有回頭箭。陸川只能一邊拍戲一邊找錢一邊精簡隊伍壓縮成本——最先請走的也是他最費心請來的、人均周薪2萬美金的好萊塢美術、攝像、道具等五巨頭,之後是精簡拍攝隊伍與食宿成本的壓縮……還一邊將自己和企業的錢往劇組裡墊。李晨印象中那時候的導演「頭髮從沒整齊過」。
到2019年7月殺青時,劇組規模已經縮減到了300多人,住人均100元每天的酒店。
但這電影最燒錢的後期視效部分,資金還沒著落。
2019年殺青後的一次飯局上,韓三平鼓動陸川「把這個項目扛起來」,「靠你的方法把這個項目資金堵上。」陸川說自己已經墊了很多錢了,韓三平「啪」地拍了一下陸川大腿,「這墊的錢就算你投資了,只有你投進去,大家才相信你,才會覺得你是股東。」而同時,陸川右邊的大腿也被王中磊重重地拍了一下。
之後很多年,陸川都覺得自己被拍這兩下大腿忽悠了。
承擔一部電影,是要承擔它全部的財務問題,補上全部財務缺口,把原本屬於大股東的法律風險全部背下來。
當時算是陸川最為焦慮的一段時間,不僅項目沒錢,而且因為電影上映延期,觸發了5個訴訟並涉及到2500多萬的欠款。
「我們家是讀書人家庭,家教是再窮也不許向別人借錢——從來沒有欠過錢,也沒有打過官司。」陸川說當時突然面對這些問題的時候,他感到特別絕望和無助。
陸川自詡以前是「商業白丁」,用人邏輯就是看誰眼順、關係好就用誰,也不知道作為創始人有什麼事兒是需要自己必須管的,「我認為專業人管專業事,公司交出去就是最大的專業。」
所以在影視資本翻湧的年代,他的公司是交給朋友管理的,投了好幾個創業者,也投了青年導演的項目,不過並沒見到傳說中的百倍收益,絕大部分投資連本金也沒回來一分。
為此陸川失眠了很長時間,資金窟窿太大了,「一個小目標是當時的我無法跨越的深淵。」
2019年底,陸川被邀請去讀mba。「下雨天打孩子,閑著也是閑著。」於是陸川成為商學院中少見的導演學員。也是在那兒,陸川才「第一次聽到kpi這些詞兒」。
「像老鼠掉進了米缸一樣」,陸川覺得商學院課程像是給他開了天眼。陸川開啟了「即插即用」模式,上完關於企業人力資源管理的課後休息時間,他走出教室給公司hr打電話,讓對方把一個高管開掉,那是他的好友,在公司已經工作了7年,沒簽過一單。但陸川已經不再吃「苦勞」這一套了,他要見「功勞」。
陸川參加活動
陸川決心整頓公司,他要讓它履行使命——完成《749局》。
從2020年起,電影導演陸川決心開始接拍廣告。這是他能想到的最快的變現渠道。「生存邏輯,搓背如果能給夠廣告的錢,我也能去搓一下。」
從那年開始,陸川背著雙肩背到處接拍廣告,僅2020年就拍了十一支,每個月都有他拍的廣告出現在朋友圈,「行業里說老陸搶錢搶瘋了。」那時,也是圈內對他流言蜚語最盛的時候,他和電影《749局》常會成為別人飯桌上的話題,當然,大部分都是不看好的。
賈淕是少數堅信陸川能把《749局》做完的人。她是華文映像集團的董事長,也是《749局》的早期投資人,之後她在陸川不定時發來的消息中得知影片的進度。
大概4年前,兩人在一個電影節上碰面,陸川跟賈淕說,「你放心,我一定會把這個片子做完,不做完我不會拍其他電影。」賈淕覺得這句話「有種一擲千金的感覺」。事實也確實如此,在最難的3年,陸川拍廣告、上綜藝、拍劇集和冬奧紀錄片……把自己能賺到的錢都賺了一遍,除了電影。
今年初,陸川拍攝的一部劇集殺青,他反覆盤算自己手上的資金,發現當這部劇的承製費一到,公司那小小資金池裡的錢剛好與他《749局》的完片預算打平。那一刻,他覺得自己頭上的烏雲沒了。
今年3月,李晨接到《749局》的補拍通知,在補拍現場,他又見到了那個頭髮算不上整齊的陸川,對方抱著ipad給他看影片的後期製作,如數家珍般,「你看我這個鏡頭是怎麼做的、找哪個團隊做的,那個鏡頭是怎麼做的,現在還需要做什麼。」然後說,「我這兩年啥事沒幹,掙點錢我就做一個,掙點錢我就干一個。」這話聽得李晨鼻頭一酸。
最近兩年,尤其是確定能完片的今年,當再聽到關於自己和電影的流言,陸川不再沉默了。「這兩年變得很勇敢,誰說不好我打電話過去。」臉皮什麼的都是小事,「當你要去承擔一個機構的生死的時候……我們這是一事業,你不能在背後隨意抹黑,因為我們也沒有欠任何人的款,是別人欠我們的,我們有什麼責任嗎?任何一個導演你一個項目1/3投資不到,他能做完嗎?而且我們現在是墊資做這事兒,不是,投資。這些事誰也不能說,這是我底線。」
4月22日,《749局》補拍殺青,陸川發微博說自己沒有遺憾了,「八年一直拖著這艘船,終於可以靠岸了。」
以下為陸川口述,經「後浪研究所」整理後發布——
曾經賬上可能就7萬塊
2014年,三爺(韓三平)離開中影前找我聊,說你應該嘗試著去拍一些作者性和市場性結合的東西,而且要突出市場性,簡單說就是你得拍給我掙錢的戲,我說行。
因為我前4部電影,比如《尋槍》《可可西里》都是文藝片,但那個時候整個行業都變了,都在拍類型片,要抓趨勢,要談受眾體驗等等一系列新的概念。
於是我就拍了《九層妖塔》。但我當時有點擰巴,就我老得提醒自己這是一商業片,但還想有作者性,就既要又要還要,導致最後也沒把作者性和娛樂性平衡好。但這觸發了我對類型片的愛好,包括當時大量的視效工作要學習,我覺得那個東西是很迷人的。
從2015年我就開始籌備《749局》這個故事,我當時就真心想做一個展現電影成熟工業的東西,內容上,也是我一部分青春經歷,因為我曾經在749部隊工作過。
我們美術請的是《瘋狂麥克斯》的美術;攝影師我請的是david tattersall,他拍了《星球大戰》123,拍了《綠里奇蹟》;視效總監也是你聽說過的這些《阿凡達》什麼都參與過,還有道具……當時這五巨頭全是好萊塢過來的。
那時候中國電影市場對海外也有吸引力,交流也特別繁榮,完全是個外向型的狀態,我當時在好萊塢是能搖到人的,而且他們基本上都是打了折的。
2017年定的預算是3.5億,在國內也不是說高到哪去,那時候已經有很多比如6個億的製作了,(3.5億)對於這個體量的影片來說真的很節省,我覺得是能做下來的。
當時整個行業熱氣騰騰的,就覺得遍地都是錢,走哪都是大哥。各種利好的消息,哪個導演工作室「哐」就被哪個平台收購,哪個「哐」又一個被大佬給收購了。 雖然我公司門口沒有說像行業那麼絡繹不絕,但我們這個電影旗子一戳也確實比較好融資,很快我們就有6家投資方進來,其中4家上市公司,對我這種商業小白來說我就覺得好穩。
三爺說你錢到了85%再開機,當時我們賬上可能到了30%,預計還有兩筆錢下禮拜、下下禮拜就到了,到了可能就50%,還有一個公司說一個月那錢就全到了,我說這都老街坊了,而且我去參加他們的內部綠燈會,那都是上市公司,真正的大平台,就覺得沒跑了這事兒,拍吧。
結果正好趕上18年就行業剎車,那一下天翻地覆哀鴻遍野,不少公司突然爆雷,我們領投的這家公司35%的投資一下出了問題就擱置了,沒說不投,就擱那了。 這當時都是打了頭款的,我覺得這35%是已經在我兜里的錢。那麼大一個互聯網平台,日入斗金的公司,它怎麼可能差我們這點錢?後面我為什麼要做企業?我就發現你沒法依賴第三方,這事只有我自己企業做大做強才行。
當時領投這家公司的一位管理層,也是朋友,就一直勸我說再等等,我說這怎麼等,我俊凱的約都簽完了,因為演員他就是簽這些天,要不他後邊拍別的戲了,所以我也是卡在中間,我只能開機。
一開機就停不了,而且當時格鬥場最核心的一場動作戲已經拍差不多了,劇組上千號人在那,你一天都是上百萬的開銷,那時候就有點緊張了。比如這期應該到賬一兩千萬,可能實際到賬就是幾百萬,可是劇組一天的花費你知道嗎?可能就是一百萬,一百幾十萬,群演每天要現金結賬,汽車加油、住宿,很多東西都要現金。
馬上就開始節流,好萊塢主創是第一波離組的,因為確實支付不了他們的錢。戲只要能拍下去,奢侈品只能先放下,這都屬於奢侈品。然後就精簡一些團隊、車輛,最後就減到300多人,住宿條件也降,最後可能就住100一張床的,再往下就沒法住了。就處處得省,各種省。即使這樣,拍到中期劇組的錢已經很緊張,我們曾經賬上可能就7萬塊錢。
只有你投進去,大家才相信你
那時候在劇組覺得很漫長,每天都在為這些錢焦慮。
19年我們就放慢戰線。因為我們是帶有科幻色彩的影片,有大量的景要置,置景的過程要3到5個月,一般是預置,然後20天就拍完了。但我們沒有錢去預置,我們只能在一個景裡邊耗時間,這個景拍還不敢把它完全拍完,去拍外景等錢,用時間換空間。等到一筆錢,留出給大家吃喝拉撒睡的部分,然後再趕緊把這倆景給它先弄了,那就太煎熬了。
工業化的流程,是一下我所有景建完等劇組去,或者我先做三個,拍這三個的時候我再做倆,然後拍這兩個,這是正常的一個邏輯。但我們就做不了,因為一直缺錢,我們只能吃著上頓在後邊找下頓,就像是邊打仗邊突圍那個邏輯。
電影《749局》海報
後來我一個老哥們兒到重慶探班,他說川兒,35%我確實投不了了,但是我的職權範圍內10%我能自己說了算,我直接投給你。他救了我。這一筆3500萬,是支撐我殺青的資金。
說實話我這些投資方都不容易,行業里太難了。有一個資方哥們,他給我電話說川,我賬上就八百萬了,我給你五百萬,三百萬我過日子。但是後面的錢我投不動了。我能感覺到這是情誼。周一的時候五百萬就到賬了。我拼到今天有很大一個原因是因為我不能辜負他們的信任。
殺青之後,我開始關心產業報告或者看一些財經新聞,我開始關心這些股東他們公司怎麼樣,他們還有沒有可能把資金投進來,聽上去有點雞賊吧。
從2019年7月開始,我突然發現這個事兒就深了,有了一種非常危機的感覺。就比如前一天還在跟某個股東要錢,跟他在一起吃飯,很正常。第二天就看到一個新聞,說某某公司如何如何。我才明白他背著多大的事。企業家太不容易了。
坦率的說,我不是那種在任何時代任何周期裡面都具備強吸金屬性的創作者。作為一個大行業中泛舟的一個人,必然被這個波浪所波及。
當時我們賬上已經沒有錢了,資方一共就打了兩個億左右,整個後期完全是空擋滑行,除了養公司,還養著一支二十幾個人的後期團隊,我當時還是個創作者心態,就一點點往裡墊錢,想轍把這片子做完。
那會兒陸續墊了大幾百萬,想著投資方的錢進來,我們就把墊資撤回來。反正北京孩子,再怎麼著就啃老唄,反正我爸房子也多,一直比我富裕。
其實當時我還去上了個商學院,當時班上有好多又年輕又有錢還上市了的同學,一說年產值多少個億,我心說要不讓他們給我投點兒?但還是那點兒面子,就從來沒跟他們張過嘴。但也幸虧沒開口,因為緊接著疫情就來了,把所有人都打倒了。我親眼看到我同學就被各種血洗,一夜之間關店多少,負債多少,最後賣資產——我心想幸虧沒給人添堵。
後來有一天我、中磊、韓三平三爺還有幾個人一塊吃飯,然後三爺就說,川兒你看大家都很困難,你如果把這個項目扛起來,你可能就財富自由了。我說我怎麼扛下,這麼多錢?他說你應該學學(兩個導演名字),人家都已經成為製片公司了,你這還是打工呢,你往前走走,你看你能不能靠你的方法把這個項目資金堵上是吧?「啪」一拍我大腿。
749補拍片場的韓三平
我說我都墊了錢,三爺說這墊的錢就算你投資了,只有你投進去,大家才相信你,才會覺得你是股東。同時王中磊拍了我右邊的大腿,以示鼓勵。
我兩邊大腿被他們倆各拍了一下,就把我拍進了這個局。
我有好幾年都覺得自己被忽悠了,我從來沒有想過要去投任何一部電影。但現在如果我自己的電影不讓我投都不行,我為什麼不投?我相信自己,我也會做得更認真和慎重。
以前導演在整個產業中本質上就類似於一個代孕角色,等任務完成了,孩子就被接走了。然後賣多少錢都是人家的,你再也沒有機會跟它去產生任何關係,你去個電影節都得找人家問能不能借個拷貝。
現在我覺得疫情後,產業應該有新的產業邏輯,你比如說ip必須是我自己的,我們開發了這個ip,為什麼要賣掉?為什麼我們不能讓它沉澱在自己的公司裡面?我們既然要做這個公司,它就應該有更長的壽命,它價值實際上是ip的價值,它不是我的生命的周期,它是個ip的周期。所以我現在開發的電影不讓我投都不行。
拼了,就要在這條戰線上活下去
但那時候企業也沒有什麼錢了,項目也沒有什麼錢了,我從家裡拿錢給公司發工 資也常態。
我拍戲期間減劇組的時候也在減公司的(人),我們公司從最多70多個人到我殺青回來的時候還有40多個,之後開了閉門會,高中層又走了18個。
我們當時跟被迭代的團隊告別的時候就說,對不起,我們沒有辦法帶那麼多人走下去了;我說留下的人過得不是好日子,你們走的人也不一定是錯誤的,因為我要帶一批人殺出重圍,我們留下來的人唯一的任務是讓這個電影活下來,但是你看這戲現在缺口多少。
我以前不想把太多精力放在管理公司上,我還要做電影呢。我作為一個創始人,我不知道什麼事兒是我必須要管,我以為這事交出去才是最專業的。
上了mba,我發現我腦子裡幾乎所有關於商業的知識,幾乎都是錯的。
那時候我們融了些錢,一直在投,投創業的人,投青年導演,你說投的對嗎?也沒毛病。其實風險還挺大的。我不懂人家說這個事兒,當時團隊一部分人是我們股東的人,他們都是金融人士,人說將來可能是10倍20倍100倍的收益,為什麼不投。
那時候真的不懂,是一個商業老白,原來我用人就是朋友邏輯,看誰眼順、關係好就用,後來在商學院才第一次聽到kpi這些詞兒。
陸川在拍攝中
但是投的錢沒有一分錢回來,怎麼跟人退出?
人家自己都賠了,你也不好意思追到他家裡去,交個朋友算了。
我眼前就做自己懂的事兒。
那時候就生存邏輯,有什麼幹什麼,搓背如果能給我廣告的錢,我也能去搓一下,可惜沒那技能,但拍廣告是我專業。
原來有人找(拍廣告),我真挑,那時候有點清高,時間不趁手或者心情不太好的,或者覺得品牌跟我不匹配的都不能拍是吧?
但20年我就派出了團隊去找廣告,畢竟我們拍得好,然後低價,那一下活就來了。然後接真人秀。
你發現廣告是最快的,周期短,兩三天就拍完,但它從開會到完片得倆月。我就老得坐在那陪笑,這個事兒也挺痛苦,以前作為電影導演是不願意接受這事兒的,但現在我職業性的這種陪笑已經很會了。
也確實是拼了,那一年我拍了十幾支廣告,幾乎每個月朋友圈都會有廣告出來,行業里說老陸搶錢搶瘋了。我們就要創品牌,就要在這條戰線上活下去,當時不知道還能幹別的。
拍廣告首先保住了公司團隊,也保住了後期製作的核心團隊,重要的是,公司開始有正向的流動資金了。
我很快發現它(廣告)鍛煉了你,廣告流程化管理非常嚴苛,因為這點利潤全在周期上,你超一點周期,這就算義務勞動。所以拍完這二三十支廣告之後,我們公司內部的成本管理這套流程是被夯實的,我們現在拍什麼東西,第一講究不能超預算,第二不能超周期。長時間的反覆的用商業項目去磨礪,對我們團隊和公司的管理以及這種內控,還有包括oa系統的建立都起到了很大幫助。
但廣告它雖然快但是(錢)少,我們視效團隊常年二十幾個人,掙那點兒錢真不夠花。而且你越拍越絕望,你操的心是一個賣白粉的心,但最後做出了的就是一顆品相還不錯的白菜,人家快銷的「嘣」就推到市場上,內心就很痛苦,特別期待著能回到電影。
而且廣告都是沖著我來的,我說讓別的導演拍我監製都不行,這是我在廣告行業沒辦法大發展的一個問題。今年我們要強推合作導演,就這個事兒客戶要認,如果不認我們就寧可先放,否則這個事兒就我們腿就邁不開。
陸川團隊在拍攝中
圈裡朋友勸我,你一個電影導演一直拍廣告,會消耗你的品牌價值的。其實我心裡也有坎,因為你電影做不完對電影導演來說是個原罪,我自己是有羞恥感的。所以那個時候我索性就不接觸外界。
但後來我這坎兒過去了。有一天我跟一哥們吃飯,那時候我已經拍了20多支廣告了,他說最近圈裡老說你拍廣告,看你挺瘋狂的。但那會兒疫情你能天天拍廣告也是一事兒,所以大家從開始的吃驚迅速轉為羨慕。我那天就跟他說,我說兄弟我已經不拍廣告,我開始拍劇了。
衝進去,成為劇集行業的野蠻人
21年初我們做戰略的時候,我就說一定要做劇。
一是廣告這塊業務的收入不足以支撐電影業務的耗費,二是上過mba後我就意識到單一產品線對於企業的發展其實很危險,而我們企業最有競爭力的顯然是內容研發,所以我們要做劇。相比於電影,劇集的市場更商業。
這艘船更大,我們必須上那艘船。
我們迅速搭建了劇業團隊,我提出要當年拿項目當年開機,我就提出一口號「開門辦廠,服務行業」。
19年以前我們都立足於自己研發項目,但周期長見效慢,而且孩子們都比較年輕,你很難在一個團隊裡邊聚集這麼多的高手,雇不起。
我就說一定要衝進去,我們要成為這個行業的野蠻人,就像廣告一樣。
陸川在拍攝 中
我們沒有資格做版權,沒有錢,但內容能力是我們的強項,我們就用這個東西去進入市場。我就自己衝出去,從一個兄弟公司找了一個項目過來,他們從韓國買了《good doctor》,但他們落地不了,我說咱倆合作,我幫你開發我幫找平台,然後掙這個承製費。然後就有了《非凡醫者》。
但這個過程並不一帆風順,也被一些平台拒絕,因為《749局》的問題有很多流言蜚語,最後合作成的芒果台,就直到片子播出前他們才說,川導真的太多人勸我們別跟你合作,為什麼?第一你現在《749局》缺錢,說我們要跟你合作,是不是做劇集的錢你會挪到《749局》上去?第二就是說你作為電影導演你不會親自拍的,你也不會用心的,因為你有電影要做。
但是最後她說第一沒有想到我自己把劇本全寫一遍;第二,財務很透明,我們沒有任何挪用;第三,我從開機到殺青每一天都在現場自己拍。
緊接著我們就跟另一個兄弟公司合作了《借命而生》,他們也是開發出了問題,我說拿過來,不就是寫劇本這點事兒,我就幫他們找編劇做劇本,然後一塊找平台就進了迷霧劇場。
今年2月4日,《借命而生》殺青。這兩部戲,都沒有超期超支。準時開機,按時殺青。
劇集經過這兩場戰役,我們基本上穩了。 鍛煉了團隊,跑通了管理流程,完成了作品,重建了口碑。更重要的是,因為劇集的製作,新資方看到了我們企業的價值,為《749局》電影等來了新的投資人。
我做劇集的時候,好多人都覺得「丫有一電影丫肯定不會全力以赴」,錯了,我做劇集的時候我100%給劇集,我必須在劇集這個賽道上活下來,我要用劇集養電影,所以我在這事上我必須做到我能做到的最好。 但我是在100%的投入之外,我再拿出該睡覺或者該歇的20%給電影,因為我還得跟dneg(double negative英國著名視效公司)開會。
dneg是一巨牛的英國視效公司,什麼《沙丘》《阿凡達》《普羅米修斯》……就好萊塢牛逼的片子才去英國做,我們現在將近1000顆鏡頭就是他做的。別處再怎麼省,製作這塊不能省,我希望我們留下這個作品是會有人看的。
最開始他們給我報了一個巨high的價,我一看完了,他們報那價比我整個電影成本還高。但我又心痒痒,你不跟這種頂級視效公司合作,你怎麼能夠取得真經?
殺青之後趕上疫情,我估計他們也閑著,就開始聊,一周一次會,比如說剪鏡頭什麼,這設計怎麼弄?全行業我估計都覺得這電影死了,只有我的那些視效公司從來沒覺得,因為我老跟他們開會啊。
聊了一年,成果是製作費降了一半左右,我還是夠不著。最後我就先斗膽不要臉地提了一下,說能不能投我一點?現在覺得好無恥,他們居然說考慮。他們也是喜歡這電影,就說拿出一半製作費算投資,而且不佔國內的,占海外的。這一下又救了我。
陸川和王俊凱在片場
dneg簽約那天告訴我,這是他們歷史上亞洲唯一一部投資的電影。 人家掙製作費的公司,憑什麼投資?每天一睜眼就得發無數工資的視效公司投了我的《749局》。我覺得是件驕傲的事情。
關鍵dneg最牛的一點是大合同我們這兩天才簽,他們在沒有簽合同的情況下,已經在這半年裡給我們做出來好多鏡頭了,太講人情了。
疫情後去年6月我們做了一次股權融資,陸續進了2100萬,當時也跟人說好錢進來就做《749局》,我直接就把所有的製作閘口全打開了,現在全球有16個國家的供應商團隊正在給我們這電影做後期特效。
我沒有什麼特別恐懼的了
我到今年才知道這電影一定能做完。
2月4號《借命而生》劇集殺青,我就在那扒拉我手上的錢,我反覆盤預算,發現等這劇的導演費承製費到賬之後,這錢往我們這小小的資金池裡一放,跟我的完片預算 even了。我覺得牛極了,走路就開始橫著走了,就愛誰誰,我知道電影可以做完了。
這兩年尤其今年開始,對於《749局》流言蜚語明顯減少了。以前當這個戲不能明確的我能救活的時候,我不太想說,誰讓你電影沒出來,這就是原罪。
另外,這幾年大家日子都不好過,我老在外面說資金不到位,會不會給人家雪上加霜?所以我一直閉嘴不說。
我這兩年變得很勇敢,誰說不好我打電話過去,我說聽說你在哪個酒局上說我電影不好,我說你為什麼說這話?我打了三個類似的電話。你能感覺到對方立刻慌張,他說我沒說,我說有人聽到了,而且告訴我了,我覺得是你說的,因為你會說這個話,你其實知道真相,你為什麼要這麼說?我就會當面跟他對質。
這個時候你會發現這個世界上就怕陽光,當你直接面對他說這些事的時候,你會再也聽不到這些話了。
打第一個電話之前轉了很長時間腰子,我作為一個讀書人怎麼能跟他撕呢?但第一個電話打完之後,立刻就自由了。
當你要去承擔一個機構的生死的時候,這些事都是小事,臉什麼的不重要,我們這是一事業,你不能在背後隨意抹黑,因為我們也沒有欠任何人的款,是別人欠我們的,我們有什麼責任嗎?任何一個導演你一個項目1/3投資不到,他能做完嗎?而且我們現在是墊資做這事兒,不是,投資。這些事誰也不能說,這是我底線。
這兩三年,我把公司以前的一些亂八七糟的爛尾的東西也都處理掉了,2022年,當最後一個官司了掉的時候,我覺得天都晴了。我們去年做了一輪股權(融資),他們進調的時候問你有沒有欠款,我說一沒有欠款,二沒有官司,特別自豪。
現在所有的事我都是享受的,從春節到現在每天就睡三四個小時,司機都扛不住了,換了三個司機——但我很享受,終於和電影在一起了。
它是我這個時間段我自己最熱切要表達的東西,粗糙和精細都是我這個階段的陸川,我覺得挺好,這事成了。這些兄弟把錢扔在我身上,我得給兄弟們一個交代。最後這一棒我跑了五年,雖然長了點,但是我對自己、對資方對我所有的朋友都有交代,我把這艘船拖到了港口。
我覺得很多東西放下了,對我來說這就是成長,我沒有像別的片子上片的時候焦慮,我現在無所謂,我沒有什麼特別恐懼的,這個片子罵和贊都正常。從殺青到現在5年了,這5年中我無數次審視它,如果它不靠譜,如果它不夠硬,如果它不是一個有生命力的孩子,我肯定轉身就走。
現在《749局》對我來說,就陳桂林(電影《周處除三害》中角色)那句話「我要讓世界看到我」。沒有什麼得失心理,電影出來就行,我說它賣一塊錢我都贏了,因為這事兒真的很難,但我們也不會賣一塊錢。反正我賠了我是最大投資方,我跟你們所有股東站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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