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刁亦男的新片，電影《南方車站的聚會》上線了。
頂著第64屆柏林國際電影節最佳影片《白日焰火》名頭的導演刁亦男，他的新作自然也是飽受關注。
然而，當觀眾買票進場觀看的時候，發現並沒有想像中那麼令人驚嘆，反而有種辜負了期待的落差感。
故事情節十分簡單：胡歌飾演的周澤農剛出獄，就因為幫派鬥爭被捲入了命案案件中，並且開始了一場還沒開始就已經結束的逃亡。
情節簡單，但是敘事方式卻是通過不斷的閃回，將事實的真相一點一點地拼湊起來。所以，與其說，是電影故事讓人印象深刻，倒不如說是電影獨特的視聽風格讓人耳目一新。
不同於第五代導演有著民族與國家的共同母體，中國第六代導演更加執著於在電影中探索個人遭遇與個人情感，甚至於執著個人風格，在某種程度上更是有著風格凌駕於故事之上的狂熱。
在這樣的的情況下，刁亦男作為其中一員，同樣有著自己的風格。
第六代導演
一般認為，在20世紀80年代中後期進入北京電影學院導演系，90年代開始執導電影的年輕導演被認為是中國第六代導演。
在張藝謀陳凱歌等第五代導演，在國際上產生的巨大影響後，人們開始漸漸對第六代導演產生期待。
不同於前幾代導演是社會模糊認識概括，第六代導演是有一個自我認知：我就是中國第六代導演。
最開始有關「第六代」的說法，來自胡雪楊1992年，在上海電影製片廠拍攝完《留守女士》之後的自我介紹「89屆五個班的同學是中國電影的第六代工作者。」有種迫不及待地宣告自己的來臨。
並且，這一代導演，大多出生於60年代，而他們的藝術思想和政治理念則成型於80年代。
而在他們的作品中，也大多可以看到閃爍著思想上的人道主義、藝術營養的現代主義的光輝。這也可以說是第六代導演的一個共性。
在這樣的環境下，催生了他們對對於黑色電影，以及個人風格的追求。
黑色電影
所謂黑色電影，有別於傳統電影對於主角非白即善的設定，黑色電影的主角像是正邪雙方的邊緣人，雖然同情主角的遭遇，但又因為他常常遊走在法律與道德的邊緣，很難說他是清白的。
同時，這一類的電影，往往還包含了主角作惡並非「性本惡」，反而是被「命運」和「世界」裹挾著不得不作惡，在每一個看似偶然的悲劇上，都充滿了必然的因素。這也給了黑色電影相對其他電影來得更為深刻的社會性和哲學性。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今年口碑票房雙爆炸的《小丑》這部電影。在亞瑟必然成為小丑的結果下，充滿了各種偶然的悲劇。
在電影《南方車站的聚會》同樣也是如此。
為了警方的30萬懸賞，各方勢力都被卷進來。周澤農身邊的朋友、敵人為了懸賞，不惜製造謊言和陰謀，但也都付出了相應的代價。
我命由我不天！是每個人都想追求的，但是，在這部電影中，刁亦男則是展現了「我命由天不由我」的悲涼。
在一個又一個背叛和「舉報」中，每個人都以為自己是目睹螳螂捕蟬的黃雀，但卻忘了每一個黃雀的身後也都有一個拿著長槍的獵人。
尤其是，在各種大尺度的暴力場景：雨傘當兇器、飛車行兇等等，雖然有著現代都市武俠的韻味，但卻失去了該有的正義，僅存深不見底的黑暗。
風格掩蓋故事內容
雖然周澤農是電影的主角，但是電影的主體卻並不關心他的命運，而是借著他的眼睛來觀看外部世界。
周澤農是一個刑滿釋放人員，他與世界隔離許久脫節許久。
而他最終的迷失和困惑，隱喻著什麼？是世界本身的危險和刺激，還是世界的暴力和背叛？或許對於所有人而言，這個世界註定了，會將所有人吞噬！
導演的敘事是游移的，並且電影中設置的多個角色，也幾乎都是充當著「工具人」的作用，很難給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在最後，也許在觀眾腦海里印象最深的不是周澤農用假舉報換得的錢作為妻子的安慰，也不是最終周澤農的死亡，妻子從劉愛愛那裡分到了錢，而警察也目睹了這一過程。也許最後留在觀眾腦子裡的是電影中，那些魔性的武漢方言，以及在武漢郊區的各種奇觀。
這是電影本身風格大於內容所造成的。
一直以來，風格和內容是藝術創造所必然要面臨的問題。
風格，需要內容支撐；但是當內容受到限制的時候，轉向對風格的探索，似乎也是順理成章的事情。
而刁亦男導演在電影中，也是對影像技術進行了一定程度的借鑒：人物在霓虹燈中的照耀下，一定程度的失真，顯得詭異；而一些敬靜幀的留白，也是多了一絲刻意的停頓。
這種高度形式感的電影場景，幾乎是可以單獨截出來，放在美術館中作為壁掛。
一部好電影的意義在於能夠有豐富的解讀空間，但是對於觀眾而言，其文本（劇情）本身應該具備一個相對完整的意義。否則，在風格和內容上的斷裂，始終只是一個空洞的形式主義罷了。
