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叫做本傑明·布拉斯基的洋人，來到上海灘做了一件影響頗為久遠的大事，那就是成立了一個電影公司，名號頗大，叫做亞細亞影戲公司。
與霍元甲約戰奧皮音的轟動性新聞相比，這件事在當時並不起眼。甚至，當時亞細亞影戲公司所拍攝的最初幾部電影，也不甚引人注目。譬如一部叫做《西太后》的紀錄片（因為這部片子，布拉斯基就成了第一個被允許拍攝紫禁城的白人）；一部叫做《不幸兒》的故事片。也正因不受人注目，所以到現在，這兩部片子究竟是個什麼內容，我們幾乎是完全不知曉。
事實上，之所以能留下這兩部劇名，很大程度上是因為一部叫做《中華影業史》的書籍。這本書寫於1927年，作者如此表述：「前（清）宣統元年（西曆一九零九年），美人布拉士其在上海組織亞細亞影片公司攝製《西太后》《不幸兒》、在香港攝製《瓦盆伸冤》《偷燒鴨》。」
美國《紐約論壇報》曾刊發一篇關於布拉斯基的訪談，其中有一段關於《西太后》與《不幸兒》的拍攝情況的文字：「一年之內，他們為準備拍攝《西太后》的膠片共12卷就可以運抵中國。中國政府為此特別出借了多達60，000人的軍隊完成影片的拍攝……《不幸兒》場景轉換的流暢程度足以媲美以鬧劇聞名的美國影片。如果去除其中的中國元素，事實上它可以在美國任意一家電影院放映，也許以後會放映的。」
然而這份報紙的判斷顯然太過樂觀，事實是《不幸兒》不但未能登陸美國，就連中國的觀眾也未能接受，票房慘淡，幾乎是默默無聞。
也因為這份慘淡，到1913年，亞細亞公司便被讓給了經理依什兒。然對於這個經理，我們更是一無所知。
這顯然引發了一些質疑，有些研究者甚至懷疑在1913年之前，這個亞細亞公司根本就不存在，也不曾拍攝過什麼《西太后》——難道是《中華影業史》信口雌黃，而之後的《中國電影發展史》等書又原樣照搬？
1912年5月18日，美國一份叫做《電影世界》的雜誌曾刊發了一篇人物專訪，主人公便是這位布拉斯基：
「他從舊金山地震的混亂中走出來，找來一架愛迪生放映機、四五十尺舊影片」就去了天津，實行以放映電影維生。起初沒人來看，當地人都怕外國人的機器和幕上出現的鬼魂，他得要出錢僱人來充場面……1912年他在紐約做什麼買賣？他向底特律機器公司訂購了12台八匹馬力的電燈系統運往中國尚未有電燈的城市；此前，他的影畫放映機是燃氣發動的。他又為自已的發行公司大批搜購影片。該公司總部設在舊金山，分公司遍設檀香山、橫濱、東京、威海衛、上海、香港。」
或許可以這麼理解，1913年之前的這家電影公司，其實是布氏發行公司（綜藝影片交易公司）在上海的分公司，而不是亞細亞。《西太后》和《不幸兒》兩部電影的攝製，也在稍後一些時間，並不是1909年。
但，布拉斯基的電影公司顯然並非子虛烏有。因為1916年8月的一份《紐約論壇報》，就曾刊登一篇人物訪談，其中如此表述：
「（布拉斯基）控制著80家影院，輻射面涵蓋了從北京到香港的廣大地區，有上百名員工參與制作中國影片……這些天，兩個製片廠每周都會出產一部影片，供給他們的80家戲院上映……上海的製片廠比較大，布拉斯基和他的合作夥伴共同擁有一家有著300多名演員的股份公司。」
姑且把這個行蹤飄忽的布拉斯基放在一邊，我們還是把視線放回到鄭正秋這邊。1913年秋，亞細亞影戲公司找到了鄭正秋，請他與一個叫姓張的年輕人合作，攝製電影《難夫難妻》。
這個年輕人來自浙江寧波，最初跟隨舅舅到上海做生意，曾在某房產公司和洋行做小職員。那麼，由美國商人做老闆的亞細亞影戲公司又為什麼會看中他呢？
答案已然不可尋，我們唯一知曉的是他曾經白天上班，而在晚上到夜校補習英語，由此學會了一口洋涇浜英語。憑藉這語言的優勢，他獲得了美國老闆的支持，居然成了這部中國故事片開山之作的製片人或說是導演。
也許事實就是如此，不論如何，總之是這個年輕人，與鄭正秋組成了一個導演搭檔。而第一部作品，就是《難夫難妻》。
《難夫難妻》說的是個什麼故事呢？實際上說的就是兩戶人家的故事。男方家長要為長大的兒子娶個老婆，於是按照標準程序，托媒人說親。而這收了錢的媒人，便來到女方家中，花言巧語勸說女方老爹把寶貝女兒嫁出去。末了，這兩戶人家便擇吉日成親，只是到了大喜之日，新郎居然還沒見過新娘，完全是素不相識，就像任人擺布的娃娃一般，結拜天地，送入洞房……
問題是導演和劇本都有了，演員又去從何處尋呢？
明天再講。
點右方鏈接回看上一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