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本專訪|婁燁和虹影——《蘭心大劇院》

近日,婁燁攜新片《蘭心大劇院》入圍威尼斯主競賽單元,因其強大的明星陣容,獨特的影像色調呈現,一如既往的婁式長鏡,以及獲得原著作者嘖嘖好評的戲中戲劇本,獨佔影迷心中的鰲頭,迫切期待著今年12月7日的到來(院線定檔日)。

虹影(上排右4)與《蘭心大劇院》主創亮相威尼斯

《蘭心大劇院》改編自虹影的小說《上海之死》。影片的故事發生在1941年的珍珠港事件前夕,「孤島時期」的上海。在感同身受婁燁的禁與被禁之間,從虹影的口中來了解《蘭心大劇院》的前世與今生。

虹影

改編與原著的千載聯姻

Q:虹影老師,昨天是第一次看《蘭心大劇院》,您如何看待這部電影作品?您覺得在您的小說上有做一些改動嗎?

A:婁燁是一個天才,他把我小說里有的、沒有的都拍出來了,用很高超的手法,把文字中的一些人物心理,和我心裡的形象,也用視覺方式表現出來了,令我特別驚喜。

Q:您說的沒有的部分具體是指哪方面?

A:就是那些埋藏在我小說人物之間的關係,比如說白玫這個人,雖然我也寫了她的前史和雙面間諜,但是他把她善的那部分挖掘出來了,呈現得很精細。

Q:您覺得電影里的演員,他們的呈現符合您的想像嗎?不管是人物的形象,還是個性?製片方在籌拍電影之時,有沒有跟您溝通過在選演員方面的一些設想?

A:這些演員每個都特別到位,每個都像我設想的人物。鞏俐尤其讓我驚喜,鞏俐從來沒演過一個間諜,一個受過專門訓練的女殺手!不管是打還是設計,都相當專業。婁燁拍時也很講究。當初我們想的是另外一個女演員,最後陰差陽錯是鞏俐,她出乎我的意料的好,但不管是她的演出,還是影片呈現出來黑白的調子,都獨一無二。

演員都選的非常到位,日本的小田切讓,還有從帕斯卡爾·格雷戈里飾演的養父到索爾,都好像是小說中的人,活生生的在那裡,所以我跟這兩個演員也說:just really really satisfied with your acting。

我發現他們下來就不是那個角色了,這個很奇怪。比如說法國演員帕斯卡爾·格雷戈,看著是一個很普通的老頭子,但是他一到電影裡面拿起那個拐杖,開始說話的時候,他扮演的角色的靈魂就出來了。呈現的那個調子我非常喜歡。

《蘭心大劇院》劇照

Q:謝飛導演之前拍《黑駿馬》的時候,他對原小說,就是張承志的《黑駿馬》作改編,他雖然是二次創作,但是編劇一欄也寫了張承志的名,那《蘭心大劇院》裡面您作為編劇的身份,您的參與度是怎樣的?包括之前的《上海王》。

A:我想婁燁是研究文本非常透切的一個導演,有他一貫的風格。不過在做《蘭心大劇院》的時候,我認為他拋開了所有的風格和以前的他,還原了那一個時代。

在中國,在上海孤島、各個租界,作為遠東這麼大一個戰場還沒開始的時候。婁燁不管是從人的生活,人的內在,還是他們所處的那種時代的危機,他表現出了那時混亂的生活。

此外依然還要吃喝玩樂,還要朗讀詩歌,還要演話劇。在我的小說裡面也有一個舞台劇,劇中劇,也是跳舞,也是男女愛情。所以他表現這劇中劇時,給我很大的震撼,彷彿從話劇里進入真正的生活。

音樂也是那個調子,這些人一旦動起來時非常棒,從一個空間進入另一個空間,自然而然,又藝術,帶入感又好,人一下子就進入了1941年的上海。

《蘭心大劇院》劇照

1941年畫面下的女子

Q:您剛才也分享了您看完這部電影的感受,您覺得文字和影像它們的區別在哪裡?您自己寫小說的時候,腦海中是先會有畫面還是文字?

A:我是一個picture的思維方式,我所有的小說,每一部出來都有導演找我。我都是先想好這個畫面,然後把它描寫出來。當然我的作品也被導演們改編了風格,但婁燁改編的這部電影,我認為特別還原我小說的精神,他展現出來的就是他的風格,他新創造的一種風格:默片加黑白空間轉換自如的套盒,高級。

我看了這個電影,認為他就是把這個套盒套得好,戲中戲,戲中與現實銜接巧妙。這個電影其實蠻燒腦的,像昆汀的《無恥混蛋》,還有我認為最像的一個是美國的《Artist》,也是黑白片。

它展現的時代是美國的那個時代,它表面上是在說默片走向彩片之後,那些演員們的命運,其實講的是整個美國一個舊時代進入新時代的命運。《蘭心》也是這樣,展現的是1941年珍珠港事件前後的上海。最有意思的是婁燁居然是一個非常女性主義的導演,他表達的非常有力量。

在這方面我認為他是還原我的小說,還原的最好的導演。一個小女子拿起槍來,拿起刀來對付象徵男性霸權的角色,而且她犧牲自己的幸福和愛情來挽救一個國家,甚至全世界,為了正義和和平。

《蘭心大劇院》劇照

Q:您剛才也說到女性主義,有一些媒體也會把您稱為是女性主義的代表人物,或者是新女性主義,您自己是如何理解女性主義的?

A:我認為女性主義要求平等,這是最起碼的,其它都是扯淡。人生而不平等,我們女性深深地感受到。我小時候受了很多這方面的不平等的待遇,甚至在夢中也經常被人欺負排擠出應居的隊列!

我認為我寫的人物當中,比如說像《蘭心大劇院》這裡面有最典型的兩個女性,她們生下來就是沒有父母的,很孤立很弱小,在她們的成長過程當中,她們見識了這個世界的可怕和不平等,她們要靠自己的力量,生存下來,整個成長過程受盡磨難,她們對世界的這種認識,就比一般順風中的女性來得深刻和徹底,更要來得到這種平等權利。

Q:我們之前跟郝蕾做交流的時候,她也說過,不應該強調男權或者女權,應該是一種平權,就像您說的應該是平等,所以您認可女性主義代表人這種稱呼嗎?

A:我認為它在每一個時期都不一樣,比如說我們現在要求的平等的意義和在1940年代是不一樣的。一個時代的前進,女性自己也要前進,一個時代需要革命,我們女性也要革命,首先是革自己的命。

電影也是這樣,現在中國電影真正有幾部電影是以女性主義的立場來反映女性的生活的?《蘭心大劇院》的核心就在此,在那麼複雜的一個時代,來揭示我們女性該怎樣掌握自己的命運。這個電影讓我特別感動的是,最後那一幕。

Q:您對這個電影裡面女性角色的塑造滿意嗎?還有《上海之死》裡面,是出於怎樣的考慮把兩個女子之間的情愛放進去的?

A:我對這兩個女性非常滿意。她們全方位的投入,這也是跟婁燁的導演風格有關係,他讓演員有自主權。

這兩個女性的情誼,在我的書里淋漓盡致,比這個電影尺度更猛烈,因為這兩個人惺惺相惜,這兩個人都是同時跟倪則仁有關係,一個是作為丈夫,一個是作為情人。

設計的那些場景,對話都非常好。

《蘭心大劇院》劇照

大作的台前幕後

Q:編劇阿美說過編劇是導演的噩夢,導演是編輯的天花板。之前來我們無錫古運河交流的萬瑪才旦的導演,他說小說創作和電影劇本差異是蠻大的,因為小說創作它更是個人的,自由的,不受限制的。但是電影劇本它會需要長時間的,可能各方面去考量初稿二稿,直到最終劇本。您覺得就在適合文學描述和適合影像描述之間,您自己會怎樣取捨?

A:這是兩個創造的方式,一個是用文字來呈現一個故事,一個是用鏡頭來呈現一個故事。一般做的比較好的,像昆汀·塔倫迪諾,他自編自導,也串一個小角色,所以不存在這個問題。

在國內像侯孝賢,他臨時就要改劇本,甚至根本把這個劇本拋開了。他跟朱天文的合作漫長,創造出佳片。王家衛幾乎每次是自己寫劇本,臨時要調整,整個過程可能要做好幾年。我記得我在羅馬看到瑪麗蓮夢露的一個展覽,其中有一部分是她演過的電影讀過的劇本。還有一些她的生活用品,穿過的衣服,用過的葯,包括化妝品。

我看到劇本時非常震撼,上面有很多她自己編輯的、寫了好些字。這就是一個演員通過文字,重新在腦子裡進行另外一種加工和創造。所以一個好演員、一個好本子,一個好導演,包括後期的好剪輯,好音樂,全部融合在一起,才會呈現一個完美的好作品來。

Q:您覺得您跟婁燁導演他合作的時候是一種融合的過程嗎?有沒有因為哪場戲產生過一些分歧或者討論?

A:沒有,我們其實最早想合作的是我的另外一部長篇小說《K——英國情人》,這是我們兩個認識一開始,想合作的電影。關於這一部電影《蘭心大劇院》,我們只是在最早的時候,做了很多對上海對那個時代的交流。

婁燁的知識面是非常豐富的。應該是在國內的導演當中特別喜歡讀書的一個人。另外一個讀過所有有關上海作品的是張一白,當年我們有可能要合作《上海王》,我記得張一白給我開了好多書單,那些書刊都是我讀過的。我也反給他開了好多書,他也全部去讀了。有一套是有個出版社編輯的所有外國人寫上海的,他有一天就拿到我們家,他都有這些書,我非常高興。

知識的儲備會對一個導演有特別大的幫助。如果你有一個很大的知識倉庫,你可以取之不盡用之不絕,在你賦予行動的時候,你導出不一樣的好電影,一點也不奇怪。

Q:您的作品裡面其實有三部名字就直接提到了上海,《上海王》,《上海之死》,《上海魔術師》。時間上也正好串起上個世紀的上半葉的上海,他是什麼地方特別吸引您?

A:上海的現代性。我從清朝末年開始講述上海,把上海這麼一個東西方融合的城市描述出來,它的豐富性深深的迷惑了我。從《上海王》到《上海之死》再到《上海魔術師》,我想寫整個中國女性的命運。比如說中國以前的女性都是三妻六妾,平胸小腳,女人服務男人、聽從於男人。

我寫小月桂在《上海王》,她是一個大腳,她有很豐滿的胸部,這些都是現代性的對女性特徵的一個表現。我最想表現的其實不是外在,我最想表現是她們內心的蘇醒,就是她們尋找自己的幸福。包括性情,婚姻,都有自己的主張。我寫了很多,比如說跟租界的關係,也比如說像《上海之死》裡面,女性跟這個世界的關係。

比如說二戰前後的《上海魔術師》,在四九年上海解放之前,整個中國的社會狀態,它涉及的不僅是歷史方面的,還有地域,政治,經濟方面的。這些設計越深,它呈現的這些女性人物就是越豐富。

我是要寫《海上花列傳》的現代版,比如說《蘭心》的於堇是其中一枝花,《上海王》的小月桂是一枝花,《上海魔術師》的蘭胡兒也是。很多像宋家姐妹這樣新女性也是,她們能對時代命脈的跳動觸及並改變。

《上海之死》小說封面

禁與被禁之間的前世今生

Q:所以我們也感覺到可以映射到當今的我們自己,彷彿沒有了一種年代上的距離感。您的小說作品裡面也有您和您親友的影子,比如《飢餓的女兒》,這部小說裡面寫的東西有時候會帶有一點爭議,您在寫的時候是什麼給您帶來這樣的一種勇氣?這樣的寫作會不會影響到您跟這些親友的交往?

A:寫《飢餓的女兒》那是必然的!那是我的自傳體小說。當然,我的家人們後來也讀了,大概跨越十幾二十年。一個好作品就是一個試金石。隨著歲月的逝去,理解這部作品的會人更多。

作為一個作家來說,我從開始寫作,就沒有畏懼過世界。對我來說,寫作就是我生存,就是我的表達。我不會為任何人而寫作。

Q:侯孝賢說,背對觀眾創作才剛剛開始,所以您就自己完成自己的表達,特別好,您的一些作品出來會被認為有故事原型人物,像上面說的《飢餓的女兒》還有《K——英國情人》,您是如何看待小說創作的虛構和真實?因為您的創作讓人感覺到這是一個真實發生的事情。

A:《飢餓的女兒》寫的就是我自己的生活,非虛構方式,寫的我姐姐或是我母親的生活,整個長江南岸那些普通女性們的生活。

《K——英國情人》這個作品,我用的是小說的形式,用了四個女性的生活,糅合成一種新的女性形象,當然是最女性主義的一個形象,她知道自己的快樂所在,敢追求性的快樂、要砸爛舊社會加給女性的枷鎖。因為引起了官司這本書被法院禁掉。

我上訴高院後,還是被禁,但允許我改名重新出版。因為有反抗法院對這本書的不公平判決,我才會寫上海三部曲。我的《上海王》,第一頁上就寫著:所有我寫的都是真的,請對號入座。

《飢餓的女兒》小說封面

Q:您的個人經歷跟婁燁導演在文學和影像上其實像是一個平行時空,有一些交集,因為有觀眾對他的期待是禁和被禁之間,您的作品也會面對一些爭議,但你們都克服了自己的一些問題和其他一些外在因素,勇往直前。我們看完覺得這部片子它展現的,刨除了他之前背景的一些標籤,就呈現了一個歷史故事。影像上面會覺得它也會被刪掉了一點小段落,這種呼應上您如何認為?

A:物以類聚,人以群分。是一樣的人,總會走在一起。我認為在藝術上,我們要表現政治,不應該喊口號,而是講真實感人的故事。它本身會有說服力。我認為婁燁在《蘭心大劇院》中的表現,比當年他最早的電影在藝術手法上表現更嫻熟。

愛是滋養,是勇氣,是故鄉

Q:你03年接受採訪的時候,談及愛情時說過:我相信愛情啊,我對愛情從來都是不遺餘力,不惜一切去追求。如今十多年過去了,你的心境有改變嗎?

A:沒有改變,我就是特別相信愛情的一個人。如果一個人在心中不懷有愛情,或者是不相信愛情,這個人就活的特別慘,等於行屍走肉,跟《蘭心大劇院》裡面的詩人劇作家莫之因是一樣的。

反之人心中有愛,就像於堇一樣的,她其實完全可以走掉,但她還是回來,要救她的愛人,我認為人活在這世界上,是為愛而存在的。

《蘭心大劇院》劇照

Q:您之前也說過生活原比小說更像小說,但是也更殘酷,就是像導演加斯帕諾也說過,沒有什麼比真實更暴力,因為這次《不可撤銷》也在電影節上展映了,您也提到作為小說素材的歷史事件會有嚴密的考據,那麼在您的小說和背後這些真實事件之間,你覺得是哪個更加殘酷或暴力?

A:我認為他們都有殘酷的部分!有時候現實比我們的虛構的世界更殘酷,有時候虛構的世界比我們的現實更能抨擊我們。因為很多東西在現實裡面你不能說,可是我們在我們虛構的作品裡面,可以說。

當然所有的創造都來源於真實世界,進行重新的創造。一個故事寫了一個人的生活,十個人看後,認為寫的是他,這是藝術。所以為什麼我們需要作家,我們需要藝術家。

Q:前段時間我看了您的《米米朵拉》,是您寫給你女兒的奇幻文學故事,有家中日合資動畫製作公司據說要將投資拍攝這部《米米朵拉》是嗎?

A:已經在做了,由中國的影視公司和日本的動漫影視公司合作。還有另外一部《奧當女孩》也是由上海美術製片廠與《大聖歸來》的製作方聯合在做。

Q:好的,除了《米米朵拉》好像還有就寫過一套《神奇少年桑桑》系列,跟你以前的《飢餓的女兒》,《K》風格差異非常大,您寫這些小說的靈感來源是什麼?

A:我的女兒。因為我之前是絕對拒絕生孩子當母親的,是命運把我整個生活顛倒了。有了孩子之後,孩子給了我另外一種藝術生命。一個小生命長大的過程。

我給她講故事,發現中國涉及到孩子的讀物,遠遠不如西方的童話、神幻,用本國的傳說來重創的多。比如類似像《哪吒》這樣的一個故事。所以我就開始進行這方面的工作,做了十年,一共寫了六本書。

虹影手捧作品《米米朵拉》

Q:您之前有生活在重慶,還有上海。也在倫敦生活過,也在北京,也在義大利,您對這些城市國家的記憶又是怎樣的?

A:我們現在在美麗的威尼斯,我記得馬可波羅到中國去見中國的皇帝忽必烈時,忽必烈問到他同樣的問題,馬可波羅回答,每次我描述某個城市時,其實是在說威尼斯。

對我來說,所有的城市都代表重慶。我在倫敦,我想念重慶,我在威尼斯,我想念重慶。因為那是我的根,我藝術的發源地。

我所有的記憶都是跟重慶有關,就是做夢,也頻頻夢見小時的老院子,卡嚓一響,大門打開了,裡面的鄰居全在談論吃,儘管那麼貧窮,沒有吃的,還是在談論怎麼做吃的,這種記憶在我的血液里。

Q:您現在長期生活在國外嗎?您還會堅持用中文寫作嗎?中國的故事會不會嘗試用英文?拉丁文?

A:我覺得中文寫的快,我詩歌都是用英文。

Q:最後請您跟我們中國的影迷再推薦一下《蘭心大劇院》吧。

A:中國的影迷。我看了兩遍《蘭心大劇院》。在同一天看兩場同樣的電影,這是第一次。所以我蠻驚喜的,我發現你看第二遍的時候,你會看到第一遍沒看到

的東西。在第一遍看的時候會很激動的地方,你會再激動。我就不劇透了,我為什麼會那麼喜歡,反正希望你們去看。謝謝。

本文採訪劉小黛與虹影

結尾引用鞏俐的丈夫,法國電子樂大師讓-米歇爾-雅爾對《蘭心大劇院》黑白影像的評價:

電影不是黑白的,而是不同層次的灰,是描繪一個時代感覺的絕佳範例。

是的,身在如今,感受《蘭心》中1941年的那場在上海的fiction,婁燁和虹影,給了我們切實可感的多種層次。

《蘭心大劇院》劇照

採訪|劉小黛、東sir

編輯|朱令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