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繁城之下》導演王錚：所有故事都會成為對世界的隱喻

（本文為《繁城之下》編劇、導演王錚在第二屆北京網路視聽藝術大會上的演講）

我是一個業餘的編劇和導演。

這個「業餘」不完全是因為我不是科班出身，更重要的是，我都不是從行業系統里成長起來的。

我從來沒給別人寫過劇本，也沒進過別人的劇組。通常情況下，我跟別人說我是業餘的，是想表示謙虛，告訴大家我還有很多東西要學習，但我從別人的眼神里發現，他們覺得我是在凡爾賽。

有一個詞叫「diy」，是指一個素人自己動手做一點有專業性、技術性的事兒。

我原來以為拍劇、寫劇本是diy，但後來發現不是，因為真正的「diy」花的是自己的錢，而我花的都是別人的錢。

作為一個業餘的編劇和導演，自學是重要的成長途徑。拿寫劇本來說，我買過很多教人寫劇本的書，其中有一本，是所有編劇都看過的，羅伯特·麥基的《故事》。

這本書有很多版本，每個版本我都會買，因為關於書，我有一種幻覺，買到了就是學到了。

麥基曾經說過，每一個故事都是對世界的隱喻。

一開始，我以為麥基是在給創作者提要求，讓你把故事講成一個對世界的隱喻。

後來我發現不是這麼回事，其實麥基是在告訴我們故事的本質：一個故事不管講的是什麼，不管講成什麼樣，最終必然成為對世界的隱喻。

換一個說法，即使今天我懷著功利性講一個故事，這裡面充滿了投機、迎合，完全沒有一點真誠，就算是這樣的故事，也會暴露我對世界的真實看法。

所以，我就有了一個推論：如果我眼睛裡的世界是貧瘠的、庸俗的、膚淺的、無聊的，我講出的故事也一定是貧瘠的、庸俗的、膚淺的、無聊的。

這個推論讓我非常擔心，我不是很確定我眼中的世界到底是什麼樣的。

於是我做了一個思想實驗。假設每個人都通過鏡頭觀察世界，比如像我這樣一個普通中年男性，每天為了生計疲於奔命，蠅營狗苟，陷入很多世俗的煩惱中，會戴著什麼樣的鏡頭看世界呢？

我覺得會是gopro。大家知道這是一種超廣角鏡頭，有非常大的景深和視野。

戴上gopro以後會怎樣呢？

基本上，我早上一睜眼就會有海量的信息湧入我的視野，人、景物、事件、聲音，嘈雜紛紜，讓人頭暈目眩。

這種情況下什麼東西會吸引我的注意力呢？無非有兩種。

一種是離我非常近的，因為它離我近，所以會佔據比較大的視野，會吸引我的注意力。這個「近」，既是心理上的近，也是物理上的近。

它可以是我那塊手機屏幕上的信息，比如，手機里突然來了一個簡訊，我點開一看，是信用卡賬單。

還有伴侶哀怨的眼神，老闆陰晴不定的臉，包括洗澡時低頭看自己日漸發福的肚子。

這就是吸引我們注意力的其中一種。

還有一種是非常戲劇化的東西。比如哪兒撞車了、著火了、打架了。因為生活過於貧瘠無聊，所以，戲劇化的東西都很容易吸引到我的注意力。

這樣，我就會得到一個非常悲觀的結論。我只講兩種故事，一種非常庸俗，一種非常狗血。這讓我很絕望。

所以我開始思考另一個問題：這個鏡頭能不能換，我是不是生來如此，我是不是天生就戴著一個gopro？

所以我開始回憶童年，我意識到我不是生來就戴著一個gopro。小朋友個子那麼小，沒有那麼遠、那麼廣的視野，他離大地很近，對世界充滿好奇，會關注很細微的東西，很仔細地去觀察。

所以，小孩子戴的是微距鏡頭。

我們可以想像一個情景，相信每個男孩子都會有一塊暑假的草地。某一天，你找不到自己的小夥伴，只能一個人玩了。在那塊草地上，你可以自己興緻勃勃地玩上半天，你可以拔野草、捉蟲子。突然，你看到了一隻癩蛤蟆，你會用樹枝敲打它，想讓它鼓起來。

如果你能撿到一個蟬蛻，那感覺就像撿到一個珠寶一樣，它非常精美，又非常脆弱，但因為鼓起來的複眼和巨大的挖掘肢，它看起來非常兇猛。

它對當時的我來說，是一個小小的奇蹟，如果用我們影視的術語來說，那就是影視奇觀。找回微距鏡頭以後，這個世界上就有很多奇觀，也許可以說，這個世界奇觀遍布，只不過有些奇觀非常微觀。

前些日子我的公司搬家了，搬到一個園區里，那裡有很多高大的楊樹，我在其中一棵樹上又撿到一個蟬蛻，拿在手裡看了很久。

其實，現在我對蟬蛻已經司空見慣了，沒有好奇心了，我甚至能夠說出它的品種，根據它複眼的位置和體型大小看，它應該是一隻蒙古寒蟬。

那為什麼我還要把它拿在手裡看這麼久呢？就是因為我，一個普通的中年男性戴著gopro，當我在凝視一個蟬蛻的時候，我在凝視什麼呢？

我覺得我在凝視回憶。

這個環節我們討論的是一個多元化的主題。我是一個業餘的編劇和導演，所以，我也很難從一個專業的、行業的角度去探討，只能從自己的角度去探討。

這個世界上有各種各樣的鏡頭，各種各樣的焦段，各種各樣的成像效果。創作者的多元化是什麼？就是我們要找到自己的鏡頭，找到自己和世界的焦距。

【演講/王錚  整理/雲看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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