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蘭州網9月24日消息 他曾引領中國電影的先鋒實驗浪潮，處女作《黑炮事件》在影壇一鳴驚人，後又在《站直啰，別趴下》《背靠背，臉對臉》表達對中國社會和心理變遷的細緻觀察；他不光一手打造出《建國大業》《建黨偉業》《建軍大業》三部曲，為此後的主旋律電影樹立標杆，還曾監製多部頂級華語大片，被譽為「中國影壇第一監製」。從1979年入職西安電影製片廠起，今年65歲的黃建新已經入行整整四十年。
上周五，黃建新執導的慶祝新中國成立70周年的獻禮影片《決勝時刻》正式公映，另一部由他擔任總製片人的獻禮片《我和我的祖國》也將於9月30日和觀眾見面。儘管黃建新常說拍電影對他而言只是一個職業，但這句話依然表露了他的心聲：「就像抽煙的人上癮一樣，戒煙特別難，即使累得躺在街上大罵『誰發明的電影』，但爬起來後還是會接著干。這就是電影。」
導演
從拍先鋒電影到走向市場
1979年，憑藉一篇連夜寫出的八千字劇本審稿意見，黃建新敲開了西安電影製片廠的大門，成為一名編輯，那一年，他25歲。
黃建新的電影之路是從片場的摸爬滾打開始的。雖然乾的是場記、導演助理這類「勤雜工」一樣的工種，但由於他細緻認真又謙虛好學，廠里人都喜歡找他幹活兒，還給他起了個綽號叫「救火隊」，哪個劇組有問題，就會把他派去。1983年，黃建新正在山東榮成《瓜熟蒂落》片場給李育才當導演助理，領導一個電話打過來，讓他立刻上車，直接去湖南。黃建新在火車上站了30多個小時，趕到湖南沱江鎮，在那裡等著他的，是第四代導演吳天明正在拍攝的《沒有航標的河流》。「對於拍戲，實踐經驗很重要。現在在片場，幾乎什麼問題都難不住我，我都不會緊張，這跟當年當了這麼多回場記有關。」黃建新說。
那時，改革開放的大門剛剛打開，電影業也在探尋新的出路，時任西影廠廠長的吳天明慧眼識珠，大膽起用包括陳凱歌、張藝謀、田壯壯等一批有才華的年輕導演，黃建新當時也按捺不住那顆躍躍欲試的心了。
當時，嚴肅文學是影視作品最直接的創作來源之一，黃建新看中了張賢亮的小說《浪漫的黑炮》。按照當時廠里的規矩，新導演的前三部作品都需要聯合執導，然後才能獨立拍片。黃建新問吳天明：「誰和我『聯合』啊？」吳天明大手一揮：「不用，你自己拍吧！」於是，這個當時平均年齡只有28歲的劇組立刻奔赴渤海邊，在大連一個造船廠里拍攝出黃建新的處女作《黑炮事件》。
該片從一份尋找黑炮棋子的電報開始，講述了一系列可笑而荒誕的故事，極具黑色幽默的諷刺力量，先鋒的電影語言即使今天看來也相當精妙。處女作便技驚四座，《黑炮事件》讓黃建新一舉成名。《北京日報》當年刊發的《一九八五年度電影評獎揭曉》報道，便記載了該片榮獲廣播電影電視部年度優秀影片獎、主演劉子楓獲電影金雞獎的新聞。
此後，黃建新又執導了《錯位》《輪迴》，與《黑炮事件》一起被業內稱為「先鋒三部曲」，引領了中國電影的實驗與變革浪潮。與此同時，《紅高粱》《黃土地》《獵場札撒》等第五代導演的作品井噴，在國內外引發轟動效應。黃建新回憶，有一次他在北京一家酒店裡拍了兩天電影，這期間來了四個國外電影節選片人，就坐在他背後商量，誰來搶這部作品、在誰家首映。
不光電影，整個上世紀80年代都充滿激情，思想界百家爭鳴，文藝界百花齊放。「那時有朦朧詩、傷痕文學、星星畫會、新電影等，形成一個綜合的文化運動，有點像西方的文藝復興，是中國人的一次『補課』。」黃建新說。
上世紀90年代，中國電影開始大踏步走向市場，影片的娛樂性、觀賞性越來越受到重視，這對擅長拍藝術片的導演而言，是強烈的衝擊。拍完《輪迴》的黃建新去澳大利亞講學兩年，看了七八百部外國電影，他悟出一個道理：電影要生存，就必須「好看」。
「從澳洲回來，我發現國內變化很大。過去老百姓只說不做，如今不再說什麼，開始動真格的了。」1992年，黃建新以一部《站直啰，別趴下》開啟了他的「都市三部曲」。影片的主角是住在同一棟樓里的高作家、劉幹部和張個體戶，因為社會的巨大變革，三個鄰居的心態和關係也發生了微妙的變化。《北京日報》曾有報道評價該片充滿喜劇色彩而又引人深思，為國內拍藝術片的導演們蹚出了一條新路，「面對進一步放開的電影市場，黃建新，站起來，沒趴下。」
轉型
追逐風雲人物的靈魂軌跡
對於當下的年輕觀眾而言，黃建新更具知名度的是他的「紅色三部曲」——《建國大業》《建黨偉業》《建軍大業》。三部作品均以強大的明星陣容和恢宏的視聽畫面，為其後的主旋律電影樹立了全新的標杆。
2008年，為了向新中國成立60周年獻禮，黃建新受時任中影集團董事長韓三平邀請，聯合執導表現新中國成立過程的電影《建國大業》。這對兒北京電影學院83級導演進修班的支部書記和班長，又一次並肩站在了一起。用商業電影思維拍主旋律，是兩位老同學為該片定下的基調。從籌備、拍攝到宣傳、發行，影片完全按照頂級大片的陣勢來走，一百七十多位明星出演，讓導演陳可辛感慨自己一輩子想拍的演員，黃建新用一部電影就拍完了。「試想想，如果沒有這麼多明星，怎麼更好地吸引年輕觀眾去看這部戲？」黃建新反問，「而且有這麼多好演員，電影質量更有保證，小人物都能有彩兒。」
以人性化的細節全新塑造領導人形象，是《建國大業》的另一大突破。黃建新回憶，開機第一天，劇組在河北拍攝黨中央召開淮海戰役籌備會的戲，一喊開拍，所有演員笑著講台詞，黃建新立馬喊停：「我不了解，為什麼這麼重要的一次大戰之前大家都笑著說話？」演員們聽罷也笑了，說從來沒有人問過這個問題。但在黃建新看來，以往的很多主旋律作品都習慣於從勝利者的角度往回倒推，「好像我們永遠在拍那個時候運籌帷幄，根本沒有危險，但其實不是，打仗之前存在無數變數。過去的概念化創作是不對的。」
為了追逐歷史情境下那些風雲人物的靈魂軌跡，黃建新常常在片場即興創作。他的監視器旁邊放著筆記本電腦，往往照著劇本拍了一半，他說「停！大家休息一小時」，然後開始在電腦上現場寫劇本，列印出來直接拍。片中打遼瀋戰役時，周恩來到處找不到毛澤東，最後一看發現他在房頂上站著，滿地都是煙頭，這場戲就是臨時加的。「因為那是決定勝負的時刻，我們想表現毛主席緊張的心理。包括後來淮海戰役勝利後主席喝醉了，坐在一個大缸上，撲通一下陷進去，其他幾位領袖又喝酒、又摔碗，又唱國際歌……這都是我們以前不曾看到的畫面。」
《建國大業》上映後，一舉奪得當年內地電影票房冠軍。該片將主旋律電影適度娛樂化、商業化，從中找到了近乎完美的平衡點，成為這一類型電影創作的一個轉折點和路標。自此之後，《智取威虎山》《湄公河行動》《戰狼2》《紅海行動》等主旋律大片相繼爆發，部部都叫好又叫座。
今年，黃建新又有兩部主旋律獻禮片在手。《決勝時刻》不僅帶領觀眾重回新中國成立前夕中共中央在香山度過的那段光輝歲月，用各種生活小事塑造出領袖們鮮為人知的另一面，還千里迢迢從俄羅斯找來歷史素材並修復了開國大典的彩色畫面。《我和我的祖國》則集結七位華語影壇重磅導演，演繹七組普通人和祖國息息相關的故事，黃建新擔任總製片人。
在兩個劇組來回奔波的黃建新，忙的時候甚至連著好幾天每天只睡兩個小時。在剪輯室做後期時，他發現說話沒人搭理，回頭一看，工作人員全在沙發上睡著了。如今兩部電影都順利完成，他也終於可以鬆一口氣了。
監製
努力建立中國電影工業體系
除了擔任導演，「金牌監製」是黃建新如今在業內更為響亮的身份。從1998年的《飛天》開始，黃建新已經監製過大大小小將近40部影片，合作對象幾乎雲集了華語影壇的最強導演陣容，不僅有馮小剛、陳凱歌這些內地大導演，也有陳可辛、爾冬陞、徐克、林超賢、陳德森、張之亮這些香港導演，甚至還有《小夜刀》《木乃伊3》這樣的跨國大製作。
談及為何從導演轉型做監製，黃建新坦言，他希望通過一部部華語大片的拍攝實踐，和電影界的同仁一起，努力推進建立中國電影的工業體系，只有這樣中國電影才能夠穩定發展。在他看來，單部爆款電影並不能支撐整個行業，「工業在尋找規律，不依賴爆款，工業是討論你整體投入了多少，最後能回來多少，有沒有利潤繼續推動電影發展。2018年我們電影年產量超過一千部，但只有三百多部進入院線，整體算來不成正比，並沒有賺錢。如果有一天我們行業總體的產出和投入比成為良性的，我們的電影工業才算基本建立了。」
黃建新回憶，以前拍完電影，調光師調完色彩，覺得很好了，但一到電影院放映，畫面就特別暗，原因居然是影院不肯把燈泡調到最亮，因為那樣成本非常高。影片音效也是，錄音時按照標準錄得很好，到了影院聲音就變小了，一是因為放映員把音量從國際標準的七偷偷調到了五點多，這樣做的目的依舊是為了省錢；二是有些影院放映廳的隔音不好，音量開大了，廳與廳之間互相干擾。「但在進口的杜比放映系統里，聲畫全都有固定標準，一改動就放不出來了。從這個放映細節來看，我們的工業標準還沒真正建立起來。」
一些大題材、大製作的影片，如果沒有龐大的電影工業支撐，光靠手工作坊，更是沒辦法完成。黃建新舉例說，「比如《我和我的祖國》，拍攝涉及到各行各業資料的索取。片中還有2015年『九·三』閱兵時女飛行員駕駛戰鬥機帶領後續飛行梯隊接受檢閱的畫面，如果沒有空軍支持、沒有電影工業的必備條件，你說怎麼拍？」
近年來總有影迷召喚黃建新多當導演少做監製。面對大家的熱情呼籲，黃建新倒顯得很平靜，並不是很介意具體角色。他笑言，自己的好奇心比較強，對任何事物的興趣都沒有那麼長久，一會兒就轉移了。「唯一性對我來講沒有那麼強烈，我得憋到什麼時候我想去表達了，才會去表達。」如果那一天真的來了，他還是會義無反顧坐上導演椅，一如當年那個拍《黑炮事件》的年輕小伙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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