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地《氣球》
文/關耳
在平遙我第一次看到了《氣球》這部入圍了威尼斯地平線單元的藏地電影。影片一開始就以幽默的方式借「白氣球」展現藏區文化里保守的一面，而後再講生死和輪迴。生命如一抹紅，外來文明對傳統文化的衝擊使得兩隻象徵意義的「紅氣球」有了不一樣的結局。
萬瑪才旦導演紮實的文學功底讓整部電影的故事更具文學性，他在藏區人民最稀鬆平常的生活狀態中汲取養分。開片的種羊與人的狀態相仿更像是一種直觀的生殖崇拜，和1994年徐冰的當代藝術作品《文化動物》一樣，動物無論披上什麼樣的外衣都隱藏不住獸性的本能。電影以羊喻人，人卻不能像羊一樣不計後果的繁衍。當索朗旺姆飾演的女主角卓嘎遭遇到新生生命和現實生計的雙重問題時，紅褂阿尼動之以情，白衣護士曉之以理，而她自己早已暗下決心。鏡頭從懷孕的卓嘎移到護士望向的窗外，一隻脫韁的羊奔走而去，像人，正逃離某種宗教與道德的束縛，護士再一轉身，卓嘎重新回到醫院，她已做好救贖的準備。
阿尼愛情的支線也涵蓋了許多文化上的衝突，阿尼的前夫是一名教師，藏區現代觀念的引進者和傳輸者，阿尼則剃髮為尼，守護著她的執念和信仰。前夫以書相贈，希望彼此能夠放下往事，而阿尼卻能火中取書，這樣的她越是遠離世俗，心中越是有揮之不去的感情殘影。就像家人面對爺爺逝去的靈魂，與其讓他如飄走的紅氣球隨風而去，不如讓他帶著印記回歸自己的家族，似乎不缺失才是團圓。
在影史上對於夢境，幻想，慾望等超現實主義題材的描繪更多的理論基礎來源於弗洛依德的「下意識領域」，這是一種純粹狀態下的精神不自覺。《氣球》在劇作上也諳熟這一點，在給爺爺搓背的場景中順其自然的開始家庭閑聊，告知兩個小孩在哥哥身上有和奶奶一樣的痦子，那是奶奶轉世的標誌，如此潛移默化做成了晚上的夢，孩子天真爛漫地爭著搶著要去看那顆痦子，漸漸地把對痦子的認識轉變成對奶奶的認知，痦子甚至成了可以取下來的獨立個體。而在爺爺去世之後，寂靜的水面倒映著蹣跚老者捻著念珠的樣子，不斷有人呼喚著「爺爺！爺爺！」，回復他的是陸面上另一個年幼的剪影，他蹦跳著跑回，令觀者以為爺爺真的有了再次轉世重生的機會，殊不知這並不是結局。
卓嘎的反抗讓「氣球」有了更深的寓意，如果「氣球」本身就帶有孩子們的單純和童真，那「白氣球」是在此基礎之上掩蓋著成人世界傳統的廉恥觀念和原始的慾望衝動。「紅氣球」的紅是神聖的顏色，紅色之下包裹著靈魂，預示著人物的結局走向，換言之影片最後父親買回來的兩隻氣球就像是載有兩個不同靈魂的器皿，他們的靈魂絕世而獨立，沒能兌現上師的轉世之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