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貴陽歷史文化名人中，凌惕安先生是鮮被提及的一位。這位出生於1890年，卒於1950年的老貴陽人，很少出現在相關歷史著述中。人們一般只知道他名鍾樞，字惕安，號荀香室主，因以字行，多數場合都稱呼為凌惕安，是一位藏書家。但他除了藏書，也有自己的著作。《柴翁書畫集錦》《清代貴州名賢像傳》《咸同貴州軍事史》等便是其留給後世的文化遺產。其中的《咸同貴州軍事史》，是研究咸豐、同治年間貴州各族農民大起義最系統的、不可多得的重要史料，也是研究清代後期貴州史不可或缺的參考文獻。
咸豐、同治年間爆發的貴州各族農民大起義，因聲勢浩大、起義隊伍眾多、堅持時間長達10餘年，歷史上習慣於將之形容為「咸同風暴」。如果對其展開全面、客觀的分析，不難發現這場席捲貴州高原的各族大起義，儘管沒有擺脫歷史上農民起義的「宿命」，最終在清政府聯合各種勢力的鎮壓下，遭到了失敗，但其失敗的原因卻與明末李自成領導的起義、同時期的太平天國起義有著明顯的不同。
過往關於咸同貴州各族大起義的研究，常將其列為各地響應太平天國運動的農民起義之一。就當時全國的形勢來看，這種歸類似乎並無不妥。但若深入貴州咸同各族大起義的具體實際，卻有許多問題需要再行思考。首先是促成貴州各族起義大爆發的原因；其次是省境內各支起義軍的鬥爭目標、戰略戰術；再就是在長達18年的時間裡，一些起義隊伍雖曾與太平軍余部聯合作戰，卻沒有一支起義軍奉「拜上帝教」為信仰，自稱為太平軍之一部。透過上述幾方面的考察，不難發現貴州咸同起義的獨特性，及其在晚清貴州社會中產生的不同尋常影響。
清代貴州社會矛盾的激化肇始於鴉片戰爭之前。凌惕安在《咸同貴州軍事史·總論》的緒言中，曾一針見血地指出：「統治者為求一己一姓之享樂，以天下自養，視國家為其私產，對於民眾剝削之壓迫之繁苛，慘酷而不之恤。民眾既感受生活之不安與不能，（遂）心懷怨望。」他在第二章中指出：「乾隆六次南遊，靡費不可紀級，無非出於苛捐厚斂。當時物力尚足支持，嘉（慶）道（光）庸庸，因仍不改，燎原之勢已成」。這番話道出了清代中期之後各種社會矛盾的積累，而這些矛盾的激化，直接導致了貴州乾隆、嘉慶年間長達12年的苗族、布依族起義。
鴉片戰爭以後，遠離沿海的貴州依然深受戰爭影響。清政府將大量的戰爭賠款轉嫁到人民身上。本就靠「協餉」養活駐軍的貴州，不唯「協餉」斷絕，反而每年要分攤20萬兩白銀賠款。這些負擔全部落在掙扎於死亡線上的窮苦百姓頭上，猶如雪上加霜。隨著洋紗、洋布、洋貨大量輸入，農村自給自足自然經濟瓦解，貧困至極的貴州農民，往往流離失所，生活陷入絕境。更為嚴重的是，隨著鴉片的吸食與種植逐漸流毒全省，成為省境內的社會公害，而外國侵略者又大肆在貴州掠奪原材料與土特產，導致民眾生活更加痛苦不堪。許多村鎮群眾「終日采芒為食，四時不得一粟入口」。種種社會矛盾的交織與激化，勢必將乾、嘉以後尚未完全熄滅的鬥爭餘燼點燃，引發一場空前的起義風暴。
清咸豐四年（1854年）三月，楊元保在獨山率眾起義，義軍一度發展到數千人，曾聚眾攻打獨山縣城。這場起義雖在清軍的鎮壓下遭到了失敗，楊元保也壯烈犧牲，但卻揭開了咸同年間貴州各族農民大起義的序幕。同年八月，由舒裁縫、楊龍喜領導的黔北農民起義爆發，義軍不僅先後攻佔九壩、桐梓、仁懷等地，還建立了「江漢政權」。這支義軍在堅持鬥爭8個月後，被黔、川清軍聯合鎮壓下去。
以漢族為主體的號軍，又稱為教軍，是白蓮教支派燈花教傳入貴州後組織起來的隊伍，因成員以頭巾為號，故被稱為號軍。號軍是咸同貴州各族農民起義中聲勢最大的一支，按頭巾顏色不同，又有紅、白、黃、青等號軍之別。紅號軍首領徐廷傑、梅繼鼎1855年三月率眾起義，活動區域主要在黔東北一帶，曾先後佔領銅仁等多座縣城，一度攻入湘西，並聯合苗族起義軍共同作戰。隊伍幾起幾伏，一直堅持鬥爭到1864年。
何冠一領導的白號軍1857年舉事，長期轉戰於黔東、黔東南地區。這支隊伍奉燈花教主劉義順為首領，曾建立起政教合一的政權，以朱明月為秦王，之下設王、公、侯、鄉正、元帥、將軍等職官，刻印鑄錢。白號軍一度攻佔多個府、縣，曾與紅、黃號軍聯合作戰，聲勢最大時隊伍發展到數十萬，直到1868年才遭到失敗。
荊竹園
黃號軍同樣奉劉義順為教主，1858年於思南、黃平一帶舉事，主要轉戰於甕安、黃平、施秉、餘慶一線。這支隊伍佔領思南縣烏江東岸的荊竹園後，將該處作為起義根據地。荊竹園根據地駐有義軍萬餘人，建有營房2000餘間，堡壘20餘座。清軍多次對荊竹園發起進攻，皆折戟而返。1868年，清軍在席寶田率領下，憑藉洋槍洋炮開路，對荊竹園大舉進攻。義軍將士英勇抵抗，大部分壯烈犧牲，起義遭到失敗。另一支由何得勝領導的黃號軍，曾與太平軍曾廣依部及潘明傑領導的苗族起義軍聯合戰鬥，數次圍攻省城貴陽。
青號軍原活動於四川境內，1858年進入貴州習水桑木椏，之後兩次攻打仁懷縣城，殺死仁懷知縣馬鈞，後在清軍的分化瓦解下失敗。
張秀眉領導的苗族起義軍是咸同貴州各族農民起義中，聲勢浩大、給清統治者打擊最沉重的一支隊伍。1855年4月，張秀眉在台拱廳掌梅里率領苗族勞苦大眾起義，「千里苗疆。莫不響應」，一舉攻佔台拱廳城，短短1年多時間裡，縱橫七八百里，相繼佔領丹江、凱里、施秉、清江、台拱、黃平、清平、鎮遠各縣。起義軍不僅建立起農民政權，以張秀眉為大元帥，還頒發印信，委任官吏。在起義軍控制的地區，各族群眾安居樂業，過上了一段沒有壓迫剝削、沒有苛捐雜稅的平靜生活。1864年後，清政府調集湘、滇、桂、黔四省軍隊對起義軍進行圍攻。儘管義軍英勇作戰，曾取得黃飄大捷等輝煌勝利，但在眾寡懸殊情況下，最後遭到失敗。張秀眉、楊大六等起義將領被俘後慘遭敵人殺害。其他幾支苗族起義軍分別為：活躍於黔西北由陶新春領導的苗族起義軍；轉戰於黔西與黔西南一帶由岩大五領導的義軍；以貴定、貴陽一線為主要活動區，由潘明傑領導的起義軍。這些苗族起義軍都戰鬥了很長時間，給前來鎮壓的清軍予重創。
回族起義軍在張凌翔、馬河圖的率領下於1858年11月在盤縣揭竿而起。參加起義的除回族外，還有苗族、布依族、彝族、漢族等各族群眾。起義隊伍與太平軍及雲南回族起義軍相互配合，3年奮戰中，先後攻克興義、冊亨、貞豐、安南、普安、盤縣等10餘座縣城。其間曾創建革命根據地，成立革命政權。
侗族起義軍的領袖姜映芳系天柱縣人，1855年5月領導侗族群眾在天柱執營起義，以「大戶人家欠我錢，中戶人家你莫言，小戶人家跟我走，打倒大戶來分田」為口號，深受貧苦群眾擁護。起義軍曾建立了九龍山根據地，推姜映芳為「定平王」。經過幾年奮戰，先後佔領天柱、錦屏、青溪、邛水廣大地區，聲勢波及到湖南境內的侗族地區。1868年起義軍戰鬥失利，姜映芳不幸被俘犧牲，起義失敗。
在咸同貴州各族起義中，布依族、水族起義軍同樣發揮了重要作用。布依族起義初期以鎮寧扁擔山等地為主要活動區，以後逐漸擴大到安順、永寧等地，先後有鎮寧曾三浪、廖天源、葉桂林、吳白蓮、伍里發、盧阿代、黃金印等領導的多支起義隊伍。各支布依族起義軍規模雖然都不甚大，卻堅持鬥爭到同治十一年（1872年）。水族起義軍領袖為潘新簡、吳邦吉，二人都系荔波九阡人。起義爆發後，當地漢族、布依族群眾紛紛參加。起義軍曾四次攻打荔波縣城，並曾與太平軍余部聯合作戰，創立起義根據地，建立政權，1869年在清軍鎮壓下失敗。
咸同貴州各族農民大起義，猶如一場地動山搖的農民革命風暴。這場風暴持續時間長達18年，烽火遍及全省各地，起義隊伍多達30餘支，是貴州近代史上一個繞不開、更無法迴避的重大歷史事件。因此，我們需要給這場農民大起義一個客觀公允的評價。
無論從哪一個方面來看，「咸同風暴」都是貴州歷史上最大規模的農民戰爭，也是深刻影響貴州歷史進程的一場偉大農民革命。由於這場起義是境內各民族都參與的反清起義，爆發的時間又正值清政府窮於應對太平天國運動之際，加上聲勢浩大，席捲全省，因而產生了與歷史上農民起義不同的社會效應。
咸同貴州各族農民革命風暴，不僅促使貴州社會結構發生深層次的分化，從根本上動搖了清王朝在貴州的統治地位，還導致一群以鎮壓起義起家、不同於傳統官僚的新官吏出現，促成了大批城鄉勞動者的分化，為貴州近代工場手工業與工業企業提供了可資僱傭的人力資源，為近代維新思想、資產階級革命思想在貴州的傳播提供了空間，創造了條件。從這個角度來看，咸同貴州各族大起義，為其後發生的資產階級革命奠定了一定的基礎。
固然，如同歷史上的農民起義一樣，貴州咸同起義最終也沒有逃脫失敗的命運。但我們在以新的視角討論歷史上農民戰爭時，卻不能因為它的最終結局，而背離歷史唯物主義對其進行非理性評價。
（撰稿：范同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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