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最初西方傳教士開始，中國專制封閉的形象流傳已久。
馬戛爾尼的中國訪問報告以及孔多塞對人類文明的總結顯示出的負面中國觀：中國已經停滯不前、專制僵化、封閉自大。
黑格爾筆下曾描述過，曾經開明的中華帝國已經變成專制黑暗之國。
法國著名的《電影手冊》主編夏爾•戴松是第一個評論賈樟柯電影的國外電影評論家，在他的影評《愛與微笑的季節》中有這樣一段描述.
「透過小武和公安局長之間的微妙關係，影片導演瞄準了當前體制的悖論，這種悖論迫使其代表在社會邊緣遏制其在權力上層所注入的活力」。
在文中，夏爾•戴松更是將《小武》中的犯罪類型分為上層和底層。他認為影片中受人尊敬的小勇屬於上層的犯罪，而把小武看成是底層的犯罪。
他指出，「雖然這兩種類型的犯罪在本質上原則相同，但用於不同的社會階層，區別僅僅在於社會地位有別」。
從文章中可以看出作者對小武以及賈樟柯電影中千千萬萬小武似的人物有著誤解，顯然是因為對賈樟柯塑造出的電影人物形象有誤讀。
我們知道中國沒有階級之分，每一位中國公民都是平等的。賈樟柯的電影是本著「記錄真實、還原真相」的原則創作的，他沒有刻意地展現和過度的修飾，而是記錄著最原本最真實的一面，他本人對於小武的經歷也是充滿著同情。
而他的電影也是多次以小武式的邊緣人物作為主角，反映隨著社會的發展，城鎮青年內心的茅盾和被人理解的渴望。
我們知道，小武在一次行竊中被捕，被趙警官帶到派出所，並沒有虐待小武，只是對他的行竊行為嚴厲批評。郝警官更是語重心長地對小武進行教育，在小武詢問是否能看傳呼機時，郝警官答應了，更是將傳呼機內容告訴了他。
1919年，《紅燈籠》在美國上映，該影片是華人女性形象首次出現在好萊塢電影中。
黃柳霜主演的華裔女性是插足他人家庭的第三者，這也是好萊塢啟用的第一位華裔女演員，從其在好萊塢電影作品出演的各種角色來看，具有明顯的壓制、打擊意味，或者屈辱、或者軟弱、或是媚俗等一系列社會底層角色。
中國女性身份在性別「東方主義」話語實踐中遭受的是性別主義與種族主義兩種客體的雙重壓制。
賈樟柯電影中的兩性關係幾乎涵蓋了他所有的影片，而對於影片中女性地位的討論卻從未停止。
以「愛情」為出發點，賈樟柯電影中的女性對愛情的態度可以分為三種類型：逆來順受遵從者；順其自然等愛者；敢愛敢恨追愛者。
她們既可以是流浪在社會上的無業游民、公共場所里從事不良職業的少女，也可以是工廠工人、校園裡的知識分子，甚至是超越普通男性站在更高職業崗位上的商業精英。
《天註定》中趙濤飾演的小玉是湖北宜昌「夜歸人」桑拿店的前台服務員，在工作時被兩個男客人誤認為是推拿小姐，逼迫小玉為自己服務。
小玉並沒有像以往傳統女性那樣忍辱負重，而是打破了多年來傳統女性軟弱無能、逆來順受的形象，自我防衛甚至在不得已的情況下刺死對方，然後到警局自首。
《任逍遙》中趙巧巧與體育老師喬三相戀，這在那個年代是極為稀少和罕見的，她卻不在乎他人的眼光，敢於打破傳統道德對女性的束縛，毅然決然走自己的道路。
《站台》中的鐘萍在與張軍的人物關係中體現著女性意識的覺醒。鍾萍一直深愛著張軍，為了每天能和張軍在一起，她不惜勞累，隨樂團四處奔波，當時的她一心想嫁給張軍。
然而一次意外讓鍾萍改變了她原有的想法，在經歷流產之後，鍾萍發現張軍不是一個負責任的男人，於是她果斷地選擇離開。
《三峽好人》中的沈紅，在外尋找兩年未歸的丈夫郭斌，當她從別人口中得知自己的丈夫有婚外情時，便選擇放棄尋找，她更不想委曲求全甚至以死相逼地維持這段鬆散的婚姻。
《二十四城記》中的蘇娜，她的人物形象塑造是一個對自己有明確認知、懂得規劃自己人生路線、把握自己人生命運，勇於追求時尚的新女性。
進入工廠後，蘇娜發現她不想永遠過著在工廠上班的生活，於是大膽地做了買手，定期到香港帶貨然後轉賣到富人手裡。
此外，她還對餐飲業提起了興趣，嘗試做餐廳經理。賈樟柯給我們塑造的這樣一個性格鮮明、獨立自主、不懼挑戰、敢於嘗試與創新的形象來向我們展示新時期中國的快速發展帶來的女性意識的覺醒。
然而西方的一些言論認為中國女性是沒有社會地位的，甚至是沒有人權的。他們對中國新時期的女性還停留在封建社會時期，認為女性是依附於男性生存，沒有獨立的經濟和精神人格的。
《人情、面子與權力的再生產》中提到：「中國人把天的觀念、命運和時運的觀念用於人與人之間的交往，就產生了一個西方人理解不了的詞，叫緣分。」
對於「天」這個概念，中國人一直以來採取的方式是順應，而西方人則是征服。
他們也時常想像中國男性是如何在男權社會下欺壓控制女性的，造成這一問題的原因有很多，例如存在於中國傳統文化中的男尊女卑的思想。
然而，在新時期，我們在賈樟柯的電影中，從男女之間的關係中可以了解，中國女性在新時代是有人權的，在社會上是有一定地位的。
她們並沒有完全依靠男性，成為男人眼中的「他者」，而是有一定的自我認知和家庭地位。
在戀愛關係中，她們不再是那個委曲求全，看男人臉色逆來順受的女性形象，而是勇於追求自己的愛情，經營好自己的生活，甚至在愛情中佔據主導地位。
賈樟柯電影中新時代的女性人物形象呈榜樣示範作用，其先鋒形象打破傳統對女性的刻板印象及對女性的偏見，鼓勵性別平權，使受眾尤其是女性產生情感共鳴，價值共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