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動電影短片兩奪戛納大獎, 這位斜杠青年期待出品中國版《熔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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剛剛落幕的2019年廣州紀錄片節上,一場論壇活動引發不少人關注。「源於真實:非虛構故事的商業化"專場論壇於廣州紀錄片節壓軸開講,資深跨界傳媒人、真實影像創始人邱嘉秋作為論壇主持人出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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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知道邱嘉秋,並非通過廣州紀錄片節,而是通過戛納。

生於1981年的邱嘉秋,是典型的斜杠青年。他一直在跨界——教育背景包含了電影、社會學和動畫,而工作經歷與新聞行業密切相關。進入傳媒行業後,他曾在新華社當時政新聞記者、編輯,後又成為財新傳媒視頻總監。如今,他的身份是真實影像創始人,致力於非虛構故事的商業化。

除了製作多年的如《選擇與尊嚴》、《尋找蘇祿王》等7部紀錄片外,作為出品人,邱嘉秋於2017和2018年連續兩年推動了《小城二月》和《延邊少年》兩部作品在戛納短片主競賽單元項目上的獲獎,包攬了新中國成立以來我國在這個項目上所有的獲獎作品。

《小城二月》和《延邊少年》都是脫胎於非虛構故事的電影短片。在非虛構故事成一時風潮的今天,根據非虛構故事改編的影視精品也屢見不鮮。國外有根據新聞事件改編的奧斯卡最佳影片《聚焦》和影響韓國立法的影片《熔爐》,近年國內也有《我不是葯神》《親愛的》《烈日灼心》《中國機長》等優秀的現實題材作品。

跨界不停,思考不停。

出身於傳統媒體的邱嘉秋說,社會題材恰巧是他所鍾愛和擅長的。

2015年,他和團隊曾拍攝中國首部VR紀錄片《山村裡的幼兒園》,這是一部貴州留守兒童題材紀錄片。2017年,他還曾作為聯合主席,發起「留守與兒童」國際電影展,徵集了11個國家51部影片參賽。他還在與世青創新中心,繼續推動全球氣候變化創新電影展的舉辦。

邱嘉秋表示,已經出品過兩部具有國際聲譽短片的真實影像,未來希望能夠做出更具影響力和商業價值的作品,將有影響力的新聞調查和深度題材轉化成商業片,讓前一類新聞作品的巨大影響力轉化成商業票房,打造有影響力的「真實故事IP」,希望中國能早日拍出像《聚焦》和《熔爐》那樣票房和影響力雙贏的作品,「在新聞報道邊界內利用巨大商業機會形成自身可持續發展,從而反哺全社會所需要的新聞調查報道」。

日前,南都記者和在廣州參加國際紀錄片節的邱嘉秋進行了對話。

非虛構故事商業化是創新

南都:這一次廣州國際紀錄片節因何而來,參賽還是?

邱嘉秋:我們這次有兩件事。第一是我們長期以來做的紀錄片作品,有一部入圍了本次廣州國際紀錄片節最終提案。另外一件就是廣州國際紀錄片節,也邀請真實影像合辦了一個分論壇。論壇名字叫作「源於真實——非虛構故事的商業化」。其實這個議題是我們的一個跨界創新,是多年來在做的一件事情,大體是希望把新聞媒體的一些深度報道,通過這種更專業的形式進行改編,最終走進電影院線,或者說成為平台的頭部網劇。

南都:非虛構故事影像化,在國內外都有一些成功的案例。

邱嘉秋:對,其實也很多了。像《我不是葯神》《親愛的》,還像《烈日灼心》、《追兇者也》,也有今年的《中國機長》等一些優秀的現實題材作品。除了國內的這些影片,國際上我們耳熟能詳的,比如說之前《波士頓環球報》做的一次關於神父性侵的報道,獲得普利策獎,後來被改編成了《聚焦》這部電影,最終也獲得了奧斯卡金獎。還有一部我們印象很深刻的韓國的《熔爐》。《熔爐》的電影票房大賣,業界好評,甚至推動了韓國的立法,我們俗稱「熔爐法」。所以一部電影,從新聞延伸的一些深度題材報道,我們相信,在其它的領域內,尤其是整個大傳媒領域內的各種產品,都有可能跟受眾產生非常緊密的聯接,造成更大的社會影響。

南都:這是您做這個事情的初衷,以及最終目的?

邱嘉秋:我最終當然希望。其實我們知道好的報道非常多,但各家媒體無論中國還是外國都在削減這部分預算、人員。

南都:深度調查報道式微,這是不爭的事實。

邱嘉秋:是的。深度報道,耗費的時間人力非常重,但我們覺得深度報道是我們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因為社會需要,它是緊密圍繞著公共利益的。我們找不到它的回饋,但我們可以看到它有很強的影響力。既然它有影響力,有人關注,最終沒有實現,可能不能賴這個事情本身,可能我們自己要反思,是不是沒有找到更好的辦法。我們最終就要找到這樣的方法。報道歸報道,可以繼續做好的報道,但報道之後我們要發揮它的邊際效應,能夠把它轉化成更好的傳媒產品,讓更多的人通過更有活力的方式,比如電影或網劇等方式來接觸到深度題材,從而被深度地影響。這樣的話,大家在既享受這種視聽的過程中,也能夠跟我們的新聞、大家關注的社會話題走到一起。

用做新聞的方法選角

南都:在戛納電影節,您連續兩年推動兩部片子拿了短片主競賽單元大獎。最近的這一部叫《延邊少年》,如果沒記錯的話,其實也是來源於非虛構故事。

邱嘉秋:是的。去年《延邊少年》其實講的是在東北延邊,我們的邊境(地區),那裡有朝鮮族。實際上當地很多家長希望去韓國打工,也留下很多孩子獨自在延邊,成了跨國留守兒童。這個題材本身也是在我們一直很關注的領域,很有趣,而且當地風光和人文特點很明顯,很適合視覺化呈現,所以選定了這個題材進行創作。這個過程,當然我們也應用了跟傳統的電影創作或者短片創作不完全一樣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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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都:具體指什麼呢?

邱嘉秋:比如說我們在選人,定人設以及選角的時候,用了一些非常紮實的,甚至是新聞和紀錄片的一部分手法。比如說我們挑這個男主角,我們在現場尋訪、採訪300多個年輕的當地小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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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都:最後選出了這一個?

邱嘉秋:對。選出的這個既是演員,這300個訪談、採訪,也是咱們日常新聞報道經常用的工作方法,最後把這個人物的畫像畫得非常有代表性。 而且真實嘛,前提是一定要真實。所以他很有穿透力,這孩子自己去演也是本色演出,演得非常到位。所以我們從藝術創作角度,還有從真實塑造人物的角度,共同完成了這樣一個作品。

新技術能讓題材走得更遠

南都:之前您拍過中國第一部VR紀錄片,能不能介紹一下這部片子?

邱嘉秋:這是我們多年前的一個作品。我們剛才說的新聞改編電影,其實本身是一個全行業的創新。2015年的時候,VR這個技術嶄露頭角,當時我們就覺得VR是一個很有意思的事情,因為它全景、完全的360度,對完全地展現和記錄真實是一個利器。

南都:也是挑戰。

邱嘉秋:對,當然是挑戰。先從好處來說,它從新聞或者紀錄片角度來說,也是原封不動地記錄真實,它跟「眼見為實」這件事,是很貼合的。當然它的挑戰是在於我們原來的一些技能或者一些特長,在新的形勢之下可能都沒用。無論是對畫面的構圖、剪輯,都是完全顛覆性的。但我要說,為什麼後來我們作為一個傳統的新聞團隊成功了呢?這對所有人來說都是革命,你做到自我革命的時候,因為你的基礎好,在原來那個領域的階段的基礎好,所以你在新的革命中也能站在前列,你可能比別人走得更遠。所以不要怕自我革命,自我革命只能給你帶來好處,要時刻帶來創新的精神。

在2015年的時候,就是跟聯合國千年計劃(UNMC)還有中國發展研究基金會(CDRF),我們三方出品了《山村裡的幼兒園》VR紀錄片。關注的是留守兒童,同時我們把聯合國的視角引入進來。我們既要承認中國的留守兒童是一個我們需要關注的問題,同時也要看到中國在為這件事情不斷做出努力,做好了這樣一個內容的平衡、客觀,儘可能客觀。在我們的內容選擇上,我們用了紀錄片的形式,是因為我們找了在地的志願者老師們,他們去真實講述,這樣的話更有穿透力,比我們去做總結要好得多。 所以採用了VR紀錄片的辦法,為了保證題材能夠走得更遠。

南都:現在大行其道的無人機,您是不是早就玩過?

邱嘉秋:是。我們在這幾塊都做得比較早。無人機的時候,我們在2014、15年就開始應用。當時我們做的比較成功的案例,是當時騰格里沙漠晾曬池污染。當時我們無人機觀測到了整個兩個足球場大的地方被污染,以及這個石頭濺起來黑水,用非常視覺化的語言,讓觀眾一下就發現了事情有多嚴重。文字有自己的特點、優勢,有邏輯性、細緻、文學性,但是視頻有它的眼見為實、衝擊力極強,一看大家就知道這怎麼回事。這個引起了巨大反響,當時全網在那個年代已經3000多萬的一個全網點擊,也是創了一個記錄吧。

公眾流量可轉化成付費產品

南都:說到點擊率,我覺得紀錄片還是比較窄眾。抖音快手上那麼多網紅、爆款,我們怎麼平衡爆款和有品質的產品這個關係的?

邱嘉秋:我們就從受眾角度,受眾還是要分成不同類別的。紀錄片總體來說還是小眾的,但這個小眾它既有影響世界的能力,也有消費能力。所以我們覺得紀錄片它是有自己的生長環境的,就是說供血的基礎是有的。

南都:雖然它非常窄眾,實際上它在這個範圍內又有很大的商業前景。

邱嘉秋:對,紀錄片畢竟是小眾,它有天花板,因此我們今天要做的事情其實又有一個變化,就是我們這次在廣州國際紀錄片節上辦的論壇的一個主旨:就是我們把這些,我們關注的這種公共性焦點,變成一個商業味道極重的、娛樂化極重的故事片電影。故事片電影跟紀錄片就不一樣了,它可是大眾消費產品,這大眾消費產品,而且它是一個體量很大的市場。而且它有很強的發展動力。因此我們希望把公眾對報道的關注的這種焦點,就是公眾的流量,通過最合理的方式轉化到院線,轉化到付費產品,比如網劇的播放或者電視台的電視劇等,轉化到這一類頭部傳媒的產品,這是需要投入很高的成本和非常精細的製作,只有非常專業的機構和人才能完成的,它也具備不可取代的非常高的市場價值。

南都:聽說您一部片子有的會拍好幾年?

邱嘉秋:是。我們紀錄片,像我們的《尋找蘇祿王》,還有像緩和醫療(《選擇與尊嚴》),都有4年、5年的。紀錄片也有更長的。比如我認為紀錄片是一個Campaign,是一個行動。它要做的東西不光是藝術創作,更多的是話題,把這話題深度,最終話題帶動起所有相關的資源,無論監管方、市場能力、學術以及媒體等都進來。紀錄片是要推動這個問題的深入理解,以及推動這個話題領域裡的進步,這是我們對紀錄片的要求。所以我們從來沒有把紀錄片當成一個單品,我們同時會做很多很多片子,紀錄片不用7×24小時拍好幾年,而是說這在很多年中間抽出一些時間來做,也有相對靈活性,我們是很享受的。做紀錄片人是非常幸福的。

南都:堅持這麼多年,您的源動力是熱愛嗎?這件事本身,它到底掙不掙錢?

邱嘉秋:我們也掙錢,我們最滿意就是在於不要被熱愛的事情所束縛。因為既然我熱愛了,還有好多人熱愛,只要有人熱愛它,一定有他熱愛的理由。熱愛理由,就有可能成為有人支持熱愛的理由。這個支持理由可以是消費端的,也有可能是B端的,都有可能。我們把這個理由找到路徑,把它搭起來,我們的錢流轉起來,我們就能既掙錢又能做喜歡的事。

采寫:南都記者胡群芳 實習生王知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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